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週年，但香港反送中抗議方興未艾。美國正式將中國視為全球性競爭者，在某些狀況時甚至將其視為對手。今年初歐盟推出的對中戰略文件，措辭強硬地將中國認定是歐盟的系統性對手（Systemic Rival）。六年前推出的「一帶一路」計畫在現在發現許多國家發出反彈，甚至被部分批評者認為是北京透過製造債務以遂行其類殖民掠奪的帝國主義行徑。
對內方面，在美中貿易戰開打前就已經逐漸下滑的經濟，在貿易戰後更是陷入慘境。中國已不再是外國投資的最愛。在經濟已經失速下，一般百姓對於官員濫權貪腐與惡劣的環境更不願忍氣吞聲而出聲抗議，而官方為了壓制社會抗議開始提高維穩經費，從2009年開始，維穩經費已經比軍費還高。過去五年維穩經費更是翻兩翻，遠超過軍費的增加幅度。
這顯示北京政府對社會動亂的擔憂已經極為驚慌。這種對自己人民比對外國人還要擔心的怪異現象，再加上中國對於控制的著迷，使得中國在十九大後發明出一個針對個人的社會信用管理體系：透過無所不在的人臉辨識系統、資料彙整與大數據分析，為每一個人下評斷分數，並以此決定這個人的社會參與容許程度。
在這個新社會中，每一個人被歸檔與壓縮為一個個數據庫。是其中的資料，而不是其他人與你交流的觀感，決定了你的發展。你可能會因為錯生在一對社會信用分數低下的父母，而失去了就學、看醫生、搭乘高鐵、飛機、公車等的機會。一個沿著出生與出身而確立的階級將因此出現。歐威爾《一九八四》小說中「老大哥正在看著你」的夢魘，被中國在2019年透過高科技予以具體化。
歐威爾式的夢魘，被中國在2019年透過高科技予以具體化。圖片來源：pixabay
在新中國建立的七十週年，出現這個近似後現代社會的全面控制，毋寧是相當諷刺的。香港反送中抗爭固然有著不信任中國司法體系，反對中國進一步伸手管制香港弱化一國兩制等的因素，但這個反抗何嘗不是中國內部對這個全面控制社會的強烈反彈。而中國至今不願放手，不願傾聽香港市民心聲，港府連與市民的對話會都要派遣警察假扮市民之作法，難道不是中國背後的指引嗎？
中國走到今天這一步不是靠自己，更多是靠外界的助力。有趣的是，中國之所以能夠走到今天號稱是世界第二經濟體，與美國並列G-2的兩大超強，以及運用這些新式科技把自己打造為高新科技超強控制國，其得之於自由資本主義世界的部分，比社會主義體系多得太多。
從1969年尼克森所構思的與中交往戰略，主要是認為不能讓這十億人口處於「憤怒的孤立」。季辛吉一開始對中國還是以越南撤軍等較戰術性的議題看待中國，直到中蘇對立日益明顯，以及美蘇低盪隨著葡萄牙革命帶來的新一波殖民地解放潮而解體，之後華府就改變了原先希望中蘇都要與美國交往的中蘇等距論，朝向聯中抗蘇的一邊倒戰略主張。但中國當時對美國來說只是個有核子彈，人口多，具高度戰略價值，但經濟一窮二白的國家。
鄧小平改革開放以及美蘇新冷戰的爆發，讓美中關係日益緊密。但中國雖有經濟改革，但還不是美國認定的主要市場。另一方面，八十年代世界銀行的當紅故事，是港、台、韓、星這亞洲四小龍之發展，香港還名列第一。這個四小龍經濟發展的故事，是世界銀行拿來打擊依賴理論的有效武器。
八十年代是美中關係的黃金期，但因著蘇聯戈巴契夫「新思維」的出現，美國與蘇聯透過冰島會議建構了冷戰的緩和，美蘇關係因此重啟。畢生矢志要將共產主義掃進歷史灰燼的雷根，在當時卻能與世界兩大共產黨政權都維持良好關係，還帶來冷戰的結束，超越季辛吉的成就。這是雷根的偶然，還是歷史的必然呢？
但1989年6月4日發生天安門事件，大出當時美國的意料之外，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哈佛大學費正清承認自己對中國的認識有錯誤。但之後就是十一月柏林圍牆倒塌，以及其後1990系列的蘇東波事件，已迄1991年8月底蘇聯反革命失敗引發蘇聯解體。
這一系列影響更大的結構事件，固然讓中國感覺其社會主義兄弟紛紛棄甲曳兵而更感孤立，但除了因天安門大屠殺而展開的經濟制裁外，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更把注意力放在後冷戰國際秩序的建構，特別是沿著懲罰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重構的聯合國體系。這使得中國得以避開國際的關注。當然鄧小平在1992的南巡講話，也確立了之後三十年沒有政改，但堅持經濟開放的中國路線。
但美國後冷戰時代迎來的是「笨蛋，問題是經濟」的柯林頓總統，把一切歸因於經濟，而其新自由主義經濟路線也帶出新的區域經濟整合機制（APEC、NAFTA、WTO）。美國當時不把中國當一回事，畢竟中國的軍事力與經濟力都不是美國對手。美國當時更關注日本的崛起以及歐盟的整合。美國要求日本開放市場，也擔心歐盟整合對美國可能構成的挑戰。
由於在天安門事件後，美國部分人士發現美中存有根本的價值分歧，更因為失去蘇聯這個共同敵人作為維繫彼此關係的黏合劑，因此美國對於如何看待對中關係的邏輯一直很苦惱。
