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網絡
網絡在十八世紀晚期重大政治革命扮演決定性角色，一如先前的宗教與文化革命。手寫文字與印刷文字又一次發揮重要作用。支持激進政治改變的論點，對皇家權威批判的詳細說明，紛紛出現在書籍、小冊子、報紙，以及無數親筆書寫的信件裡。在「文人學者」眼裡，筆墨經常比刀劍更孔武有力，而作家—詩人、劇作家、小說家、辯論家—成了眾多時代英雄之一，無所畏懼的出版商則是他們的助手。不意外地，印刷稅成了叛亂之怒瞄準的對象。
在社會網絡名副其實的網格裡聯手，西方世界的抄寫員和印刷商似乎打算用文字寫下脫離世襲統治之路。從波士頓到波爾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字工匠網絡的成就，其中最棒的文字工匠也是演說家，能慷慨激昂地召集群眾到廣場上，煽動群眾一舉攻陷舊政權的塔樓。
但革命要成功不僅需要作家，還需要鬥士。此外，革命網絡必須堅韌不拔；它們不能因為遭階級式權力打壓就崩解。在這個脈絡下，保羅．李維（Paul Revere）的例子向來被認為意義深遠。學子們不再背誦亨利．韋茲沃思．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詩，也沒有人還記得美國最早的電影之一、湯瑪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的《保羅．李維的午夜夜奔》（Midnight Ride of Paul Revere），但它所訴說的故事絕不陌生。
「一盞燈代表陸路，兩盞燈代表海路」—從北教堂尖塔給李維的重要信號—是依舊能引發共鳴的眾多句子之一：
鄉村街道急忙的馬蹄聲，
月光下的倒影，一副黑暗身軀
一道火花，從地上的卵石閃現
來自一匹無懼奔馳的駿馬：
就只是這樣而已！穿越幽微與光亮，
一個國家的命運在那晚奔馳；
那匹駿馬在飛馳之際，劃出了火花
其炙熱讓星火點燃大地
朗費羅的燎原星火當然是個隱喻，代表消息傳遞的過程，我們可以很本能地理解—至少自以為理解了：
保羅．李維徹夜奔馳；
他的呼告達旦通宵
傳到每個密德塞斯（Middlesex）的村莊與農場—
起身反抗的呼告，而非恐懼的呼告，
黑暗中傳來聲音，大門傳出叩擊，
還有將永恆迴盪的話！
但誠如葛拉威爾特別指出的，李維如此成功地傳遞情報，通知眾人，軍隊將被調往波士頓西北邊的城鎮—萊辛頓（Lexington）和康寇德（Concord）—在萊辛頓逮捕殖民地領袖約翰．漢考克（John Hancock）及山謬．亞當斯（Samuel Adams），然後在康寇德抄查殖民地民兵隊武器，其箇中道理不是乍看就能明白。
李維僅騎馬奔馳了十三英里，挨家挨戶敲門警告士兵正朝每個城鎮開拔。但他的消息傳得比任何馬匹實際上可能傳播的還要快、還要遠，在凌晨一點就傳到了林肯（Lincoln），凌晨三點傳到薩德伯里（Sudbury），凌晨五點傳到距波士頓四十英里的安多弗（Andover）。這一切從頭到尾只靠口耳相傳。大衛．哈克特（David Hackett）在討論李維夜奔的書裡論稱，李維「有身處事件中心……以及動員大批群眾方面的不可思議本領」。
葛拉威爾主張，不同於威廉．杜維斯（William Dawes，也進行了類似的消息傳播之旅），李維能夠引發「口耳相傳蔓延」是因為「少數原則」（the Law of the Few）。李維恰巧好是那種稀有類型：他是「連結者」（Connector），「愛交際」而且「無法克制地天生愛與人交往」。但他也是個「專家」（Maven），知識的累積者，不僅「擁有殖民時期波士頓最大的名片盒」，而且「積極投入搜集英國人資訊的活動」。
