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國民黨總統候選人初選，韓國瑜以17%的差距勝過「政治素人」郭台銘，加上韓國瑜崛起的這段期間，越來越多人持續追問「韓粉」們的模樣（例如這篇臥底在韓粉當中的分析），企圖解構現象背後的社會基礎。但我們絕不能只看個殊化支持者的分析，那會陷入「以結果推導原因」的迷思，反而加深了難以突破同溫層的絕望感，也更加神化了韓國瑜的動員能力。
觀察他去年選舉至今的表現，韓國瑜本身其實是個非常傳統的魅力型政治人物。而他的崛起，完全有公式可循，並非評論者謂政治奇才。如同江昺崙從地方派系的合縱連橫分析韓流，我們必須從他動員支持者的策略著手，並試著將他移出神壇。
世俗「克里斯瑪」與其慣用的煽動妒恨、轉移焦點技術
事實上，從過去半年以來韓國瑜對於各項政治議題的發言操作便可發現，他更是屬於當代政壇常見的世俗「克里斯瑪」人物之一。
什麼是世俗的克里斯瑪？在社會學者里查‧桑奈特（Richard Sennett）的觀點中來看，恰好與韋伯的「克里斯瑪是對失序的回應」這種概念不同，現代的世俗卡里斯瑪，是常態的存在於當今政治社會的既有秩序中。並且這類政治人物還能夠自行創造危機，或是企圖讓人們看不見危機。
此一政治人物的典型便是美國前總統尼克森。起初他自詡為對抗保守體制與共產主義的鬥士，並利用一系列針對自由派政敵的仇恨動員，逐步躍升為保守派當紅議員。但在1952年的政治基金醜聞爆發時，尼克森卻以電視談話中的「動之以情」策略──強調自己薪資微薄、太太平常穿著的外套只有一件「共和黨大衣」、唯一沒退還的他人贈禮是隻女兒珍愛的小獵犬等等，將大眾注意力轉移至他的日常生活與善良動機，而成功化解了此次政治危機。
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如今的韓市長，在這半年多來的形象營造策略，似乎也跟上述經典案例有異曲同工之妙。
首先，韓國瑜在高雄市長競選期間大力塑造自己「一碗滷肉飯、一瓶礦泉水」的草根庶民形象，以便能得到操作階級不平等、資源分配不均話題的正當性，強化選民們對於北部權貴、傳統政治菁英的妒恨心理。換到了總統大選時，他則再次歸隊於那些不滿年金改革的傳統軍公教選民陣營中，操縱著他們對於自己傳統優勢經濟地位喪失的相對剝奪感。
至於面對其身陷的政治危機時，除了在市政議題（登革熱疫情爆發）上持續輸送老調重彈的「前朝遺毒」、「中央虧待高雄市」的煽動妒恨論調外。當韓國瑜的「愛高雄」、「庶民」形象即將遭到質疑時，另一項轉移輿論目光的策略便出爐了：訴諸情感、展現委屈，夸談正向理想，並搭配協力的中資媒體唱雙簧，好讓人們再次深陷其個人形象包裝中。
從自己曾經也是投給黨外人士、有正義感的青年，再到市長夫人哽咽訴說一家人如何承受抹黑的壓力、市長對家庭滿滿的虧欠，以及「考試考了89分，老師、爸爸媽媽要先看89分的努力」…等等，轉移焦點並模糊問題核心的形象工程範例，比比皆是。
如果將前述的仇恨動員、形象轉移公式製成流程圖，會發現這樣的仇恨動員其實在台灣政治並不陌生。而在面對近期低氣壓頻繁可能造成的夏季災害，韓市長早已在六月中宣揚清淤政績時執行了「前朝遺毒」及「已經努力」兩個步驟，但時至今日仍有淹水災情。依循本流程圖來觀察韓市府的反應，果不其然，便是以仇恨動員及展現「委屈」來利用、轉移危機，令韓國瑜本人「遇水更發」。
7月19日下午淹水的高雄街景。攝影者：曾柏榮
仇恨動員的產物：索求愛與包容的怪獸
除了為政客個人解決危機，藉由這種打造世俗克里斯瑪的仇恨動員及形象工程，「韓國瑜」的個人符號就能牢牢栓在韓粉的投射心理中：受苦的總是自己、永遠都是they的錯。所謂「愛與包容」並不是善待他人的準則，而是要求他人優待自己的索求，否則就以「恨與排擠」回應之。
如此一來便可形成自產自銷的仇恨動員公式，一再調動民心。即使韓國瑜在高雄的民意開始走下坡，但各地的韓粉反而能藉此「越黑越挺」，彷彿像是恨發電的永動機。
「韓國瑜」與「韓粉」都是在當代社會中有跡可循的現象。若我們僅是將目光關注在這兩個陳年痼疾，對議題的所有討論仍持續在「這群人到底是誰？」的問題上打轉，反而會更加困惑且無力，進而也不能得知這股政治力量到底是如何帶動自身「穩定運作」。
導致韓流亂象的核心策略，正是上述這一套將過氣政客與心懷憤恨的選民群體串連起來，並高速擴張的自我實現公式。
如果金融時報的報導屬實，中國在台灣的資訊戰操作手法，就絕非只是扶持韓國瑜這個動員媒介，而是一套建立政治強人形象與仇恨動員的公式。利用台灣多數選民低落的政治效能感，用仇恨擴大社會大眾與傳統政治菁英的矛盾，打造一群總是等待強人拯救、在自我中心索求愛與包容的怪獸。
怪獸的培養不是一、兩年間的事情，它的養分本就源自於大眾民主文化不夠健全的台灣社會。想要阻止怪獸繼續長大，使用亡國感進行恐懼動員的效果終究有限，甚至有可能造成部分政治效能感低落的選民因無力感而更加退縮。
斷開仇恨動員的鎖鏈
因此，當下最重要的民主防衛工作，並非「消滅」這些政客與狂熱粉絲，而是斷開他們之間的聯繫。
我們可以注意到，韓國瑜發動攻勢的主要工具，正是以旺旺中時集團為首的各類親中媒體。這些合作媒體利用網路社群，病毒式的散播韓國瑜的妒恨發言和有利於他的政治評論，試圖煽動民眾仇視中央政府、鞏固其既有支持者群體。
所以有良知的大眾必須做的，就是協力壓制仇恨動員的媒介，例如推動假新聞清潔劑計畫，以及支持政府設立《境外代理人法案》，在既有民主機制下揭露媒體背後的金流與從屬關係（尤其是諸多網路內容農場式的媒體），進一步消滅這類妒恨型政治人物的命脈。
上述這些反制做法，即便在短期內無法達成直接殲滅傳統魅力型政客的結果，至少也能為台灣公民社會的發展撐出一個喘息的空間，並得以破解妒恨型政治人物的生成機制。倘若這條仇恨動員的生產線還存在，即使韓流過氣，掌握生產線的集團依然可以如法炮製、生產出下一位世俗克里斯瑪的獨裁政權代理人。
作者皆為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