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六四事件屆滿三十週年。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今年是六四事件屆滿三十週年。2019年六月四日晚上，香港有逾十八萬人聚集維園紀念六四，反觀台灣自由廣場的紀念會，只有幾千人到場。這表示台灣人對於紀念六四的冷漠嗎？是也不是。
是的一面是：部分台灣人對於六四確實顯現出一種疏離感；部分台灣人則惑於中國的崛起與強大，在「中華認同」的召喚下將自己驅入一個尷尬的處境中，調適的方式就是只能保持沈默。
不是的一面是：部分台灣人因應網路時代的生活，在網路上大量傳遞、轉載、發表關於六四的文字（雖然可能被認為只流傳在同溫層之間）；部分台灣人則將八九學運或民運的激勵牢牢鑲嵌在集體記憶裡，並轉化為對守護台灣民主的渴望，也因此對進行中的總統選舉感到極度焦慮。從這一點來看，八九學運的意義始終隱伏在台灣民主文化的脈動中。
這篇文章想從我個人的記憶與台灣的政治發展來談談「不是」的那一面。
六四是1989年天安門民運的終點，一場悲劇。對我這樣的台灣人來說，八九學運則是一個啟蒙的起點、蛻變的開始。
1989年春天，我是南台灣的一個大三學生。台灣剛經歷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開放老兵大陸探親、蔣經國任內去世、李登輝繼任總統等等大事，猶如民主新生兒在一片蠻荒世界中蹣跚學步。其時國民黨舊勢力與舊思想仍然盤根錯節地盤據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仍在未定之天，例如總統選舉是由所謂國民大會七百多位國大代表選出。為了維持「大中國」的代表性，垂垂老矣的國大代表們不僅是終身職，還有遞補制。因此，沒有人知道台灣是否真能走向民主坦途。
在大學裡，學生爭取校園言論自由與民主化，已經好幾年了，但是大學並未因解除戒嚴而解除校園的言論管制，仍然有許多軍訓教官負責「應付」那些「激進極端」的異議學生。多數大學生思想保守，因為所有大學生都接受過至少十八年的黨化教育，除了極少數人外，大多數人都持有國民黨式的大中國愛國觀，也都相信自己是中國人（包括我），所以，發生在中國的事當然也是「我們的事」。
從1989年四月起，北京天安門前的學生運動一點一滴地展開了。在國民黨政府的默許甚至推波助瀾之下，透過電視螢幕和報紙新聞傳來那種浩浩蕩蕩、百萬人潮、波瀾壯闊的畫面，攪動了全台灣大學生的激情。隨著天安門前人潮的聚集、遊行、組織、請願、絕食，那一兩個月間，台灣人民的心情也隨著情勢之起伏而動蕩不定，國民黨政府更藉此積極地動員全台各界聲援天安門的大陸大學生與民眾的民主訴求。
當時我參與成功大學西格瑪社，是個校園異議性社團，早從1987年起即投入爭取校園言論自由的行動。對於我們這種異議大學生而言，由國民黨政府主導的各種「聲援天安門學運」的活動，無疑是偽善之舉。因為國民黨政府自己的民主進展停頓不前，有什麼資格去領導聲援一個民主運動？它仍然不容許甚至壓制大學校園言論自由與民主呼聲，鼓吹甚至動員大學生去聲援民主訴求的中國學運又有什麼正當性？西格瑪社把這些批判轉化成一個契機，藉此質疑國民黨當局的民主化誠意與行動，呼籲各界加速台灣的民主化進程，特別應從校園言論自由的解禁開始。
在行動策略上，我們把上述質疑寫成十幾張大字報上，利用晚上時分貼在成功大學圖書館校區面臨大學路的圍牆（今已拆除）上，並留下空白區域以供讀者留言。我們的策略取得極大成功，整個晚上到第二天早上，空白海報填滿密密麻麻的發言，也有人自製自己的大字報──或者反對或者支持──貼滿整片成大圍牆，大批學生駐足在牆前討論或爭論，整整喧鬧了一個禮拜，成大民主牆於焉誕生。校方在木已成舟的情勢下，只好宣佈成立正式的民主牆──稱作「言論廣場」。此後，台灣各大學紛紛成立言論廣場或民主牆。
遺憾的是，六月四日清晨，全世界都為中共調動軍隊鎮壓北京學生與民眾、坦克車開進天安門廣場而震驚！像我這樣的大學生因此感受到強烈的寒意與懼意，從此開始反省「中國」的意義與「中國統一」的必要性。
