前言 全球化時代的第一次危機
二○○八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二，這是「雷曼兄弟破產隔天」，也是全球貨幣市場失靈的一天。九月十六日，位於華盛頓特區的聯準會開始祭出緊急計畫，對世界各國的央行釋出數千億美元。華爾街的目光全都瞄準美國國際集團（AIG），要看這個全球保險巨頭能否撐過這一天？還是會步入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的後塵，完全消失？衝擊正向外擴散，幾個星期就讓工廠與造船廠裡的勞工、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與商品交易受到影響。此外，曼哈頓中城舉行的聯合國大會第六十三次會議也在這天開幕。
聯合國大樓位於東四十二街，並非紐約金融重鎮。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參加會議的演講者也沒有詳細說明銀行危機的技術性問題，但他們堅持要談論危機背後的廣大意涵。第一位發言的政府領導人是巴西總統魯拉（Lula），他大力譴責引發危機的自私和投機所造成的混亂。相對來說，隨後上台的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反倒引起恐慌。跟實際狀況不同的是，布希看起來並不像跛腳鴨，沒有受到八年執政失敗的困擾。他的演講前半部分全都圍繞在全球恐怖主義的幽靈，接著則從民主進步裡最保守的主題得到慰藉。他看到烏克蘭和喬治亞最後出現「顏色革命」（注：color revolutions，一九八○、一九九○年代發生在中亞、東歐國家的政變，多以顏色命名），但這些政治運動都可以回溯到二○○三和二○○四年。在美國總統的演講稿中，讓華爾街面臨幾乎毀滅的金融危機只分配到最後兩小段。對布希來說，「動盪」是美國政府要處理的挑戰，不是多邊行動的問題。
不過其他國家並不同意。菲律賓總統葛洛莉雅‧亞羅育（Gloria Macapagal Arroyo）談到，美國的金融危機已經引發一場不確定的「可怕海嘯」，不只影響「曼哈頓島」，還遍及全球。自從二○○七年第一波微震撼動金融市場以來，世人一再自我安慰地說：「最糟的情況已經過去。」但一次又一次，「隧道盡頭的光明」呈現的是「一列迎面而來的火車，朝全球金融體系帶來新衝擊。」不論美國下多少功夫來穩定局勢，仍舊沒有效果。
在聯合國發表演說的演講者一個接一個把危機與全球治理，拿來跟美國作為最終世界主導力量的地位連結起來。身為剛經歷毀滅性金融危機存活下來的國家代表，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費南德茲‧德基希納（Cristina Fernández deKirchner）並不是唯一暗暗幸災樂禍的人。只有這一次讓美國無法把危機歸咎給周邊國家。這場危機「源自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數十年來，拉丁美洲都被教導：「市場會解決所有事情。」現在華爾街失敗了，布希還承諾美國財政部會出手拯救。但是美國是否有能力因應？「目前的干預，」費南德茲強調，不只是「印象中最大的一次，」還是「由一個擁有驚人貿易量與財政赤字的國家插手。」如果不制止，那麼限制許多新興國家財政和貨幣紀律的「華盛頓共識」（注：Washington Consensus，一九八九年針對陷入債務危機的拉丁美洲國家所提出的一套經濟改革主張，包括實行緊縮政策、削減福利支出、金融與貿易自由化的措施等等。因為得到世界銀行支持，被視為是美國控制拉丁美洲經濟的手段）顯然已經失效。「這是檢視美國行為與政策的歷史契機。」不只拉丁美洲國家表達不滿，歐洲國家也加入。「世界不再是一個擁有單一強大力量的單極世界，也不是有著東方和西方國家的兩極世界，現在是一個多極世界，」尼可拉斯‧薩科奇（Nicolas Sarkozy）喃喃地說，他是法國總統兼歐盟理事會（EU Council）主席。「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不可能受「二十世紀的制度控制」。聯合國安全理事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和八大工業國組織（G8）必須擴大。世界必須有一個新的架構，一個十三大（G13）或十四大工業國組織（G14）。