這個版本的李維夜奔引人入勝，可是並不完整。它忽略了李維作為反叛信使的名聲早在一七七五年四月就已牢牢確立。雖說稱不上文人學士圈的一員，但他是技術精湛的雕刻師與銀匠，因為對波士頓大屠殺（Boston Massacre）的誇張描繪，在新英格蘭地區惡名昭彰。一七七四年十月六日，李維從波士頓騎馬到費城，將煽動人心的《沙福克決議》（Suffolk Resolves）遞交到大陸議會（Continental Congress），決議書呼籲不要繳交徵稅，並抵制英國商品，作為對《不可容忍法案》（Intolerable Acts）和《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的報復。
十二月十三日，李維一路趕往新罕布夏的樸茨茅斯（Portsmouth, New Hampshire），警告該城通訊委員會，正規英軍可能很快就會查收貯存在樸茨茅斯港外新堡島（New Castle Island）的槍砲彈藥。
李維已在四月八日去過康寇德，（提前超過一個禮拜）警告「英軍將在隔日抵達康寇德，他們一旦進城……浴血之戰在所難免」。他在四月十六日（根據李維後來的回憶）趕往萊辛頓，警告漢考克和亞當斯麻煩正步步進逼，而且即將付諸實行的軍隊調度「據信就是衝著他們來的」。除了杜維斯之外，還有其他關於正規英軍一舉一動的消息來源，原因之一是儘管湯瑪斯．蓋吉將軍（General Thomas Gage）盡了一切努力，薩默維（Somerville）、劍橋和蒙諾托密（Menotomy）的居民還是聽見了軍隊推進的聲音。李維和杜維斯是合作而非競爭關係，他們也曾一起行動—在第三個夥伴山謬．普雷斯科特醫師（Dr. Samuel Prescott）的同行下—從萊辛頓到康寇德，輪流登門通知農舍。
李維在林肯附近落網。他是被正規英軍抓到的第四名非法傳信使。但李維很幸運地沒有因此丟了小命。有位緊張不安的正規軍官一度「拿他的手槍抵著（李維的）頭」威脅要「打爆（他的）腦袋」，倘若李維不回答他的問題的話。直到情況隨著硝煙彈雨益發混亂，他的俘虜者才決定放李維走，但沒收了他的馬匹。
李維小心翼翼地走回萊辛頓後，困惑地發現漢考克與亞當斯還在試圖決定接下來該怎麼辦，在他通知他們正規軍即將進城的三個小時之後。要是李維當初沒有成功回到劍橋，要是他在革命戰爭中捐軀而沒能講出這段故事（他活到八十三歲），他的夜奔似乎不可能被歷久不衰的傳唱。
李維的網絡也值得仔細審視。事實上，他是兩個關鍵仲介者（或稱弱連結）之一，連結了在其他情況下大概會因過於疏遠而不可能匯聚成一股革命運動的聚類。麻薩諸塞殖民地（Colonial Massachusetts）在前革命時代的發展越來越社會階層化。波士頓越來越像個階級式社會，在貴族般的「婆羅門」菁英、中產階級的工匠和農夫，以及貧窮勞工與簽了賣身契的奴隸之間，存在難以跨越的鴻溝。李維區區一介工匠，和替人看病的約瑟夫．華倫醫師（Dr. Joseph Warren）私交甚篤，因而變得至關重要。有五間波士頓機構多少同情「輝格」（Whig）訴求：在青龍客棧（Green Dragon Tavern）聚會的共濟會聖安德魯會所（St Andrew’s Lodge）；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核心組織忠誠九人組（the Loyal Nine）；在致意客棧（Salutation Tavern）聚會的北區會議（North End Caucus）；達賽特巷（Dassett Alley）的長室俱樂部（Long Room Club）；還有波士頓通訊委員會（Boston 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共一百三十七人參加了至少一個上述團體，但大多數人（百分之八十六）僅出現在一份成員名單，沒有人的名字出現在全部五張名單。只有華倫參加了四個團體；李維參加了三個，亞當斯和班傑明．雀齊（Benjamin Church）也是三個。就「中介中心度」而言，華倫和李維是關鍵人物。
網絡分析揭露，李維是跨越革命時期麻薩諸塞工匠和專業人士之間的階級區隔的雙人組之一。儘管那是個真知灼見的分析，但卻無法辨別李維和華倫所屬機構中的哪個或哪些最重要。共濟會為美國革命最關鍵的網絡是合理推測之一。
