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局人員利用總統專機通關禮遇走私（或團購？）免稅菸事件，據報導至少從馬英九總統任內開始，已是行之有年的「批貨模式」。倒楣的是本身不抽菸的菜鳥少校，這不代表在馬政府之前沒有走私，只是不是菸。
通關禮遇長年捲入菸品夾帶。圖片來源：華視youtube
在菸捐還沒漲很大之前走私菸的利潤和購買動機都不夠充分，問題是，背後的一串粽子到底有多大條？這個漏洞有沒有可能成為洗錢或進口槍枝、毒品等甚至更嚴重的國安缺口呢？而此案之所以會被蔡英文不小心踩爆，主要的癥結在於這個社會還埋著很多轉型正義未拆除的地雷。
菸和轉型正義一直很有關係。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就是發生在延平北路與南京西路口的林江邁緝菸事件。有人說這是一場偶然的意外，的確，在那個時代背景和社會動盪之下，賣私菸會出事、腳踏車雙載（如四六事件）也會出事，然而這也意味著，由不義之人以不法手段宰制一個不公平的社會，在當時的台灣換個人事時地物，二二八這樣的事端都必然會發生。
1947年2月28日《民報》報導開頭第一句就是：「昨省垣忽『又』發生查緝私煙警員開槍擊斃人命」，為什麼會說「又」，代表行政長官公署專賣局緝私警員盛鐵夫、傅學通等六人不是第一次抓私菸開槍的，陳文溪也不是第一個受害者；就在二二八前不久，1946年10月28日梧棲港新高稅關與緝私警察衝突、12月7日基隆市查緝私菸、12月14日台北市中正路大正街市場查緝私菸等，都有軍警開槍導致民眾傷亡、受害者包括12歲小孩等情事。
為何查緝私菸每每導致如此激烈的警民衝突？張炎憲等所編著的《基隆雨港二二八》書中描述，「公賣局常常來捉賣私菸的。…被沒收的香菸，載回公賣局，又賣出來給菸攤」，當時中國記者唐賢龍寫的《台灣事變內幕記》也舉出行政長官公署九大貪污案中，煙酒專賣局官員為主嫌者就佔了六件，涉案者包括中低階職員到高階主管，尤其在所經手的商品如涉及課稅，整個機關更充斥著「一轉手間，專賣局的職員便可不勞而獲的得到一筆很大的利潤」等歪風。
由此可見，本次國安局私菸案的「傳統」豈止可上溯到馬英九政府時期，諸如此類的「官場文化」與人事牽連還有多大比例隨著黨國體制的遺緒瀰漫到現在，才是本案最需要徹查改革之處。 可以想像這種事是歷任政府都不太想碰的燙手山芋，一方面政府內部人員違法是「家醜」，就算是積弊，爆出來一定會對執政者造成負面觀感，也不能不處理否則就是包庇；另一方面若追查到底甚至整個組織清查改組，得罪的又是早在黨國體制中滲透已久盤根錯節的利益結構，這些人可能成事不足，扯國家後腿倒是很會。
因此，最根本的問題是，創造這些走私貪瀆的誘因是什麼？我們能不能從這件事體認到，要讓黨國體制徹底走入歷史是多麼漫長困難？事實上它現在還在用它精巧細密的手段掌控著這個社會，這些盤踞在各政治系統中的幽靈，不可能會將國家利益和人民權利視為重要目標。
其原因簡單來說，國家愈糟糕、人民過得愈不好，就愈容易被黨國體制用更低的成本──例如走私菸對他們來說只能算是蠅頭小利──所收買；而當愈來愈多人會因為這樣就被籠絡、控制，這個國家統治權就妥妥到手，只要喊喊「專機出得去，私菸進得來，台灣發大財」就好了，還需要費心執政嗎？
隨著黨國體制的殘留而延續的社會不平等，就是走私這個國家最具誘因的「價差」。
作者左手寫詩，右手填詞，台大法律系畢業，主修法律史，註定要當「台灣」的辯護律師。曾獲台大文學獎、宗教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撰寫專欄及社論，使好人興奮、壞人羞恥，這種既興奮又羞恥的感覺，大法官謂之猥褻，故有「猥褻詩人」之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