新千禧年以來，在聯合國裡並不是第一次提到全球治理和美國的角色問題。當法國總統在聯合國反對美國的單邊主義時，沒有人會忽略二○○三年伊拉克在災難性戰爭中掙扎的情況可能重演，那是歐洲與美國、政府與公民痛苦分道揚鑣的時刻。它顯示出兩大洲之間的政治文化有著驚人的鴻溝。布希和共和黨右派的支持者想要拉攏充滿正義感的二十一世紀世界公民並不容易。他們談的全都是先進民主的發展，甚至搞不清楚自己在二○○○年已經贏得選舉，首次同時控制白宮與國會兩院。他們與英國首相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合作，誤導世界相信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他們厚臉皮的訴諸神啟，並操弄十字軍東征的狂熱，無視歐盟和聯合國喜歡端出開明、透明、自由、全球性等現代性的概念。當然，那就是他們的門面、他們的政治象徵。但是政治象徵很重要，這是建構意義與霸權的基本要素。
到了二○○八年，布希政府已經輸掉這場戰鬥，而且金融危機給人留下災難的印象，這是個嚴酷的歷史結果。僅僅在五年的時間裡，美國，這個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優異的外交政策和經濟政策全都面臨慘敗。而且彷彿要強化布希的去合法化執政，在二○○八年八月，美國的民主制度還呈現出荒謬的景象。在世界面臨全球金融危機的時候，共和黨選擇明顯不合格的阿拉斯加州長莎拉‧裴林（Sarah Palin）擔任約翰‧麥坎（John McCain）的副總統競選搭檔，她對國際事務的幼稚看法成為全世界的笑柄。最糟的是，大多數美國選民並沒有理解到這是個笑話，他們熱愛裴林。談了幾年要推翻阿拉伯獨裁政權後，全球輿論開始懷疑美國政權正在改變。隨著小布希下台，由老布希製造的後冷戰秩序已經搖搖欲墜。
聯合國大會在紐約開幕前幾週，世界呈現出多極化現實的兩個示範。一方面，中國在奧運會的驚人表現讓西方國家相形見絀，尤其是相較於一九九六年讓西方國家沮喪的亞特蘭大奧運會，還記得當時有個另類右派（alt-right）的狂熱分子利用土製金屬管式炸彈（pipe bomb）試圖要阻止奧運舉行。如果說麵包和馬戲團是取得統治正當性的基礎，那麼在經濟蓬勃發展的帶動下，中國政府正精彩上演這樣的表現。在此同時，隨著煙火在北京綻放，俄羅斯的軍隊正進軍喬治亞，對這個追求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會員國的小國家進行嚴厲的懲罰攻擊。薩科奇則剛結束停火談判，從歐洲東部邊境來到紐約。這開啟俄羅斯與西方國家間一連串公開衝突的序幕，最終導致另一個追求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員國的烏克蘭被暴力分裂，以及眾人妄加臆測俄羅斯打算顛覆二○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
二○○八年金融危機再次成為美國霸權衰弱的另一個標誌，而且當十年後危機重現、裴林的後繼者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時，這個觀點很容易得到證實。如果沒有二○一七年一月二十日川普語氣蠻橫的就職演說，現在很難讀到二○○八年在聯合國的演講，以及清楚記住他們對美國單邊主義的批評。在那個天氣灰濛濛的星期五，第四十五任總統在國會大廈的台階上傳達出美國處於危機之中的形象，他主政的國家陷入混亂，國際地位也在衰退。他宣稱，這場「大屠殺」必須結束。但要怎麼做呢？川普的回答很強硬：那天，他和他的支持者頒布一項「讓每個城市、每個國家的首都和每個權力殿堂裡都聽得見的法令。從今以後，我們國家有個新願景。從今以後，只有美國第一、美國第一……」如果美國的確遭受強烈的危機，如果美國不再至高無上，如果美國必須「再次變得偉大」（對川普來說，這些事實不言可喻），那麼他至少要「頒布」自己擬定的法令。這就是美國右派政黨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所給出的答案。