在一九二四年出版的《美國革命中的共濟會》（Freemasonry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裡，悉尼．摩爾斯（Sydney Morse，本身為共濟會成員）主張，共濟會在「爭取自由的奮鬥中」「使愛國領袖們在值得信任的祕密會議上團結一心」。根據摩爾斯表示，在一七七二年擊沉加斯佩號（Gaspee）的是共濟會成員，組織波士頓茶黨的是共濟會成員，在領導革命的機構中（包括大陸議會）占主導地位的是共濟會成員。摩爾斯在書中引用最多次的人名之一就是李維。儘管法國史學家巴納德．費（Bernard Faÿ）在一九三○年代重複此觀點，這個主張被美國革命的主要史學家忽略了很長一段時間。隆納．E．希頓（Ronald E. Heaton）在研究兩百四十一位「開國元勛」的家世背景時，發現只有六十八位曾是共濟會成員。《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五十六名簽署者中只有八名屬於共濟會。主流觀點長久以來認為「實際上的共濟會在美國革命，應該不具重要作用」。但這結論本身似乎站不住腳。姑且不論其他，這結論假設所有開國元勛同樣重要，儘管網絡分析顯示李維和華倫是（美國革命最重要的城市）波士頓最重要的革命分子。它還低估了共濟會作為革命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證據顯示共濟會意識形態，在激勵推動革命的先賢先烈方面，起碼和世俗政治理論或宗教教義一樣重要。
共濟會為理性時代（Age of Reason）配備了一個強大的神話，一個國際性的組織結構，以及一個精心設計的繁複儀式，用來把新入會成員緊密地結合成象徵性的兄弟。就像改變十八世紀世界的許多其他東西，共濟會也發源自蘇格蘭。歐洲石匠在中古時代，把自己編成許多不同分會，並且（和其他中世紀工藝一樣）區分成員為新手學徒、出師學徒和師傅，但這些組織在十四世紀晚期前大多尚未定形。一五九八年，蘇格蘭會所接獲一套新規定，以宮殿建造與皇室產業總管（Principal Master of Work）威廉．蕭（William Schaw）命名為「蕭法規」（SchawStatues）。然而，共濟會一直到十七世紀中葉，才演化成不只是由職業工匠基爾特組成的鬆散網絡，而且在基爾溫寧（Kilwinning）和愛丁堡的會所允許「可能成為」或「公認」（即尚未執業）的工匠進入。亞伯丁人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的《共濟會憲章》（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Free- Masons，一七二三）為新時代提供了輝煌得恰如其分的創始故事。根據安德森的敘述，宇宙偉大建築師（Supreme Architect of the Universe）賦予了亞當石匠的技術—幾何學和「機械技能」—然後亞當把技術傳給他的後代，他的後代又把技術傳給《舊約》裡的先知們。上帝的選民「在擁有應許地之前是一群技術純熟的石匠」，而摩西是他們當中的「大師」（Grand Master）。早期石匠的最高成就是所羅門王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出自「地表最傑出的石匠」海勒姆．阿比夫（Hiram Abif）之手。
就像許多成功的網絡一樣，共濟會擁有階級式元素。所有的共濟會成員都屬於地方會所，其中多數被十八世紀在倫敦、愛丁堡、約克、都柏林，以及日後在歐陸與美國殖民地成立的總會所連結在一起。每個會所有一名導師、數名管理員和其他官員。潛在共濟會成員必須被提名入會並獲得一致通過，必須在他以「學徒」（entered apprentice）的新人身分認識共濟會儀式與祕密之前，就同意遵守安德森《憲章》裡的「職責」（Charges）。入會儀式經過精心設計—晉升至更高階的「技師」（fellowcraft）和「導師」（master Mason）的儀式更是繁複—包含了手勢、誓詞和禮儀服裝。然而，「職責」最突出的一項特色，是它們的毫不嚴厲。所有共濟會成員都必須是個「善良真誠的人，自由的人，成熟且考慮周到的人，不能是奴僕，不能是女人，不能是放蕩或不體面的人，要有良好的紀錄」。共濟會成員不能是「愚笨的無神論者，也不能是沒有信仰的放蕩不羈之人」。儘管共濟會「不以一個人過去的榮譽為重」，社會地位較高的會員通常據有最受尊敬的位階，而共濟會成員在會所裡是平起平坐的兄弟。
