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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郁佳

央視有個好萊塢:後反送中的中國劇本

一九六九年的好萊塢,二○一九年的香港,天南地北相隔五十年,有什麼共通之處?


香港反送中抗議者與警方衝突時,五十至一百公尺外,有位旁觀的女救護員,被警方的布袋彈射瞎一眼。消息傳出,引起群眾靜坐抗議。但央視宣稱,女子是被示威者發射的彈珠射瞎。央視的網站則發布人行道上一群青年男女有人拿錢的照片,說是這位女子事前發錢給人,僱「走路工」示威。

二○一九年的香港。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但相中女子出面自承並非救護員,而且是大家在掏口袋湊錢。然後香港《蘋果日報》找到救護員戴著護目鏡中彈後的照片,可見護目鏡上插有布袋彈,證明央視和央視網站捏造了新聞。為什麼要撒謊來抹黑示威者?因為知道警察暴力激起中港群眾反感的巨大能量。中共並且大力宣傳機場示威者毆打落單警察、或《環球時報》臥底記者的故事,設法抵消警察暴力造成的負債。但是臥底挑釁製造衝突,並不像救護人員那麼和平中立、應受保護。


抗爭,不只是街頭的戰爭,它主要是訊息的戰爭。雙方都在創造訊息,動員觀眾,看誰得到更多支持。



錯誤訊息在抗爭中能扮演多關鍵的角色?美國導演昆丁.塔倫提諾的電影《從前,有個好萊塢》,回憶一九六九年的好萊塢,向歷史提出了一個疑問:如果沒有曼森家族命案會怎樣?


在他提出這個疑問以前,我從未意識到事件對美國人有多大的影響。但它終結了嬉皮運動與反戰的非暴力抗爭。曾有越戰美軍個人為一九六八年屠殺越南美萊村老弱婦孺道歉,但是越戰十年死了三百萬越南人和六萬美國青年,美國政府從不需要為參戰而道歉、究責、賠償。政府殘害人民生命,事後居然安全下莊,不嚴重嗎?太嚴重了。


這部電影中的一九六九年顯得雲淡風輕、陽光燦爛,最大危機乍看是西部片主角明星慘遭降級演反派,掩蓋了它硝煙瀰漫的一面。根據張鐵志《想像力的革命:一九六○年代的烏托邦追尋》一書,嬉皮運動始自舊金山的北灘,詩人艾倫金斯堡在此地的城市之光書店朗誦〈嚎叫〉,也是凱魯亞克的小說《在路上》的背景。


美國各地青年為追尋自由湧入北灘,加入詩人、民謠歌手、藝術家的獨立社群。但因漲租和警察騷擾,而轉到沒落的工人區海特-艾希伯里區,人稱嬉皮。在這裡居住、駐唱的歌手,由藍調、民謠、鄉村和迷幻藥,創造了迷幻搖滾。從街坊咖啡店演唱,升級為音樂節,再升級為公眾大型集會,結合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反戰運動,宣揚愛與和平、信任、社群、分享。


一九六九年八月,發跡於海特─艾希伯里區的嬉皮團體,曼森家族,闖入當紅大導演羅曼.波蘭斯基的豪宅,向早已搬走的前房客尋仇,結果殺了與曼森無關亦素不相識的五個人,其中有波蘭斯基的金髮妻子莎朗蒂。


《從前,有個好萊塢》為此不平,極力描繪莎朗蒂的快樂天真,是愛與和平、信任、社群、分享的化身。在片中由「小丑女」女星瑪格羅比扮演,看她在家一邊聽黑膠唱片搖擺一邊打包行李,在家向上門揮別的危險陌生人懵懂回以招手,雖貴為明星卻樂於讓路人搭便車,坐在戲院放映廳全心享受群眾觀影的笑聲,她是如此明眸皓齒,笑容燦爛,步履輕盈,流淌一路金光,觀眾從中得知三件事:第一,她是美女。第二,她是明星,主演頭號暢銷小說《娃娃谷》改編電影《風月泣殘紅》獲新人獎。第三,她當時已經懷孕,苦苦哀求歹徒放過孩子,卻仍遇害。


