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聯合報系資料照
韓國瑜在「支持者熱烈的邀請下」，準備在6月1日參加台北凱道前的造勢活動，縱使韓市長有各種理由藉口解釋活動的性質，但仍然難掩其躁進與焦慮的心境。
韓國瑜很清楚，雖然自己暫居網路聲量排行榜之首，但在民意如流水的氛圍下，其所面臨的泡沫化危機儼然浮現。
內外壓力逼迫，突圍長征為出路？
直白說，韓國瑜主要的問題在於其「吃碗內看碗外」的投機與過客心態，這可從就任高雄市長以來毫無章法的市政建設、以炒作短線議題維繫民意基礎、一心壓寶中國經濟外援、面對議員質詢大鬧笑話看出端倪。與其坐困市政面臨被看破手腳的窘境，不如在特定媒體護航與韓粉出征及簇擁下，轉進另一戰場尋求新解套，提早揮師北伐或許有番作為。
深入觀察，高雄市政並非韓國瑜唯一隱憂，外部壓力正在持續削弱他的政治動能。蔡英文透過民主價值持續在外交與兩岸議題中撿到槍端出砲，而柯文哲則在藍綠初選惡鬥的時機中找到了突破口。
更關鍵的是，韓國瑜彼時崛起所高舉的「反對民進黨」與「人進貨出發大財」的兩面大旗，郭台銘正透過其人格特質，包裝、搶下其品牌代言人的角色。
怒嗆蕭美琴的起手勢以及重磅出手批判蔡英文三年執政弊病，都說明郭台銘意欲爭奪「反民進黨共主」的企圖。此外，相較於韓國瑜跳針式的「發大財草包套路」，郭董更可憑藉自己全台首富的客觀優勢，將發財模式提升為全球生產供應鏈4.0模式，這對國民黨內部的「經濟、菁英、知識藍」都構成了某種化學效應。
在此背景下，韓國瑜成為各方政治勢力與官軍圍剿對象，此時唯有奮力突圍、進行長征才有活命出路。
韓國瑜的長征
說穿了，這就是中國過去農民起義中的流寇模式，在流竄過程中不會留戀一城一池，打的贏是戰術考量，反之進行戰略轉進，「裹挾農民，飄忽如疾風暴雨，其鋒不可擋；如有攔其鋒者，莫不粉身碎骨」為其內涵。彼時的黃巾之亂、太平天國洪楊之變乃至中共的兩萬五千里長征多屬此性質。
在各類流寇領袖中的革命論述中，毛澤東的人民戰爭與游擊理論實為箇中翹楚，「敵進我退、敵駐我擾、疲我打、敵退我追」更是傳神的描述。若將流寇模式套用在韓國瑜身上，高雄的地位頓時淪為永安或瑞金「革命根據地」的功能：面對官方的進逼圍剿，勉力守住城池最終難逃覆滅下場，唯有裹脅支持者進行「攜家帶眷式」的突圍才有生存的可能。
有趣的是，流寇長征的路線選擇也是門學問。
毛澤東彼時反對張國燾「飄向新疆，聯絡蘇聯」的長征道路，所持理由就是必然將中共淪為第三國際附庸下的地方型亂黨，歷史也告訴共黨，孫文過去搞的邊區革命模式（鎮南關、河口、防成、欽廉上思等地）未曾奏效，甚至可能重蹈石達開兵敗大渡河的覆轍，走向陝北落腳延安則可讓共軍保有進軍華北或威脅西安的戰略縱深。事實證明，毛澤東確實擁有其獨特的政治與戰略視野。
這或許解釋韓國瑜在瞄準總統大位，提早將造勢場由台中改為台北的考量，畢竟這是台灣政治的心臟，不僅牽動國內的政治板塊，也左右輿論視聽。
這不僅直接挑戰民進黨執政的象徵，同時也和國民黨的權力中心喊話叫陣。這或許是韓的長征，但也可能是墨索里尼當年「羅馬進軍」的翻版。
台北造勢場為轉進關鍵
如果以去年的群眾聲勢來看，各路官兵追剿自然有其理性對策：以鄰為壑，只追不堵。堵則自取滅亡，百害無一利；追則可以趁火打劫，隨地報功請賞，百利無一弊。這也是中共在長征過程中屢屢化險為夷的微妙之處。白崇禧所言「送客式的追擊，敲梆式的防堵」就是這種心態的描述。這也足以說明國民黨傳統菁英吳朱兩人，何以面對韓國瑜與韓流時選擇「暫避其鋒，退居二線」的緣由。
然而，在王金平堅持不退、楊秋興翻臉反目以及郭台銘勢力崛起後，韓國瑜是否能維持去年三山造勢的群眾動能值得關注。
倘若全群眾集結甚為壯觀，完成台北進軍的戰略轉進似乎指日可待；反之，則將面臨社會輿論對其「黔驢技窮」的嚴苛檢視。而在群眾意識「韓流破滅」的自我預言下，韓國瑜可能慘遭「利空盡出、無量下跌」的下場。
本文原題〈成王敗寇？韓國瑜的「流寇模式」存在高度風險〉，圖文經鳴人堂授權轉載。
政大東亞所碩博士。現任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致理科大及東吳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媒體專欄作家，復興電台兩岸櫥窗節目主持人。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