二○○三、二○○八和二○一七年的事件無疑是近期國際歷史的關鍵時刻，但這些事件之間有什麼關聯？二○○八年的經濟危機、二○○三年的地緣政治災難，以及二○○六年十一月大選後的美國政治危機之間有什麼關聯？這三個時間點標示著怎樣的歷史轉折？這對歐洲有什麼意義？對亞洲呢？而這與英國從伊拉克戰爭、二○○八年倫敦金融城危機，到二○一六年的脫歐危機這段相對較輕微、但不那麼驚人的發展軌跡有什麼關聯？
這本書的看法是，二○○八年九月聯合國的演講者是對的。金融危機，以及經濟、政治和地緣政治對這場危機的反應，對於理解現今不斷改變的世界至關重要。但是要了解它們的意義，我們必須做兩件事。我們必須把銀行業的危機放在更廣泛的政治和地緣政治背景來考量。同時，我們必須深入理解銀行業的內部運作，我們必須去做二○○八年九月聯合國大會沒有做到的事，我們必須設法解決金融體系的經濟問題，這必然是一個技術性事件，有時可能還有點無趣。這本書處理的大多數資料都有種冷冰冰的疏離感，這是一種選擇。追蹤達沃斯思維模式的內部運作並不是了解權力和金錢在危機過程中如何運作的唯一途徑（注：世界經濟論壇每年冬天都在達沃斯舉行，會議期間會邀請各國學界、政界、商界、媒體領袖探討世界面臨的急迫問題，因此這裡也成為權力交鋒的場所）。試著從受到影響或按照規矩做事的人留下的足跡，以及他們形塑出矛盾的市場導向文化，來重建他們的邏輯。但這裡要對那些充滿視覺效果的必要表演提供一種解釋，試圖顯示出權力與金錢的流動如何從內部運作與不運作。而且這個特別的黑盒子很值得撬開來，因為就像這本書要說的，這個在二○○八年普遍流傳的簡單構想認為，基本上這是美國人的危機，甚至是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危機，還有現在正處於美國單極權力讓位的關鍵時刻，但實際上這些都是嚴重的誤導。
美國與世界各地的評論家都希望接受這是「全美國人的危機」的概念，藉此來掩蓋美國與歐洲深切連結的現實情況。在這種情況下，也使批評與義憤引導到錯誤的方向。事實上，危機不僅在美國，還在全球，而且最重要的是，北大西洋才是危機的發源地。而且這個危機還以充滿爭議與問題的方式回到世界金融經濟中心，影響美國這個唯一能應對這項挑戰的國家。這種能力來自一種結構性的影響，那就是美國是唯一可以生產美元的國家。但這也與政策選擇的做法有關：對美國來說是正面的做法，對歐洲來說可能是產生災難的負面做法。闡明這種相互依賴，以及全球金融體系最終仰賴美元的重要性，不只是為了要正確理解歷史，重要的是，這還提供一種新的視角，解釋川普政府宣稱要從一個相互連結的多極世界中獨立出來所產生的險境。
緊密相連的全球貨幣體系
僅僅將二○○八年的危機視為美國本土的問題是很誘人的做法，因為危機就從那裡開始。這也會讓世界各地的人高興的想像這個超級大國終於得到報應。倫敦金融城爆發危機也增添這種關鍵氛圍，這讓歐洲人方便把責任丟到英吉利海峽另一頭的英國，然後英國再橫越大西洋把責任丟給美國。事實上，這是提前準備好的劇本。就像在本書第一部分會看到，美國內外批評布希總統政策的經濟學家，包括這個時代許多頂尖的總體經濟學家，都已經準備好一齣災難性的劇本。這個劇本圍繞著美國的雙赤字（預算赤字與貿易逆差），以及美國依賴外債的影響。布希政府的債務增加是個不定時炸彈，而且在二○○八年歐洲面臨危機時，它們認定這是獨特的英美危機，這樣的想法在十八個月後間接得到證實。這個危機似乎遵循一套相當不同的劇本，圍繞著歐元區的政治和結構。因此，歷史似乎按照美國危機接著歐洲危機的順序發生，每個危機都有各自獨特的經濟和政治邏輯。