這些條件擴散此案傳播、和激起觀眾同情的程度,等於林志玲+桂綸鎂+簡嫚書。


難道莎朗蒂比別人更不該死嗎?理論上每條人命都應平等看待,那麼你就看不出昆丁.塔倫提諾的發現。就像在台灣,富二代酒駕開跑車撞死清早送報的清寒孝子的新聞,總會比清寒孝子撞死富二代,博得更多注目和同情。富二代撞死孝子,群眾同情孝子,罵富二代。孝子撞死富二代,群眾八成還是同情孝子賠不起,罵富二代要死還給人添麻煩。難道富二代就不是人嗎?


兩者激起群眾情感的指數確實不平等。昆丁.塔倫提諾展示的,就是莎朗蒂動員觀眾同情的超高指數。毫無疑問她特別不該死,那麼殺她的人就顯得特別渣,把這人打殘都不夠,打死了呢觀眾特別爽。這就是訊息戰賴以槓桿操作的資本。



嬉皮和反戰份子,原本在與國家的對峙中,穩站道德制高點。示威時把雛菊插在警察槍管上的畫面,隨著新聞廣傳,多麼溫暖人心。但曼森案一夕爆發,在觀眾心目中,嬉皮從一群吃素、嗑藥、自以為是耶穌的博愛魯蛇,變成滅門血案的魔鬼凶手。曼森案是個意外,然而美國媒體大力炒作這個故事,卻成功混淆了現實中貧富懸殊的權力關係,讓觀眾情感上站到了保守右派那一邊。


嬉皮文化中,游擊街頭劇場團體「掘地者」抗拒商業掠奪,每天在街上和行人互動演出,分送食物,社區義診,建立免費商店,讓來人各取所需。說明嬉皮的精神是信任、分享,相信資源俯拾皆是,只要願意分享,平等互惠,絕對夠所有人使用。這種安全感,會使人成為左派。


曼森案風聲鶴唳,帶來的影響是,群眾自然而然以為出了家門都是敵人,外面很危險,千萬不能相信任何人,隨便開門可能會無緣無故被陌生的凶神惡煞殺掉。資源有限,要全力競爭,從別人手中掠奪,關係既不可能長久,也沒有什麼平等互惠這回事。這種信念製造了擁搶者、孤立主義和右派。於是當布希總統謊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威脅美國、為石油利益輕率開戰時,群眾都深信不疑而大力支持。


人們很容易忘了,政府會是敵人。


過去人們忽略了曼森案的政治影響,今天看來它比日本媒體炒作淺間山莊事件更成功。一九七二年,日本聯合赤軍在全共鬥學運抗爭失敗後,私刑殺害成員,劫持人質。電視連日轉播警方包圍山莊,冒風雪埋伏,宛如警匪片的緊張刺激畫面,吸引了全民的目光。令人不安的真實感,血腥殘酷真相的曝光,在群眾心目中徹底毀滅學運的信用,救援維繫自民黨長期執政的腐敗政局。



現實中,曼森血案發生四個月後,芝加哥警察闖入黑人平權運動激進派黑豹黨領袖漢普頓家中,趁他熟睡時槍殺了他。政府暴力的失控,使學運團體SDS(民主社會學生聯盟)女性領袖多恩(Bernadine Dohrn)憤怒不已,甚至讚揚曼森家族的殺人,集體決定由街頭抗爭轉為武裝游擊「地下氣象人」。一九七○年,美國轟炸柬埔寨,國民兵在肯特大學槍殺四位學生。地下氣象人為此發布聲明宣戰,在國會山莊、國務院、五角大廈、法院、國民兵總部、大企業總部,幹下約十二起爆炸案,並且成功劫獄把人送出國。


當年警察不斷騷擾同志酒吧抓人,每週至少上百人被捕,同志一被捕就等於向家人、職場曝光,無異宣判他社會死刑;與此同時,同志屢被搶劫、謀殺,卻理所當然、無人聞問。在積怨之下,一九六九年七月,警察又來石牆酒吧找麻煩。拒絕受檢的跨性別者被逮捕,被警棍毆打。