這點很重要，因為會所的吸引力有一部分恰恰來自它們允許貴族和布爾喬亞往來。另一方面，共濟會成員並未被禁止參與政治反叛活動。沒錯，安德森的《憲章》規定「共濟會成員是聽從公民權力的和平子民，無論住在哪裡，從事什麼工作，而且絕不能捲入破壞國家和平與福祉的陰謀策反活動」，但參與反叛活動絕不構成遭會所驅逐的理由。
雖然安德森本人是長老會牧師，我們從他相當不嚴謹的宗教標準，能夠推論共濟會兼容自然神論。事實上，部分殖民地會所甚至會收猶太人。並非所有人都準備朝啟蒙運動宗教懷疑論的方向推進得這麼遠—因此共濟會在一七五一年出現了「古代派」（Ancients）和「現代派」（Moderns）分裂。古代派偏好一七三八年版本的安德森《憲章》，該版憲章要求共濟會成員無論定居何處都應遵守基督教準則。頗為令人混淆地，現代派喜歡較早的一七二三年版《憲章》，該版本規勸所有共濟會成員遵從家鄉的宗教。這個分裂在一七六一年於麻薩諸塞發生，是聖約翰總會所成為波士頓第一間共濟會會所的大約二十八年後。該會所是經倫敦授權而建，相較之下，新的「古代」聖安德魯總會所的權威則是源自愛丁堡。儘管分裂起初相當激烈，最終並未持續；兩會所於一七九二年合併。然而，在革命發生的當下，分裂反映了一個真實的社會與政治分歧，因而聖安德魯會所—由被聖約翰會所以社會地位較低為由拒絕入會的一群人成立—變成煽動性言論的溫床，特別是在華倫成為其會所導師之後（後來又成為波士頓古代派全新總會所的總導師）。聖安德魯會所在一七六四年買下的青龍客棧，成為波士頓革命運動的總部。事實上，根據會所一七七三年十一、十二月的會議紀錄本推測，有大批成員捲入波士頓茶葉事件，以致會議因出席人數過低而必須延期。
當華倫—在一七七五年的戰鬥中喪命—改葬時，他的友人兼共濟會同儕裴瑞茲．莫頓（Perez Morton）稱讚他品德高尚，在公共事務的領域是「無與倫比的愛國者」，在私人生活的領域是「人類表率」。華倫因「德性與人性的理念」殞落，但後人應該記得的是他的共濟會成員身分。「〔作為總導師〕他立下了不起的榜樣，」莫頓聲稱，「一言一行都遵照共濟會的準則。」莫頓說，在華倫所屬的全部組織機構當中，「他最為重視」共濟會。事實上，莫頓明確地將華倫「遭暴徒下毒手」的死，比作所羅門王聖殿的建造者阿比夫之死（根據共濟會的傳說，阿比夫因拒絕洩露導師的祕密暗號而被殺）。李維也不是一般的共濟會成員；一七八八年，他成為麻薩諸塞總會所的副總導師。
陰謀論者和低俗小說作家，長久以來，深受共濟會乃美國革命背後的隱密網絡之想法吸引。這或許有助於解釋正派史學家的疑慮。無庸置疑的，我們不該過分誇大殖民地共濟會的同質性。波士頓的會所當中也有保皇派（Loyalists），像是海關監督班傑明．哈羅威爾（Benjamin Hallowell）及其兄弟羅伯特（Robert），他們倆都隸屬於聖約翰會所，然後還有至少六名聖安德魯會所的成員也是保皇派。但聖安德魯會所的革命領袖密度，實在教人難以忽視。其成員不僅有華倫與李維，還包括《麻薩諸塞間諜》（Massachusetts Spy）和《新英格蘭年鑑》（New England Almanac）的出版商以賽亞．湯瑪斯（Isaiah Thomas）、自由之子的祕書威廉．帕爾弗雷（William Palfrey），以及忠誠九人組的湯瑪斯．卡夫茲（Thomas Crafts）。
古代派的總會所在革命戰爭期間，成立了十九間新會所；光是聖安德魯會所就在一七七七年收了三十位新成員，在一七七八年收了二十五位，然後在接下來兩年間又收了四十一位。在一七八二年六月的晚餐時間，會所在法尼爾廳（Faneuil Hall）招待波士頓市鎮管理委員會成員和法國領事。
