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仲丘與太陽花運動造就了柯文哲與時代力量，六年之後，卻分別遇到不同的困難。網紅行銷終究無法掩蓋柯文哲保守反動的本質；時代力量內有路線之爭而分崩離析，外有柯文哲組黨而大量流失選民，第三勢力前途未卜。
從外界觀察家到時代力量的成員，均認為時代力量的問題根源在路線之爭。除去因助理涉貪而被開除黨籍的高潞・以用之外，其餘的四名立委又可因為對蔡英文的態度分為兩派：對明確支持蔡英文的林昶佐與洪慈庸而言，黃國昌與徐永明始終拒絕表態支持蔡英文連任總統，而不斷以議事拖延來拒絕表態長達數月之久，委實令人費解。
在目前浮出檯面的總統候選人之中，無論是韓國瑜或是郭台銘均明顯親中，唯有蔡英文能夠捍衛台灣主權，黃國昌的拒絕表態令人無法接受。而且黃國昌對於和郭台銘結盟的柯文哲始終避免批評，即使蔡衍明明確揭露柯文哲和他之間的交往與親中歷程，向來反紅媒最烈的黃國昌也刻意避免批柯，還表示願意見面談合作。
大綠小綠的恩怨不斷。圖片來源：算一算，大綠小綠誰幫誰？
從黃國昌的角度而言，時代力量應該保持獨立自主，絕不做「小綠」，要走自己的路。而且林昶佐一派在選前避免與柯文哲切割，又如何能在選後以此指責黃國昌？
路線的分歧也與選民結構有關，同為洪仲丘事件與太陽花運動崛起的第三勢力，時代力量的選民不可避免地與柯文哲重疊，許多民調也證實了這一猜想。因此時代力量也面臨與柯文哲同樣的結構困境。
當兩大黨各有問題時，第三黨容易吸引更多游離票；兩大黨競爭態勢緊繃時，反而不利於小黨。任何表態都是一種切割，一不小心就從左右逢源變成左右為難，時代力量因此不得不在某些議題上策略性模糊。
不過在我看來，路線之爭也可能是更為根本的組織問題的一種徵象。這並不是說時代力量的組織問題決定了路線之爭，而是組織問題才是時代力量的問題根源，組織問題一日未解，即使決定了路線也無法發揮力量。
從政黨生命週期來看，經過太陽花學運之後，通常由具有個人魅力的領袖人物組成政黨，但要繼續成長就會面臨內外兩種不同的組織問題：外部是如何擴大群眾基礎，將支持者組織起來轉化為選票，內部則是如何將菁英之間的合作與競爭制度化，包括決策、獎懲與權力分配等機制。
多數政黨會在這時遇到第一次危機，因為擴大選票基礎可能會與原有支持者產生衝突，而且具有個人魅力的菁英也會排斥權力制度化的組織方式，形成政黨的成長障礙。
那麼政黨通常如何克服這些危機呢？其實無論是政黨、企業乃至基金會等各種組織，都是在外部環境與組織策略的相互作用下決策，但是組織的規模會影響互動的方式。相對較大的組織可以形塑外部環境，資源有限的小組織則深深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限制了可能的策略空間。
例如兩大黨合作通過的單一選區制對小黨十分不利，為了避免將選票投給無法當選的候選人而「浪費」選票，選民傾向將選票集中給較有希望當選的大黨候選人。而且相較於大黨可以在不同議題上分工，小黨會更專注於單一議題而追尋利基市場。
問題在於，在單一選區制度下，政治競爭不同於經濟競爭，而是贏者全拿。小企業能夠專注於利基市場而獲得等比率的利潤，但是小黨則難以專注於特定議題而當選區域立委，大黨反而容易吸納小黨的特定主張而獲得選民青睞。
雖然理論上，小黨可以提出不同於兩黨的第三條路與之競爭。但這種做法需要的資源與所下的苦功極為龐大，還需要媒體等政治環境的配合，現實上並不常見。台灣的第三勢力因此大多更傾向於捷徑。
例如柯文哲因為自身對於國防、外交與經濟等議題的理解十分膚淺。加上崇尚所謂的雍正式領導，而使得能人出走，手下全無優秀幕僚與政策智囊的協助，因此無力推出第三條路的政策。為了突破這種困境，柯文哲的策略是挑撥分化兩黨，藉由批評兩黨劣化而非證實自己是更佳的替代方案，利用柯粉習焉不察的特性獲得支持。
另外一種策略則是被黃國昌批評為小綠的作法。所謂小綠其實包含兩種不同的做法，第一種是搶佔極端市場。大黨主流化之後，容易失去光譜上激進的選票，小黨可藉此佔領此一空出的區間。不過有趣的是，小黨激進的主張，反而更有利於大黨獲得主流選民的支持。
第二種則是當大綠小綠有相同的目標時，小黨擁有大黨所無法企及的彈性，而能擴大共同目標的支持基礎。例如為了支持台灣獨立的目標，當民進黨囿於執政黨身份而無法在外交國防上暢所欲言時，小黨反而更能夠在國際上暢所欲言，與大黨分進合擊，開創突破的空間。此外，小黨在結合其他小黨促進某些較為激進的主張，也擁有比大黨更高的彈性。
時代力量的路線之爭即是源自於此。問題不僅是黃國昌宣稱打貪不分藍綠，卻天真地對於打貪的政治後果故作清純。問題的本質乃是：小黨是否存在更高的超越目標，可以據此定位自身，衡量與大黨的距離。林昶佐認為存在超越自身的目標，可以透過明確定位實踐目標並獲得共同成長；黃國昌則認為不存在此一超越目標，小黨的獨立自主本身就是目的。
這兩種路線的分歧固然反映主其事者性格的差異，但是同樣不可忽略的是外部環境的影響。從資源依賴理論（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的角度而言，小黨需要生存，必須有賴外界環境所提供的資源，例如選票、鈔票與資訊等。
