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些方面看來，這東南亞接下來幾年政治上真正的希望可能是香港這個地理位置上處於邊緣的城市。可能是唯一能為該地區提供相當需要的領導力， 也就是社會科學家所稱的『示範作用』（demonstration effect）的地方。」
──《亞洲教父：透視香港與東南亞的金權遊戲》p.258
香港由6月9日的百萬人反送中大遊行開始，每周都有規模相當大的抗議活動。而形式各有不同，7月7日《彭博新聞》網站上有一篇報導很巧妙的把到目前為主的抗議活動分成了四類：人山人海式（By Number）、衝鋒式的（By Storm）、圍城式的（By Siege） 和奇襲式的（By Surprise）。
除了抗議的形式比2014年的雨傘運動更為多元，在抗議場上眾多年輕人表現出來的勇氣與團結一致更宣告了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也讓前資深記者、亞洲政治經濟專家的周博（Joe Studwell）在2007大作中的預言終於成真。
但這一切究竟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本篇會先點出香港在港英時代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的特殊之處，下篇再對照回歸中共之後這些特殊之處的陰暗面不但沒有被歷任特首妥善解決，反而是更進一步被放大。
長期累積的民怨終於在特首林鄭月娥試圖強行推動修訂《反逃犯條例》、威脅到香港市民的基本人身安全時又應對無方後爆發出來。而廣大民眾這次針對的，不光是《逃犯條例》的撤回，還有警方在驅散民眾時的濫權與要求非經普選產生的特首下台對民意負責。
而最後一點不啻是敲醒了「一國兩制」合法性的喪鐘，若特區政府無法和北京取得諒解後在管治手法上出現大改革，那已經無法再忍耐的年輕人只會不斷衝撞政府所剩不多的合法性。這樣持續對抗下去的後果極為可觀，不光會徹底改變香港的命運，對中共政權本身也是一個極大的風險。
除了身為國際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儘管已經回歸中共22年，曾經長期是英國的殖民地依然是香港給人的重要印象。
然而和大英帝國鼎盛時期在全世界各角落據有的眾多殖民地比較起來，香港的發展規跡其實有其特異之處：它既沒有像英國的其他殖民地一樣在二次大戰後很快回歸母國或是把權力交還給當地人；其大部分經濟活動和英鎊區也很早就脫鉤； 更特別的是，原本具有優勢地位與諸多特權的英資財團在殖民地的優勢地位卻逐漸被本地的華資財團所取代（只有匯豐銀行進行了成功的轉型，成為唯一的例外）；最後到了殖民統治終結的時刻，香港是唯一在人均GDP上超越了殖民母國的情況下被歸還的殖民地。
19世紀末香港官署的英國官員。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而香港之所會有這些有別於其他大英帝國殖民地的特殊性，在於它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所賦予它的經濟功能：中英條約下以廣大中國市場為腹地的轉口港。也因為如此，英國殖民者長期以來關心的主要是英商與其他外商的經濟利益；但另一方面除了母國英國之外，殖民統治者還需要顧慮到和香港原屬國之間的關係（從大清、國民政府到中共）：因為在中國內地的政經情勢變化或是內地政權和其他世界強權的外交折衝往往也會對香港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最能說明上述論點的，就是在港居住的英國商人在1894、1916、1917、1924分別提出爭取政治權力的要求（第一次是要求以選舉的形式產生立法局代表、之後是要求增加在立法局中非官方代表的席位）。但這些要求要不是被拒絕、要不是只得到有限的回應。之後二次大戰結束，準備在香港進行憲政性質的政治改革方案最後在1952年被港督葛量洪放棄，除了當時混亂不安的東亞政治情勢是重要考量外，葛量洪本人不認為這對佔大多數的華人居民有好處。其次，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以英國人為主）也都建議他不要進行改革。再者雖然這個政改方案得到了倫敦內閣會議的同意，葛量洪覺得他不去實行英國政府也不能拿他怎麼樣。