十三年後的一七九五年七月四日，穿著共濟會祭衣的李維，為麻薩諸塞州議會大廈擺下基石。李維敦促聽眾「不要做逾越好公民範圍的事」以向「人類世界（證明）……我們希望和他們平起平坐，當我們離開人世時，或許能進入靜謐和平的聖殿﹂。不過幾天前，一位牧師才告訴李維及其職員們，共濟會成員是「理性之子，智慧的追隨者，以及全人類的弟兄」。這具體說明了共濟會和至少部分共和國初期的神職人員關係和諧。住在薩勒姆（Salem）的公理會牧師威廉．賓利（William Bentley），就是牧師兼共濟會成員的好例子。一八○○年，賓利訪問波士頓，參加紀念喬治．華盛頓逝世的活動，和同為共濟會成員的李維和以賽亞．湯瑪斯一起用餐。
三十年後，氣氛將截然轉變。新英格蘭宗教「大覺醒」（Great Awakening）的後果之一，是造成一場激烈反共濟會運動的爆發，導致聖安德魯會所及其同類的新入會成員數陡降。我們又發現共濟會在美國革命中扮演角色先盛後衰的另一個解釋：簡言之，它不是十九世紀美國人想要記得的一項建國特色。儘管如此，間接推測證據很有說服力。富蘭克林不僅成為他的費城會所的總導師，他也是第一個安德森《憲章》美國版的出版商（一七三四）。華盛頓不僅在二十歲時加入維吉尼亞佛雷德里克堡四號會所（Lodge No. 4 in Fredericksburg），還在一七八三年成為新成立的亞歷山卓二十二號會所（Alexandria Lodge No. 22）的導師。華盛頓在一七八九年四月三十日第一任總統就職典禮上，按著紐約的聖約翰一號會所《聖經》宣誓。宣誓典禮由紐約大法官（Chancellor of New York，州的最高司法職位）羅伯特．李文斯頓（Robert Livingston）主持。李文斯頓也是共濟會的成員，事實上，他是紐約總會所的第一任總導師。華盛頓在一七九四年讓藝術家約瑟夫．威廉斯（Joseph Williams）繪製肖像，畫中的他穿著全套共濟會服，那是他在一年前穿去參加美國國會大廈動土儀式的服裝。
在美國革命民間傳說裡，華盛頓的圍裙，知名度和李維的夜奔平起平坐，因為若不是參加了共濟會，他們倆似乎不太可能獲得後來享有的影響力。美國國徽標誌的共濟會根源，日後遭到史學家的質疑。美國國徽自一九三五年登上一美元鈔票後，就成了舉世皆不陌生的標誌。然而，若以十九世紀首任總統做共濟會打扮的平版印刷為依據，國徽背面那隻坐落在未完成金字塔上方的全知上帝之眼，確實很像從華盛頓圍裙上凝視著我們的那隻眼睛。
十八世紀的科學、哲學和政治革命緊密相連，因為傳播這些革命的網絡也交纏在一起。推動美國革命的人是一群文武全才。雖然位處創造世紀科學與哲學革命的歐洲網絡邊緣—儘管有意識地透過共濟會會所模仿英國的社團組織生活—美國開國元勛被證明是同時代最具政治創新精神的一群人。在很多方面，他們在一七八○年代仔細商議出的憲法，意圖制度化一個反階級的政治秩序。敏銳地掌握了古代世界和近世歐洲從事共和國實驗的命運，這群開國者設計出一個權力分立又地方分權的體系，大大地限制了民選總統的行政權力。《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第一篇文章裡，漢彌爾頓明確指出，美利堅合眾國建國初期可能面臨的主要危險：
比起為確保政府統治牢固有效率看似險惡的狂熱臉孔，危險的野心更常蟄伏在為人民爭取權利的似是而非狂熱面具背後。歷史教導我們，後者向來比前者更容易走向專制統治的道路，而且曾經傾覆共和國自由的那些人，很大一部分的政治生涯都是從巴結逢迎群眾起步；起初是蠱惑人心的政客，最終成了專制暴君。
他在一七九五年再度回歸這個主題。「一旦查看各國歷史便會察覺，」漢彌爾頓寫道，「在共和國中……受到不尋常的野心激勵，對有助個人發展和重要性的一切無所顧忌的那種人，其存在，無論何時，是每個國家的不幸，阿諛奉承或失控的煽動政客，依舊崇拜樹立在任何地方的偶像—權力……並以（人民）的弱點、缺陷、脆弱之處或偏見走私權力。」