一位挨揍的女同志向店外聚集的人群大罵:「你們怎麼沒反應?」群眾才開始向警察扔石頭、酒瓶、燃燒瓶。大批鎮暴警察趕來打人、抓人。一位扮裝皇后席薇亞.里維拉(Sylvia Rivera)說:「這些年來我們像狗屎一樣被對待,現在該你們了!這是我生命中最偉大的時刻。」


金恩博士率領黑人民權運動,一九六四年獲頒諾貝爾獎,國會通過民權法案結束種族隔離。一九六五年,國會通過《投票權利法》還給黑人投票權。金恩博士追求黑白融合、黑白平等,但是黑人團體SNCC(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領袖卡麥可(Stokely Carmichael)的演講,打破金恩的和平主張:「這是我第二十七次被逮捕,而我不會再回去監獄了。要阻止白人繼續毆打我們的唯一方法就是奪回我們的權力。我們已經要求自由要求了六年,但我們什麼都沒有得到。現在我們要說的是:黑人權力!」


一九六六年,SNCC驅逐了所有白人成員。一九六七年,美國近三十個城市大規模黑人暴動,警察逮捕了六千多人,死了四十多人。一九六八年,金恩博士被槍殺,超過一百個城市掀起暴動,三千多人受傷,至少四十人死亡。


這些年來給你們壓著打,過得豬狗不如,今後必須活得像個人。學運領袖多恩的宣言,扮裝皇后里維拉的宣言,黑人領袖卡麥可的宣言,無異香港多年暴政積怨的爆發。



美國諮商師瑪莉.派佛在《用你的筆改變世界》一書中回憶,一九六九年,「在我畢業的那個學期,我參加了在人民公園舉行的示威活動。一開始我並未加入,但後來我親眼目睹一位國民兵槍殺了一個站在附近屋頂上的男人,而這個無辜被射死的男人其實跟我一樣,只不過是站在那裡旁觀街上的暴動罷了。」


「第二天,在我前往語音學教室的途中,被一架從上空飛過的國民兵直昇機噴灑催淚瓦斯;當我躺在草地上嘔吐時,我心中暗自發誓我一定要加入遊行示威行列,因為那時我才明白,我們的政府對於反對它的人民,竟然會動用其所有的力量加以反制。」


「當時街上毒品氾濫,學生們經常談論的話題居然是武器。黑人民權領袖金恩博士遇刺後,許多城市遭人為縱火,黑豹黨和氣象人的勢力擴大,警察和聯邦政府則採取報復行動,情況變得越來越凶險和恐怖」。


反戰學運、黑人運動、同志運動的激化,以及派佛的親身經驗,提供了兩個know-how:


第一,警察傷害旁觀者,旁觀者就會變成示威者。警察傷害示威者,旁觀者也會變成示威者。


政府只想靠升級武力來平息示威時,反而會擴大動員。人在極端情況下的反應,會揭下其面具、暴露其本質。政府在衝突中的反應,揭露它是民主或獨裁。示威者總怕一旦還手就會被貼上暴力標籤,失去「中間選民」的支持。但事實證明,從來就沒有什麼中間選民可言。政府讓人民認清它的暴力,原本支持它的人就會轉而推翻它。


第二,警察傷害溫和派,溫和派就會變成武鬥派,剩下的也會變成武鬥派。


各地運動一開始都是和平靜坐,誰也不想受傷、坐牢、送命。警察一升級武力,示威就會隨之升級,效果猶如火上澆油。因為一旦失去所有選項,連多人自殺都無法感化當權者,那麼原本溫和的示威者就會轉而接受暴力作為選項。


示威會不會演變至過激,不是示威者決定,而是政府和警察決定。


稱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為港獨教母,當之無愧。



缺乏訓練和武裝的示威者,再怎樣也打不過警察。如前所述,真正效果是透過示威者受害的訊息,激起社會憤怒,滾雪球擴大動員。而當警察暴力和媒體抹黑,把公開和平抗爭變成暴動、再變成地下恐怖主義後,保守黨政客將再也沒有敵人,這會帶來什麼結果?