相較於將政黨視為以政策在市場上吸引選民的競爭，資源依賴理論希望能夠更加注意金援與資訊等「供應鏈」的關聯。組織對外界資源的依賴，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對組織的成長與生存產生威脅。沒有組織能夠在資源不確定的情況下長久生存，因此如何控制並減少資源的不確定性，便成為組織成長與生存的關鍵。
應該強調的是，所謂組織的外界環境並不是單純的客觀事實，而是組織成員從複雜的環境中，節選出特定的面向，賦予意義來建構而成的。因此不同的成員會選擇吸收不同的資訊，產生對於環境不同的詮釋，從而影響了策略的選擇。
具體而言，就時代力量的選票結構來說。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最近公布在九合一選舉後，針對選民所做的調查結果。在台北市長選舉中，民進黨支持者有4.5%投給丁守中、41.7%投給姚文智、51.6%投給柯文哲。時代力量的支持者有1.1%投給丁守中、8.6%投給姚文智、90.3%投給柯文哲。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為何選前柯文哲與民進黨分裂時，時代力量左右為難，並且對於柯文哲態度曖昧的原因。
而且不同縣市的民意代表，所面對的選票壓力也大不相同，例如在高雄市長選舉中，時代力量的支持者與民進黨支持者的差異更大。民進黨支持者有10.0%投給韓國瑜、90.0%投給陳其邁。時代力量的支持者有38.0%投給韓國瑜、52.0%投給陳其邁，也是時代力量在南部與藍綠態度曖昧的原因之一。選前時代力量無論是對於蔡英文或是柯文哲與韓國瑜的切割，都會影響選票基礎。
不僅選票如此，鈔票也不例外。時代力量因為本身財源薄弱，黨中央的募款能力有限，候選人往往必須自己募款。這種對於外部環境資源的個別依賴，使得候選人更需注重個別外部環境的需求，並且會形成對於環境的詮釋，不僅限制了黨中央的約束能力，也加深了建立共同目標與策略的困難。
換句話說，選票與鈔票雖然代表政黨對外部資源依賴的程度，但是政黨如何理解與建構外部環境，則受到政黨成員如何取得資訊與詮釋框架的影響。成功的組織必須能夠控制或減少對於外部資源依賴所產生的不確定性，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將組織內的權力分配、獎懲機制等內部管理與外部控制能力掛鉤。
一般而言，越能夠處理組織對於外部資源依賴不確定者，應該分配到較多的權力，才能有助於組織的成長與長期生存。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見到時代力量的真正問題是禍起於蕭牆之內，失去內部組織與外部環境的連結所致。
因此路線之爭不僅僅反映時代力量五名立委之間的性格差異，或是三名區域立委與兩名不分區立委所面對的選民壓力差異，同時也顯示時代力量的內部權力結構，無法反應誰能夠處理組織對於外部資源的依賴。此時無論黨主席在主觀意願上是否願意扮演強勢的黨中央，或是以程序宣稱黨的決策由決策委員決定，都無法躲避實質權力分配與外部環境資源差異的問題。
事實上過去對於醫院或是企業董事會的研究都發現，組織的績效會因為董事會包含能夠處理對外部資源依賴的成員而改進。而時代力量的內外脫鉤，不僅是產生路線之爭的原因，也是黨內產生路線之爭之後，黨中央無力調節的重要原因。
正因為時代力量的內部組織問題，使得它無力處理外界環境所產生的不確定性，因此當外界環境變化時，時代力量的適應能力的弱點也就暴露無遺。外界環境的變化——無論是政治版圖的改變或是柯文哲組黨——都呼喚時代力量以整體的方式回應。但現實恐怕是時代力量的菁英成員各自為政，在各自的資訊通路、選民結構與金主的次環境中，理解並詮釋環境的變化。而黨內則缺乏組織力量，協調整合不同菁英之間的歧異。
以黃國昌為例，雖然他擁有全國性的高知名度，但是在單打獨鬥下，要以一己之力立法維持高知名度，顯然不如打貪更容易獲得注意，可能因此改變黃國昌的問政誘因。也因此他對於選區疏於經營，導致可能將一席立委拱手讓給國民黨的李永萍。
這時真正能夠利用其與外界資源連結的方式，只剩下不分區立委與縣市首長，但是在黨內缺乏溝通協調的整體計畫下，只能自行其是。於是選民可以見到他在臉書中闡述與柯文哲的私誼，卻無法得知他對於柯文哲政策的意見，結果便是菁英各取所需，而由政黨概括承擔額外的成本。
正如寇斯（Ronald Harry Coase）在1937年所揭示的，組織的界線取決於組織與市場之間相對的交易成本。從效率的角度而言，組織存在的原因在於內部的交易成本低於外部的交易成本。但是當時代力量僅有五名立委連最基本的溝通都必須透過臉書或媒體時，可以想見內部交易成本之高，顯然已經到了無法維持組織疆界的地步。這時時代力量的分崩離析，也不過是組織問題惡化的必然結果。
在改善組織與外部環境資源問題之前，時代力量的發展仍會面臨瓶頸而無法壯大。最後只能在誤認為路線之爭是根本病因的情況下，在一次次的清黨分裂之中，產生越來越純粹、也越來越微小的時代力量。
作者為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專長在策略管理與組織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