香港的情況，更凸顯美中存有根本的價值分歧。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當時在對中戰略上，美國內部有所謂「圍堵VS.交往」的辯論。但這個辯論實際上是交往派對反對其觀點者貼上「圍堵」的標籤，以方便其發展政治敘事的論述策略。當時沒有類似圍堵蘇聯的對中圍堵提案，而是爭論何種方式可以更有效改變中國的行為。被認為是圍堵者實際上是強硬派，認為不能對中國破壞秩序的作為不聞不問，必須積極應對以迫使中國知所進退，並讓中國內部有類似主張者的聲音能受到重視。交往派則認為對中強硬無助於改變中國作為，反而會引發中國不快而更不願配合美國的期待。
但之後華爾街為首的商業利益集團開始介入這個「強硬VS.和緩」的辯論，還提出與中國做生意有助於其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會有助於中國政治自由化。此外，與中國做生意除了能幫助中國經濟發展外，還能「教導」中國有關現代世界的遊戲規則，使中國在更融入這個體系後更願意按照規則。
因此與中做生意既可以賺錢，還變成幫助中國自由化、民主化的重要戰略。這種摸蛤兼洗內褲的好康何樂而不為。而為了這些目標就需要建構和緩的生意環境，因此要避免激怒中國。
華爾街支持美國協助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看準了加入世貿的可能商機。也因華爾街與對中商界等力量的介入，是和緩派／交往派勝出的關鍵，並規範了之後二十年的美國對中政策。之後不論是美國要調適自身以適應中國崛起（調適派），或是美國歡迎中國成為「負責任利害關係者」等，都是沿著這個思路下的產物。
甚至在小布希第二任的後期，華爾街也不再隱身幕後。高盛執行長鮑爾森拋棄千萬年薪，接年薪不到二十分之一的美國財政部長，並在一上台後就與其中國「老朋友」王岐山發動美中「經濟戰略對話」（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開啟了之後十年美中大規模「戰略暨經濟對話」雙邊政府年度大拜拜的先河。
台商在2010就察覺到中國經濟的問題，而國際調查記者也陸續報導出中國無效投資，建造大批鬼城以衝高各省GDP數字的怪現象。2010也曾發生美中商會、歐中商會等單位對胡錦濤針對政府採購合約發公開信批評。但是這些現象似乎被無視。
相反的，投資銀行持續對中國信用給予好評等（讓其方便借錢），華爾街也對2013年中共三中全會的市場是經濟改革的決定因素這句話興奮不已，還為此廣為宣傳。但對於在2014-2016年陸續出現的股市泡沫、金錢流動問題、以及更晚出現的房市泡沫等卻不置一詞。相反的，對於2015年提出為「一帶一路」計畫尋求國際金融支撐的亞投行，以華爾街為首的金融界對此更是大聲叫好，認為這是中國積極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另一個證據。
現在中國「一帶一路」被發現很多是投資無法回收的無效計畫，還變成許多中國貪官洗錢到國外的管道，或是意圖掠奪其他國家資源與擷取戰略制高點的殖民主義作為。中國實際上要嘛是向未來借支經費，或是運用其他國家的投資來資助自己的計劃，這個計畫，連同其他巨大的國際金融合作宣示，越來越像是國家資助的國際龐式騙局。而這些以華爾街馬首是瞻的國際資本，則更像是為其宣傳並給予信用挹注的國際啦啦隊，與中方合作炒高價格讓買家買進後立即出清獲利，吊死最後的買家。
現在中國邁向全面控制的超極權社會，同時運用這些科技向外輸出其治理模式，並透過既有的基建與國際合作計畫將這些數位科技管制伸展到國外，使其即使在國外，依舊能夠建構其無所不在天網的監控力道。但讓中國建構金盾工程、人臉辨識、大數據分析整合、機器學習、深偽技術等，都不是中國原創，而是來自美、歐等先進國家的創新。只不過這些創新在這些國家與社會有不能被接受的應用，但在中國卻毫無限制以綻放前所未見的潛力。如果哪一天北京政府進一步透過結合基因工程而創造出具高度服從性且有知識力與戰鬥力的超級士兵，大概也不是無法想像的。
這種超極權國家的出現，正是過去三十年來國際金融資本養大的結果。如果當時一開始就著重逆轉其後天安門只有經改、沒有政改的路線，有可能今天的中共會發展到更勝於現在的越共。如果當時沒有金融資本為這個和緩派／交往派貼上經改帶來政改的說詞，並因此讓交往的內容變成只是與中國做生意，而不是促進社會的多元與自由，中國今天的社會氣氛也可能不是如此令人窒息。
如果華爾街沒對已經在十年前出現歧異經濟特徵的中國持續大量捐輸，今天中共大概還沒有這個底氣搞「帶路倡議」，並以此挑戰自由民主的治理模式。如果對於科技輸出及其意涵有所警覺，歐威爾式的社會可能還不會在我們眼前出現，北京可能也不敢對國際商業公司大搞「歐威爾式的胡說」，而較納粹集中營更大規模的維吾爾人「再教育機構」也不會發生吧。
七十年了，蘇聯1922建國，但1989柏林圍牆倒塌後，就明確顯現其崩潰的敗象。中共政權在今天卻是靠著國際資本主義給予支撐並壯大。只要我們明確清楚知道這是個價值與意識形態的鬥爭，不再拿「修昔底德陷阱」美化（或是弱化）中國的挑戰，這個共產主義七十年魔咒不是不可能應驗的。
作者為讀錯書，入錯行，生錯時代的政治邊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