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輿論認為這與年初蔡英文及其國安團隊，迅速回應習五點講話的「四個必須，三道防護網」立場直接相關，亦即在中共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後，蔡總統以「辣台妹」的形象進行反擊，從而「撿到槍」或「端出砲」。然而，這樣的認知可能流於戰術或技術層面的回應，從而忽略了蔡總統在兩岸關係前後一致的態度，特別是十九大以來北京在外交與對台政策採取的積極作為。
誰才是「改變現狀」的一方？
北京的攻勢作為不僅具有鮮明的侵略性質，同時意圖改變區域的權力平衡與地緣政治的空間意義，台灣自然首當其衝。國際政治與中國研究的專家都嘗試解讀習近平背後思路與動機，除了洗刷中國百年恥辱的使命感，與在「兩個一百」的時程中完成中國夢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外，更希望在「中國製造2025」的驅動下，讓中國從製造大國成為強國。
關鍵在北京的目標，是重新建構國際體系與全球經濟的新秩序，讓中共眼中本來具有「獨特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代美國建構的自由主義的政經意涵，一躍成為新的「普遍性」。
這個政經秩序不再強調民主政治、人權保障、市場經濟、多元文化與市民社會，取而代之的則是黨國威權、國家至上、民族主義、計畫經濟、單一價值與社會監控。這不僅觸動了美國主導的既有國際體系，更徹底顛覆華府所倡議的「華盛頓共識」的實質基礎。維繫自由世界的理念與國際建制，才是川普進行美中經貿戰的正當性來源。
台灣之所以成為北京銳實力攻勢的最前緣，除了位於第一島鏈的戰略樞紐地位外，其所實行的民主政治、市場經濟與多元社會反成為中共的對照組。
為了消弭台灣對其內部秩序所存在的垂範效應，早日完成祖國統一是北京政治時程表上的當務之急。在此背景下，中共的對台政策已採取政治的統戰分化、軍事上的威懾、外交打壓、經濟緊縮等全方位的手段，同時也操作了所謂「法律戰、心理戰、輿論戰」的「三戰」型態，對台灣內部進行訊息滲透、扶持代理人與製造社會對立諸多超限戰行動，希望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或「打台灣不如買或騙台灣」的效果。
這些均為客觀的國際情勢、兩岸關係與中共對台政策的內容。諷刺的是，北京官方與藍營高層卻拒絕承認「事情正在起變化」，並倒果為因地把「改變現狀」的帽子扣在執政黨頭上。看來，這始終是國共合作的政治默契與信任基礎。
透過政治節奏的時間差加以反擊
深入觀察，蔡英文就任總統以來，在兩岸關係的論述並無明顯轉變，就是沿著「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維持現狀」這個基礎，透過「新四不」進行立場的宣示，為了因應習五點對於台灣民主價值與台海現狀的衝擊，遂有「四個必須」與「三道防護網的補充」。直言之，蔡英文之所以撿到槍，是拜北京政治立場與政策劇烈變動所賜，國民黨政治人物喪失立場與原則也是箇中關鍵。
國民黨樂觀以為去年九合一大選勝利，已經提早宣告2020年總統大選的後果，全然忽視自身欠缺論述，且過度依賴韓國瑜掀起的「反民進黨」與「發大財」的深層意義。
在此背景下，藍營政治人物在面對習近平對台採取堅壁清野的強勢作為時，幾乎無所反應且讓北京予取予求。國民黨將勝選考量置於國家主權與政治高度的問題上，與黨內傳統知識分子與媒體人，對韓國瑜現象所採取的妥協、甚至犬儒態度相當。
另一方面，藍營政治人物過去對於馬英九高舉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說法毫不保留的接受，一旦中共對其定義採取緊縮或調控作法，除了紅統者外，藍高層全然失去反應能力，只能透過彼時「曲線救國」邏輯，提出「簽署和平協議」與「自貿區」作為替代方案。
北京的強勢與國民黨的示弱，讓蔡英文政府找到政治節奏的時間差進行快速反擊，讓自己在兩岸關係的議題角色趨於顯性，同時具體反應在聲量的正向指標中；相形之下，賴清德的聲量固然也屬正面，但論述欠缺市場區隔使其角色落於隱性。
至於有意挑戰總統大位的台北市長柯文哲，則試圖透過反面角色去製造新的聲量，這個策略顯然帶來更多的負面評價。至於主張發大財的那位，其角色與聲量正在急遽邊緣且泡沫中。
本文原題〈中共強勢與國民黨示弱，成就蔡英文兩岸政策的戰略定力〉，圖文經鳴人堂授權轉載。
政大東亞所碩博士。現任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致理科大及東吳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媒體專欄作家，復興電台兩岸櫥窗節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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