八九學運後不到一年，1990年台灣總統大選，國民黨內部保守派利用不必改選的「萬年國大代表」，密謀拉下李登輝，發動二月政爭。由於八九學運而活躍的台灣學生感受到民主倒退的可能，從三月十六日起於中正紀念堂集結靜坐抗議，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及「制訂政經改革時間表」四大訴求。台灣有幸，甫當選第六屆總統的李登輝決定接見各校學生代表，承諾政治改革，台灣民主發展就此步上坦途。
六四鎮壓之後，中國雖然受到西方國家的抵制，卻沒有改變經濟改革開放的路線，挾其釋放出的龐大土地與人力，自由世界各國昧於表象，相信經濟發展或可促成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因此不再抵制，反過來前仆後繼地投資中國，在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下，中國一躍成「世界工廠」。
三十年過去了，中國在西方國家與台灣的善意卻錯估的協助下，已經蛻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它的科技水準也不斷地提高。然而，中國政府挾著經濟改革的成果，開始自得意滿地認為它已經走出一條獨特的「中國模式」道路，它不要西方的民主制度與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
流淌在傳統政治文化血脈裡的「中華秩序」也蟄伏而出，對內利用資通網路科技打造一個數位獨裁政權，管制言論、創造「失憶」、全面監控人民；對外則不再「韜光養晦」，反而輸出「銳實力」到全球，要求各國根據「中國規則」辦事，在國際場合不斷霸凌台灣；近年來更明目張膽地擴張軍事力量，大秀拳頭肌肉，張牙舞爪武嚇台灣。
不管是基於「中華秩序」的大一統思想、或基於狂熱的民族主義、或者基於維繫政權命脈、或者基於國際爭霸的戰略需求，中國獨裁政府都無法容忍一個活躍的民主台灣。可是，它也知道訴諸武力反而可能使政權倒台，最佳策略就是讓台灣自動送上門來。因此，它始終試行「如何可以付出最少代價就擁有台灣」的各種謀略與行動。
一個上策是利用台灣的民主制度，以及島內過去深受大中國教育而仍然殘留濃厚的「中華意識」，扶植具有強烈中國（華）認同的政治人物，經由民主票選機制而占據政府首長職位──特別是總統這個關鍵的國家領導人職位。如果真有這樣的政治人物被選舉上台，在民主正當性之下，執行與中國融合的政治經濟政策，台灣將慢慢被吸納到中國這個巨大的黑洞內。
如果說，關心、紀念與記憶六四對中國民主化而言是必要的，而中國民主化對於台灣現行民主體制永續攸關重大，那麼，六四確實對台灣民主永續攸關重大。當中國已經變成一個全面監控的資訊封閉國度時，台灣知識分子能採取的方式與行動就只能是利用「大牆」外的網路，保存、轉傳、分享關於六四的中文外文媒體報導、書寫紀念文字、論述六四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等等。不管規模如何，一個多星期以來，這種事情大量地發生在我的社群媒體之中。
反過來說，像我這樣經歷的人都深深地知道，關懷與幫助中國走向民主化的最好方式是守護台灣民主，保持它在中國黑洞吸納的安全距離外！也只有這樣，才能為關心、紀念與記憶六四事件保有一個華文世界的最後「基地」，因為香港已經快「淪陷」了——雖然今年香港仍然有逾十八萬人站出來！因此，對於台灣的知識分子與民眾而言，現前最迫切的事莫過於關注台灣的總統大選，以排除可能執行「融合中國」的政治人物，確保他們不會當選上台。
明年是野百合學運三十週年，台灣想必會有一波回顧與紀念文字，我這篇算是提前誕生，從個人的記憶與經歷來連結中國的八九民運與台灣的校園民主化運動、野百合學運、台灣民主體制的存續、以及中國民主化的未來。
作者是在學院的哲學工作者，專長是科學哲學，但是對於政治有相當關懷。在臉書上有一「陳瑞麟的科哲絮語」專頁，不定期地發表個人在各種領域探索、思考的片段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