這本書的論點是，以美國受到影響為主軸來看待二○○八年的危機和後果，根本誤解與低估危機在經濟與歷史上的重要性。當然，危機的核心在美國房地產市場。身在其中的數百萬美國家庭最早受到打擊，而且受到的影響最嚴重。但這場災難並不是二○○八年以前普遍預期會出現的美國國家危機與財政危機。許多人擔心的中美關係崩潰風險得到壓抑，但相對的，平凡的美國房地產市場所引發的金融危機則威脅世界經濟。這場危機的影響遠遠超出美國之外，撼動世界一些最先進經濟體的金融體系，包括倫敦金融城、東亞、西歐和俄羅斯，而且還在持續發展中。與大西洋兩岸流行的論述相反，歐元區的危機不是一個單獨而特殊的事件，而是緊接在二○○八年衝擊之後的事件。將危機重新描述成一個在歐元區內部、而且是以公債政治學為中心的危機，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行動。在二○一○年後的幾年內，這變成經濟政策中某種類似跨大西洋文化戰爭的情況，任何時期的歷史都必須小心繞過這個地雷區。
如果這本書第一個挑戰是標示出這種誤解，以及從北大西洋為中心向外發散的全球金融危機，並呈現出二○○八至二○一二年的危機還在持續發展，那麼第二個挑戰就是說明各國對這場動盪做出與沒做出的反應。危機的影響不一，但全球都受到影響。而且從各國的反應力道來看，新興市場政府相當驚人的證實多極化的現況。一九九○年代的新興市場危機，包括墨西哥（一九九五年）；南韓、泰國、印尼（一九九七年）；俄羅斯（一九九八年）；以及阿根廷（二○○一年），已經讓這些國家學到，喪失國家主權有多容易。它們已經學到這個教訓。這些在一九九○年代受害的國家下定決心「強化國力」，到了十年後的二○○八年，沒有一個國家被迫尋求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對於西方國家引進的金融危機，中國的反應在全球史上的意義是：經濟活動的天平已經加速移往東亞國家。
有人可能會試著做出結論，認為全球化危機已經再次確認民族國家的不可或缺，以及新型國家資本主義的出現。而且隨著政治反對勢力成形，這樣的論點在接下來幾年獲得更大的力量。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二○○八年金融危機的周邊地區，而不是核心地區，很明顯這樣的診斷充其量只說明一部分的情況。在新興市場中，二○○八年金融危機最危急的兩個國家是俄羅斯和南韓。它們的共同點除了是經濟蓬勃發展的出口國之外，還有與歐洲和美國的金融體系深度融合。後來證明這是關鍵，它們經歷的不只是出口崩潰，還有銀行業「突然停止」提供資金。因此，擁有貿易順差和巨額外匯的國家遭受嚴重的貨幣危機，儘管據說貿易順差與外匯存底是民族國家經濟自給自足的基本要素。情況被更加誇大，而這也是歐洲和美國在北大西洋發生的故事。二○○八年秋季，威脅北大西洋經濟穩定的是提供給歐洲超大型銀行的美元嚴重短缺，這個因素不易察覺，而且幾乎沒有被公開討論。短缺的數量不是數百億或數千億美元，而是數兆美元。這與原先預測的危機原因正好相反，原先認為原因是美元過剩，但其實是美元資金嚴重短缺。結果美元並沒有暴跌，反而上漲了。
如果我們要掌握這個沒預測到的風暴動態，就必須超越二十世紀初繼承下來、大家熟知的總體經濟學認知架構。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國際經濟形成的總體經濟觀點，圍繞的是民族國家、國家的生產系統和各國產生的貿易不平衡。這種經濟觀點長久以來被認為是凱因斯的看法。不出所料，二○○八年爆發的危機引來一九三○年代的回憶，而且引來回歸「大師」的呼聲。事實上，如果想要掌握二○○九年以後的消費與投資崩盤、失業率激增，以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選擇動態，凱因斯經濟學不可或缺。但談到要分析在深度全球化時代爆發的金融危機時，標準的總體經濟學方法有其局限。在國際貿易的討論中，現在普遍認為國家經濟不再那麼重要。推動全球貿易的不再是國家經濟體之間的關係，而是跨國公司廣泛協調合作的「價值鏈」。全球金融業務也是如此。為了了解二○○八年在全球金融體系內爆發的緊張情勢，我們必須超越凱因斯的總體經濟學，以及他那熟悉的國家經濟統計機制。