美國體制運作極佳令歐洲訪客嘖嘖稱奇，特別是法國訪客。法國在一七九二年催生出的共和國僅僅維持了十二年。法國社會與政治理論家亞歷西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認為，美國活躍的社團組織生活，加上聯邦體制的去中心化本質，是這個新興民主政體成功的兩個關鍵。這樣的體制竟是源於住著宗教難民的殖民地，實在不可思議。這批宗教難民當初從在一六六○年拋棄其共和國實驗的國家飄洋過海而來。誠如托克維爾指出的，「在地位階級霸道地將祖國居民分門別類的同時」，美國殖民地居民「呈現一個社會裡每個組成皆與彼此同質的全新氣象」。托克維爾主張，使公民社團密集網絡實現的，正是殖民社會中這獨一無二的平等主義特色，而這個密集的網絡，又是美國實驗成功的關鍵。我們或可說，他在《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第二卷第五、六章中描述的國家，是第一個網絡化的政治實體。
「世上沒有一個國家，」托克維爾宣稱，「把結社原則利用得比美國更成功，或應用到比美國更多樣的目標上」：
除了法律以鄉鎮市行政區之名建立的永久社團組織，還有數不清的其他社團由私人單位建立與經營。美國公民從出生就被教導，若不想遭遇厄運和過艱苦生活，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他以不信任和焦慮的眼光看待社會權威，他只在必要時索取社會權威的幫助……在美國，社團組織的成立是為了提升公共安全，促進商業發展、產業進步，提升道德，以及倡導宗教信仰。人類對於透過團結成社會的眾多個體的聯合力量達成目標從不感到絕望。
托克維爾將美國政治社團組織視為，箝制現代民主固有的專制危險不可或缺的平衡力量—多數專制也是暴政。然而，他認為美國體制最強大的力量，貯藏在其非政治社團組織之中：
美國人不分年紀、不分經濟條件、不分意見總是團結。他們不僅有所有人都參與的商業和產業社團組織，而且他們還有數不清的其他種類社團組織：宗教的、道德的、嚴肅的、沒用的、非常籠統的和非常特定的、規模極大的和規模極小的；美國人使用社團組織宴客、成立神學院、蓋旅店、蓋教堂、散布書籍、派傳教士到南半球的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他們也用這樣的方式創立醫院、監獄、學校。最後，若想揭露某項事實，或借用某個案培養某觀點，他們便成立社團。
對照他原生的法國，兩國的政治與社會結構差異令托克維爾著迷。為什麼革命在法國—可謂啟蒙運動最重要的其中一個樞紐—產生如此令人失望的不同結果？
作者1964年出生於蘇格蘭，是當前西方聲譽最高、影響最大的歷史學者之一，專長貫通歷史與財經兩大領域，研究重心為經濟史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研究，是全球矚目的美國外交政策權威評論者。2004年獲《時代》雜誌評選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也是北京清華大學的客座教授，以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保羅‧H‧尼采高級國際研究學院迪勒─馮‧弗斯滕伯格家族基金會的傑出學者。著有包括《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Apps》、《西方文明的4個黑盒子》、《金錢與權力》、《貨幣崛起》、《世界大戰：20世紀的衝突與西方的沒落》、《帝國：大英世界秩序興衰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等。
書名：《廣場與塔樓》
作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19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