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和「白左」是近幾年流行起來的政治網路用語。前者來自香港輿論圈，意指對特定的價值或意識形態執著到缺乏常識判斷；後者來自美國的中國移民社群，用來嘲諷美國政壇上奉行「政治正確」，而缺乏對現實有深刻洞見的政治領袖。
不論哪一種詞彙，它們都明顯反映出要政治參與者「回歸現實」的訴求，反對當今社會將一切價值或意識形態絕對化、理想化的窘境。使用這些詞彙的批評者並非全都抱持著潑冷水的心態，反而有相當多人是為了保全理想和價值能夠一一被實踐或被尊重，才提醒政治實踐者切莫冒進、要小心判斷。
民主黨支持者往往被譏為白左。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其實，以上這種呼籲並不是只有當代台灣、香港、美國和中國才有。早在上個世紀中期，便有許多知識份子有感於兩次世界大戰對人類文明所帶來的嚴峻災後，而提出類似的反省。其中，最為中文知識圈認識的思想家，以薩‧柏林（Isaiah Berlin），當屬一二。
柏林出生於沙皇俄羅斯統治下的領土，早年體驗過歐洲文明最強盛的階段。然而，兩次大戰卻使得柏林必須在壯年時期顛沛流離，遠離容不下猶太人的納粹和蘇聯兩大政權。
在英國期間，柏林因為發表了〈兩種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1958）演說，而受到當時英與知識圈的關注。但柏林卻不僅僅滿足於此，他深知面對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肆虐，不能只是抽象的空談自由主義理論，而是要回歸歷史，從歷史脈絡中去尋找極權主義的根源。因此，當代所熟知的這位自由主義思想家還具備另一個身分，那便是一位思想史家。
在史學方面，柏林寫過許許多多和俄國思想家或德國浪漫主義有關的論文、著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要屬柏林逝世之後，由牛津大學學者蒐集其遺稿編輯而成的論文集《現實意識》（Sense of Reality, 1997）。這本論文集的首篇文章〈現實意識〉，所要講述的便是一種人要認識他的時代所必須具備的判斷能力。
柏林認為，當代政治家或社會科學家往往會犯一個嚴重的錯誤，那就是將看似合理的教條或社會理論硬套在不適合的時代或社會當中。這樣的結果，輕則讓政治目的失敗，重則造成上千萬人失去自由，甚至是性命，就如希特勒或史達林所做的。柏林指出，政治家或社會科學家之所以會犯這樣的錯誤，原因在於缺乏「現實意識」。
柏林所說的現實意識並非中文世界常指涉的特定政治、社會立場，而是對一個社會或時代比較直觀的、常識性的判斷。例如他在文中說到美軍在二戰時曾經想過將戰後的德國建設為純農業國家，現在聽來可能像笑話，但在當時的主事者聽來卻是很有可能做到的。
柏林將這種能力視為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或社會科學家所具備的才能，又比如論文集第二篇文章〈政治判斷〉（Political Judgement），就以著名的俾斯麥（Otto von Bismark）為例。
這位普魯士首相並沒有受過任何政治學或社會科學的的訓練，卻能在一次次的政治與外交事件上大有斬獲，為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和穩定做出了許多的貢獻。柏林認為這便是俾斯麥具有相當敏銳的現實意識，才能使他在重要的歷史時刻選擇了代價小且容易成功的政治決斷。
回到台灣，二○一四年太陽花運動之後的公民參政意識開始逐漸高漲，但這樣的熱情卻沒有得到有效的運用或疏導。許多政治輿論圈的學者或意見領袖各據山頭，以自己的教條或理念為是，忽略了對民間社會觀察、經營。
再加上中國和特定政黨、團體為了奪取權力、利益所散播的假消息與政治收買，造成整個社會在極度焦慮的情況下，將政治的權力改變視為改善一切的救命仙丹，進而做出危及國家主權的決定。
二○一八年的地方選局和公投結果幾乎可用北歐神話的「諸神黃昏」（Ragnarök）來形容，使得原本逐漸走向主權獨立、觀念進步的社會，一夕之間淪落到中共虎口的邊緣，「亡國感」瞬間瀰漫四周。這半年下，隨著輿論圈轉趨平緩、注重經營社會風向，以及民進黨政府在內政外交上努力反轉社會對其固有的印象後，這樣的焦慮感似乎受到了不少的改善。
筆者認為，這或許就是民主社會從政治不成熟走向政治成熟所必經的過程，也就是從不負責任的理想主義走向守護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見諸世界歷史，不論哪個國家，都有過這樣的過程。台灣要成為先進國家，就必須要培養公民的現實意識，讓他們知道每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如何進行判斷，而不是假借新政治或空泛的進步價值的名義，如某些民粹政治領袖或新興政黨，去誤導群眾。
香港人所謂的「膠」或在美華人所說的「白左」，其實指的都是那些政治不成熟的人，他們的理想脫離了現實。而這些脫離現實的政治判斷很有可能導致極端政治的出現，唯有將常識與知識調和才能避免自己陷入極端的處境當中。這也是自由主義者如柏林，從歷史當中得到的智慧。
作者為歷史學碩士，專攻西洋政治思想史，將英國史家愛德華‧卡耳的名言：「歷史是過去與現在的不斷對話」作為座右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