更重要的是，當時即使決定捨棄政治改革，葛很清楚的知道民間不會有太大反彈。因此香港在政治上，一直要等到80年代，英國和中共展開回歸前的談判後才有所突破。在持續由少數英國殖民者和他們挑選的少數英籍、華籍商業菁英構成的統治結構中，很奇妙的是，這個小執政團體很快地針對快速變化的客觀情勢制定了對香港的生存（以及它們的利益）最有利（而不是最有利殖民母國英國）的各種政策。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1951年因為韓戰導致聯合國對中共實施禁運後，殖民地政府說服了倫敦讓香港豁免嚴厲的外匯管制，繼續維持蓬勃的自由市場買賣貨幣（主要是美元）。這在50年代對香港是莫大的恩賜，因為不受外匯管制和有機會購買硬貨幣的政策吸引了投資者，特別是來自內地和其他地方的富有華人移民。因此，香港一直不缺資金支持急速的工業發展，成為第三世界經濟中非常獨特的例子。
1960年代的香港。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隨者美國和中共持續冷戰，美國直至1971年仍對中共實施經濟封鎖，與中共內地進行的金融與商業不能以美元買賣，也不能經美國的金融系統進行，但以英鎊交易則不受華府和其嚴厲的法例管制。當時，中共正在從大躍進和其後三年的經濟災難中恢復過來，大部分進口貨品的資金均來自香港得來的英鎊，這筆資金佔1963─1967年中共總入口的28%。而在中共從文革的經濟破壞中復原時，香港擔當了更重要的角色。中共購入的英鎊，足以支付1970─1971總入口的46%。這些統計數字反映，香港在英國統治下，每當內地的外交及政治出現問題時，對其經濟有特別的貢獻。
另一個很好的例子是隨者上海紡織業資本家帶來大筆資金和技術逃難到香港，與廣東本地創業者也開始在香港發展出口為主的初級加工製造業，帶動了香港本地的工業化。但蓬勃發展的結果是在1961年起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對紡織品出口實施配額制度。香港政府傾向以行政及法律措施去控制香港出口，並期望與政府官員而非廠商談判。香港因而開始了政府與政府層面的商務談判。理論上，殖民地沒有憲制權力處理對外事務，商務外交應由英國負責，但倫敦在這件事上卻沒有異議，承認了保衛香港國際貿易權益是殖民地政府的責任。
第三個讓香港變成非常特別的殖民地就是儘管49年從上海撤退來港的英資財團一直想要維持其優勢地位，但因為對香港本地市場的不瞭解和覺得自己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加上逐漸累積的錯誤商業判斷，指標性的在港英資財團陸續都遭到華人財團在經營權上的挑戰。但具有香港準央行地位的匯豐銀行並沒有因為是大英資公司而在經營權的爭奪戰中支持英籍的資本家，反而是提供資金支持崛起的華人企業家明日之星。
最經典的兩個案例便是1980年匯豐支持船王也是首任特首董建華的岳父包玉剛收購九龍倉公司而不是支持包玉剛的對手、英資巨頭怡和洋行，以及1979年匯豐將把接管四年的和記黃埔集團以優惠的條件賣給李嘉誠而非另一個有意收購的英資集團。
所以總的來說，香港政府靠著港督帶領著一小群英國籍的高官和越來越多的華人中低層公務員，配上行政局、立法局和各類新成立的諮詢委員會中委任商業菁英擔任的英、華籍非官守成員，在治理香港上達到了在倫敦大學著名香港事務專家曾銳生教授眼中看來有以下特色的良性管治：高效、公正、誠實、立意良善的家長式統治與對一般民眾生活的不干預。
高效的經典事例是1954石硤尾大火後，政府迅速成立重新安置部門提供大火災民公屋居住。公正則是英籍的法管在審理各類案件時，不論當事人的國籍，均能以客觀的法律條文給出判決。誠實則是在70年代爆發了嚴重的警界貪汙案後，香港政府於1974年成立了廉政公署並開始偵辦許多重大的貪瀆案件，雖然香港商界與政府的遊走法律邊緣的利益勾結依然持續存在，但已大幅扭轉一般民眾對於政府廉能的印象。
其次在香港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後，港督麥理浩為了有效回應社會需求，開始推出各項新的社會福利政策如十年住屋發展計畫、公共援助計畫與九年免費義務教育等，這讓人民感受到政府像個關心人民的家長一般能照顧到人民的需求。最後，大部分英國高官統治香港其實是靠華籍商業菁英與中層公務員來當政府與人民的中介，這些高官其實和本地社會有頗多隔閡也不真正了解當地一般百姓的生活；但政府除了少數的政策失誤外，極少推出對人民生活產生重大負面影響的管制措施，為港府贏得了不干預的美名。
當然這套創造了香港經濟奇蹟的管制模式也有其明顯的陰暗面，但很不幸的在香港進入移交前的過渡期和移交的四任特首期間，這些問題不但沒有被妥善解決，還因為種種因素有惡化的趨勢也引爆了今日廣大年輕人的不滿，就是下篇會詳細探討的主題。
作者有個雲霄飛車式的人生，曾很輕鬆的進了不太好進的美國學校博士班，以為自己會是華文社會科學界的明日之星，又因為一個烏龍，更「輕鬆」的被踢出來，開始闖盪亞洲江湖，到處求人下單，到目前為止的心得是「我32歲以前到底活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