英國兩位流行病學教授理查.威金森和凱特.皮凱特的《社會不平等》一書描述,他們藉由統計發現,越不平等的國家、地區,例如美國,即使經濟繁榮,貧富卻越懸殊,越不信任別人,女性受歧視,群眾陷於嚴重心理問題,肥胖普遍,教育成效低,未成年生育率高,搶劫毆打等暴力犯罪率高,監獄人滿為患,更多家庭負債和破產,也更難向上流動。


而美國變成不平等的關鍵,在於七○年代卡特總統時,貧富差距開始擴大。八○年代以來,在雷根、布希總統任內更急遽拉開差距。在左派的柯林頓總統任內,縮小了貧富差距。而在小布希總統任內繼續惡化,逼近布希總統時的嚴重程度。


回顧原因,傳統上公認是就業摩擦,電腦化、高科技導致企業需要熟練技術工人,沒技術的工人因低階製造業外移而失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說,計量經濟學研究顯示這只是一小部分原因。如果是產業外移導致美國貧富懸殊,那麼同時期很多國家都產業外移,卻沒有像美國變得這麼貧富懸殊,可見此說不實,騙殺全國數十年。真正的原因是,右派掌控了政府,立法限制工會、減少了工會人數、廢除勞動合約,又在稅法和福利上劫貧濟富。


過去關於次貸風暴的研究也說明了,週期性的大蕭條,每一次經濟泡沫化,正是政府接受華爾街關說,放鬆金融管制的結果。


也就是說,美國人今天普遍身心受創、壽命縮短、嬰兒夭折率提高,來自貧富懸殊。而貧富懸殊是因為美國人選錯了總統,選到華爾街財團的看門狗。


為什麼?不只因為根深柢固、盤根錯節的歧視窮人、歧視黑人、歧視女性、歧視同志難以動搖;也因為媒體炒作曼森案,當初在歷史轉折點上,洗腦大眾「反戰嬉皮都是冷血凶手」,所以投票時很容易說服大眾叫左派去死吧,抓左派的腦袋去掄牆吧,拿火焰槍燒光他們吧。


訊息戰奏效的威力,足以禍延全國三代人。


把這問題簡化再簡化:如果沒有曼森家族命案,美國會怎樣?


也許,這四十年來,美國人會普遍更平等,更快樂,身心更健康。



反送中抗爭,許多示威者都像中彈女救護員,遭遇了警察暴力、媒體誣陷。更甚至是判刑囚禁、酷刑骨折,任何人都不該承受這些。然而,這並不是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所有民主國家,就如美國,都經歷過這段暴警黑夜。所有文明進步,來自仁人志士在滿地鮮血中蹣跚、在催淚瓦斯下匍匐嘔吐,前仆後繼爭自由。或早,或晚,絕無倖免。


一九六九年的好萊塢曼森家族殺人案,二○一九年央視的抹黑女救護員,雖有輕重,但都在群眾同情一位無辜女性不應受難的情緒中,進行訊息戰的角力。而這只是連續高強度訊息轟炸的一小部分。


一旦政府玩弄訊息戰成功,大型抗爭失敗,那麼獨裁者再也沒有顧忌,接下來就是全國四十年的腐敗倒退。效果會擴大展現在全民的生活品質上:即使經濟繁榮,貧富卻越懸殊,越不信任別人,女性受歧視,群眾陷於嚴重心理問題,肥胖普遍,教育成效低,未成年生育率高,搶劫毆打等暴力犯罪率高,監獄人滿為患,更多家庭負債和破產,也更難向上流動。


央視訊息戰的對象,正是中國人民。在官媒訊息的民族主義情緒下,高喊血洗香港、留島不留人的中國人,不妨想想前車之鑑。




作者曾任《自由時報》主編、台北之音電台主持、《Premiere首映》雜誌總編、《明日報》、《蘋果日報》主編、金石堂書店行銷總監,現職寫作。獲《聯合報》等文學獎,著《帽田雪人》、《愛比死更冷》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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