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1大地震的記憶。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20年前，在台北工作的我，一陣天搖地動在焦慮心慌中等待天明。只見螢幕裡石岡壩崩裂怵目驚人的景象，瞬間想到頭社國小後方的頭社壩，我的老家、我的親人、我的同學朋友們都還在那裡，「我要回家」。
我回家，可是它不見了
沿著走過不知幾百趟的省道，車子開進埔里，家就不遠了，接著是魚池，再往裡頭走就是我的老家頭社。可是，我艱難的走在斷瓦碎礫、路不成路的土地上。這個讓我想念不已、熟悉不過的家鄉，成了電視重複不斷播放、等待救援的災區，眼前的一切既親近又陌生。
眼前的三合院，是阿公阿嬤帶著我生活、養我長大的地方，伯母握緊我，我們直愣愣看著協助清理災區的國軍，以及一旁的怪手正在鏟除我在台北生活時，想念不已、熟悉不過的三合院。
紅磚土牆「嘩」一聲灰飛石落，凹了一大片的冰箱、裂解的床架、菜櫥跟衣櫃陸續被搬出，與其他鄰居的家具物件通通集中一旁，再也不屬於我們誰家的東西。我忍不住抱著伯母痛哭著，「我回家，可是它不見了」。
當時，我和新事社會服務中心的韋薇修女抵達埔里，立刻著手協助駐地救災及生活安置等初期工作，我同步集結各方災區的消息投遞，好讓外界能及時了解災區狀況。當時，湧進龐大的捐贈款項、物資及志工人力，亟須建立一個組織來做有效能的管理運用，「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 」旋即在10月13日成立。
而我則在隔年的六月底，謝志誠教授出任基金會執行長時，擔任基金會的執行秘書，這期間我們共同推動32項重建計畫。從前述提到的安置及重建，包括學校教育及軟硬體設施、交通接駁、失依兒少信託照顧、受災保險給付、福利機構重建、住宅重建及住宅修繕補強、防救災團隊裝備器材及組訓專案，還有各種重建調查規劃計畫和各種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計畫補助等業務工作。
不諱言，當時的我，從震災後進到埔里開始，一直到投入基金會將近九年，可以說是一股腦地做。許多問題必須被馬上處理，比如物資不斷的進來，看似充裕，但各地的安置中心需求不同，特別依賴災民社群的組織集結，各地工作站也因應而起。重大災難中，人性綻放的光輝與各地湧入的志工行動，是九二一震災最重要的心靈慰撫。
我到家了
我承認，當時的我一股腦地投入，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在那場災難中，其實自己的心承受著巨大的撞擊。包括目睹我的老家崩塌，我的家鄉全面瘡痍，我嚴重焦慮工作進度趕不及災民急欲重建的盼望，那種焦慮某種程度上帶著一種「離散者」、「異鄉人返鄉」的愧疚感。其實，我也受傷了。
對南投的故鄉情懷，在城市生活時的無家感（homeless），一直要到九二一地震發生，讓我想也不想，立刻就想衝回南投的心，才真正篤定了下來。「我到家了」。
長達好幾年的時間，白天高度而密集的工作壓力，深夜回到家我就拚命寫日記、拚命閱讀老子、《達賴喇嘛自傳》跟巴勒斯坦裔後殖民理論大家薩伊德的《鄉關何處》。我必須透過他者的生命經驗來理解我青少年時期被父母帶到台北求學時，那種語言上、文化上的「格格不入」。
薩伊德的一段話很能夠代表我當時的狀態：「寫作是唯一的棲居之所。」我在整日的心神消耗後能夠投入書寫，正因為對我來說，寫日記及閱讀其實也幫助我安頓當時矛盾而複雜的情緒，那種…開心回家卻沒有回家的安適感。
那幾年，外在形式的重建不停進行著，綠建築的校園、高耐震的大樓建築、社區共作連結長照據點的多元型態等等，在這些工作當中，重建基金會「離地不離村」是個很重要的核心原則。
基於安全考量，人不得不離開原居地。然而一村人、一里人一旦被拆散，特別是長者們，劇變後要離開熟悉的人際網絡，重新適應生活環境、建立新的支持系統，是非常艱難的挑戰。但，「救災、安置、重建」的先後不能倒置，讓居民盡量保有原先的社群網絡，後續重建時應優先找回過去的村里人際脈絡。在組織工作的過程中，我必須時時提醒自己，講求行政效率的同時，社區凝結意見的過程是必須持續的溝通，以及疼痛。
我常常在心裡背誦「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這也是我後來的學術研究探索「台灣災後遷村政策之演變與問題」、「NGO參與921災後社區更新重建經驗」、「初探災後部落產重建的社會連結──以桃源香梅為例」一再強調，社區重建、在地經濟的重要性並不是築一道牆擋住外邊世界，而是扶植在地的自有經濟模式及產業資源，來自給自足。
災後重建，透過勞動與生產的連結來建立社區的協力網絡，小農經濟則是透過食物來重建人與人之間的互助協力關係，這些不僅提供在地的社會基礎，也在這樣的連結與協力中，讓災民當個自助助人者。我在重建基金會認識的許多朋友，像是龍眼林福利協會的廖振益創辦人，啟動社區共享服務來凝聚生活共同體的認同感，同樣是受災戶的李慶忠透過清理福盛水圳、運送物資來暫忘傷痛並重建經濟力等等。
這些真真實實生活在社區（而不只是外界稱的「災區」）的鄉親告訴我們，生命經驗離不開社會關係，民眾的草根性、生命力的蓬勃展現，讓我不管是在學校傳遞學術知識、從事社會實踐，或者現在的從政工作，「人生不是棋盤格端整排列，而是一隻隻的變形蟲。」
政府機關或是行政組織用制度或法規建立機制時，必須要維持一定的距離，從旁陪伴、扶持，協助民眾面對自己的環境做選擇，讓地方能夠維持其既有的技術或習性，協助他們撐出一個夠大、夠彈性的自決空間，放手讓民眾實踐更多自助的力量。不要一味投射同情，把民眾當民眾而非「災民」，其實就在進行外部與內在的雙重重建了。
九二一地震，20年了，足以承接三個世代的集體記憶。所有的社群、媒體網絡都在製作專題，我們都知道，這不僅牽動台灣人的生命經驗與集體記憶，也是創新政策的濫觴、過時法規的革新點，我在校園環境改善會勘時看見九二一、我在質詢長照2.0的精進時看見九二一、我在體育選手陪伴照顧福利爭取時看見九二一…九二一地震是若干年前的歷史事件，它並不曾遠颺。
在這裡，我才像是有家的人
對所有經歷過九二一的人來說，九二一地震沒有過去的時候，它是三個世代台灣人的共感經驗，芮氏規模7.3的劇烈震動在災民的心裡是無法回復的，某些東西舊式硬生生的被挖空。然而，面對巨大窟窿的缺口，大多數的災民只能選擇面對，也只能面對。
20年過去了，受到重創的台灣，在悲痛中展現新生的力量、互助的能量，在許多法規及社福體制也有了嶄新的建置。從政後的我在處理偏鄉資源或是法案建立的過程，都要自我提醒這一段回家的路。傷痛不曾遠離，唯有面對，痛定思痛，用行動改變，互惠協力才能重建新生，冉冉而生，屬於家的溫暖。
作者現任立法委員、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曾任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執行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