正如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首席經濟學家，也是新一代「總體金融學」最重要的思想家申鉉松（Hyun Song Shin）提到：我們需要分析的全球經濟，並非以「島嶼模型」（islandmodel）為條件，分析各國間的國際經濟互動，而是要透過企業資產負債表的「連鎖矩陣」（interlocking matrix）來分析銀行對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二○○七至二○○九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二○一○年之後的歐元區危機都證明，在預測現代金融危機造成的衝擊力道與速度上，政府赤字和經常帳失衡是很糟糕的預測要素。只有專注在這個金融帳連鎖矩陣裡所出現的驚人調整，才能理解這點。與預算和貿易等傳統「總體經濟失衡」所施加的所有壓力相比，現代全球銀行的擠兌會更快速的轉移更多的資金。
歐洲、美國、俄羅斯和南韓在二○○八年的經歷，以及歐洲在二○一○年之後再次經歷到的是銀行同業拆款市場崩潰。只要銀行業規模適當，大量的國家外匯存底就會幫忙度過難關，這就是俄羅斯倖免於難，但南韓苦苦掙扎的原因。而在歐洲，不僅沒有貨幣準備，銀行的規模與美元計價的業務都很難想像可以採取獨立的自我穩定措施。沒有一個頂尖的央行提前衡量到這些風險。它們沒有預見全球化融資如何與美國房貸熱潮相連，聯準會和美國財政部也誤判九月十五日雷曼兄弟破產的影響規模。過去從來沒有像這樣大型、關係緊密的體系幾乎完全內爆，即使在一九三○年代也沒有。但是一旦風險的規模變得很明確，美國的主管機關就趕忙採取行動。就像我們會在本書第二部分看到，歐洲人和美國人不只動用國家力量來救助陷入困境的銀行，聯準會還採取一項真正讓人驚嘆的創新，它把自己塑造成全球銀行體系最後的流動性提供者。它提供美元給所有在紐約的人，不論是銀行還是美國人。透過所謂的流動性換匯協議（liquidity swaplines），聯準會允許精心挑選的核心央行按照自身需求發行美元貸款。在突然大量增加的跨大西洋活動中，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處於領先，它們對歐洲銀行體系注入數兆美元。
作者為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史學教授、歐洲研究所所長。曾於劍橋大學、耶魯大學任教，並在耶魯大學擔任國際安全研究所主任。他與多家重要公司合作行政培訓工作，也對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有所貢獻。曾獲頒英國沃爾森史學獎（Wolfson Prize）與朗門歷史獎（Longman-History Today Prize），並以《崩盤》一書獲得2019年吉爾伯圖書獎（Lionel Gelber Prize，旨在獎勵探討全球事務的作家與學者，《經濟學人》曾讚譽此獎為全世界最重要的非文學類著作獎項）。
先後著有《統計與德意志：現代經濟知識的建立》（Statistics and the German State, 1900–1945: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 Knowledge）、《毀滅的代價：納粹德國經濟的建立和崩潰》（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與《大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和世界秩序的重塑》（The Deluge: The Great War, America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Global Order, 1916–1931）。文章散見《外交事務》、《金融時報》、《衛報》、《華爾街日報》、《南德日報》、《明鏡雜誌》、《新左派評論》和《倫敦書評》。
書名：《崩盤：金融海嘯十年後，從經濟危機到後真相政治的不穩定世界》
作者：亞當‧圖澤（Adam Tooze）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19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