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顧志耐（Simon Kuznets）認為，一個國家的所得不平等一開始會隨著經濟發展加快而升高，到了一個高點才又隨著更穩定的成長而往下掉，以圖型呈現的話，如果不平等的程度（吉尼係數）是縱軸，人均國民所得是橫軸，那兩者的關係會類似一個倒U型。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除了許多國家在跨國性的民主自由指標評比（如自由之家的全球自由度調查、「經濟學人資訊社」的「民主指數」）出現明顯倒退之外，民主體制最受質疑的地方便在其效能，也就是民主究竟能否帶給人民更好的生活。
本文上篇曾經提到美國經濟學家Kevin Hassett將同樣採行自由經濟政策的自由國家和不自由國家各自的15年平均經濟成長率做了一個簡單的對比，結果發現不自由國家的經濟成長率反而比較高，乍看這的確是對民主不能當飯吃這句口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然而本文下面將會引用嚴謹的最新學術研究來說明這樣的數據並無法證明不自由的威權體制的確帶來較好的經濟成長。
其次，要指出只看平均成長率會忽略了威權體制下的經濟成長率明顯波動較大。長期來看甚至會正負相抵，讓生活水準停滯不前。再者威權體制對社會與公民自由的長期壓制還有一個嚴重的副作用：難以有效處理經濟較快成長期衍生的所得不平等惡化問題。最後會從突尼西亞、印尼兩國的經驗對比來簡單驗證上述論點。
首先關於Kevin Hassett用簡單的敘述統計所發現的採行自由經濟政策的不自由國家經濟成長率較高現象。政治經濟學大師、NYU政治系教授Adam Przeworski和他的中國籍博士生羅兆天在今年剛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提出了一個有力的解釋：一個國家的所得水準距離先進國家越遠，當開始邁入成長期時，成長率自然比較高，而大部分這些低所得水準國家恰好也是獨裁體制，因此我們看到的這個現象其實和政治體制無關。
他們兩人只根據下面三個簡單的假設進行電腦模擬：⑴當全世界在某個時點的平均所得和某個經濟尚未起飛國家的原始所得水準差距越大，則同時間該國經濟開始起飛進入高成長期的機率也會變大；⑵經濟開始起飛後，成長率會取決於和當時所得最高的國家差距有多大；⑶所有的國家一開始都是獨裁國家，但每一年都有3.5%的機率變成民主國家，一旦變成民主國家後，在某一年會變回獨裁國家的機率和所得水準相反。
以此假設產生出來的各國每年成長率和政治體制的模擬資料和實際在歷史上觀察到的統計數字是大致相符的。換言之，獨裁體制本身可能沒有什麼觸發高經濟成長的「靈藥」，而觀察到的高成長率只是因為起點較低，而這些起點較低的國家又剛好大部分是獨裁國家罷了。
政治經濟評論家Ruchir Sharma在《下一波經濟狂潮》一書中發現獨裁體制往往也比較可能創造極端的結果，二戰後的超級快速與超級遲緩經濟成長紀錄，主要都發生在獨裁政府統治的國家。圖片來源：博客來
上述的研究只是用一些單純假設跑出來的電腦模擬和實際資料對比。從獨裁國家的長期成長紀錄中作出更有力分析的是投資銀行Morgan Stanley高管，也是著名政治經濟評論家Ruchir Sharma。他在《下一波經濟狂潮》一書中發現獨裁體制往往也比較可能創造極端的結果──二戰後的超級快速與超級遲緩經濟成長紀錄，主要都發生在獨裁政府統治的國家。在43個超級快速成長的案例中，有35個是受獨裁政府管理，裡面固然有連續數十年都能維持高成長的「奇蹟經濟體」（如台灣、韓國和中共），但也包括很多在某個十年間創造超級高成長，但下一個十年完全不成長的案例。
此外獨裁國家還比較容易出現長期經濟衰退的情況，從1950─2015年他比較150個國家的成長紀錄，發現有138個案例出現過極端低成長，而其中有100個發生在獨裁體制國家。的確，經濟學家Ahmed MusfiqMobarak也運用計量經濟分析發現民主體制的國家，長期來說經濟成長的波動率較小，進而帶來穩定的持續性成長，不像某些新興的威權國家在經歷一陣成長狂潮後，累積的成果又被隨後的衰退所抵消。
因此如果較為深入的去看長期的成長資料，獨裁國家的光環就很明顯的大為褪色。但這個獨裁國家帶來高成長率的迷思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解讀，在不平等研究上和和寫《21世紀資本論》轟動全球知識界的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齊名的紐約市立大學教授Branko Milanovic，他利用世界銀行的經濟發展資料，以世界各國自1960年到2010年的實質人均GDP 為基礎，算出每一年的各國人均GDP差距的吉尼係數，他發現從1980到2000年為止，吉尼係數的值持續在增大，代表各國的實質人均GDP的差距在拉大，直到2000左右才開始下降，主要的原因便是在拉美、東歐和非洲的國家成長率開始拔高，先進國家卻因為金融危機成長率下跌。
而從統計數據看，這些新興發展中國家之所以人均GDP開始有較明顯的成長一個主要因素就是中共從1990年代末開始尋求擴展它與新興市場的商業關係，而這些被列為新興市場的國家有不少都是威權獨裁體制。這包括在全球各地購買硬性大宗商品（如金屬、礦物）、軟性大宗商品（一般來說是地上長出來的商品如木材、榖物和其他糧食），以及投資用來支持、方便他們開採、運送前述商品的基礎設施（鐵公路、港口），確保中共耀眼的經濟發展持續不墜。
且由於中共收購資源的舉動遍及全球，且積極程度為史上所未見，自然對世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也反映在總體數據和資料上。對此有非數據性具體描述的就是2010年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北京說了算》（原書名是當時炙手可熱的新名詞The Beijing Consensus），作者Stefan Halper描述了9個被美國和西方拋棄，但被北京透過一系列援助政策和商貿行為拉攏的國家，當全部一一列出來時，會讓人忍不住抽一口涼氣：烏茲別克、安哥拉、中非共和國、柬埔寨、蘇丹、辛巴威、緬甸、委內瑞拉、伊朗。由以上的說明，我們可以從理論、總體資料和國別三個層面上都看到所得水準比較低的獨裁國家是如何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再對照一些民主轉型不順的國家，自然會產生民主不如獨裁的感覺。
但不論是屬於民主或獨裁的新興經濟體在經歷較快速成長時，還要面臨國內所得分配不平等惡化的挑戰，這也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顧志耐（Simon Smith Kuznets）之所以聞名的顧志耐曲線，顧志耐認為一個國家的所得不平等一開始會隨著經濟發展加快而升高，到了一個高點才又隨著更穩定的成長而往下掉，以圖型呈現的話，如果不平等的程度（吉尼係數）是縱軸，人均國民所得是橫軸，那兩者的關係會類似一個倒U型。對於所得水準還偏低，因此不平等也隨之擴大的新興經濟體來說，如果是處於威權統治，那不平等的問題傾向於被獨裁者以強力手段壓制，而有選舉壓力的民主政府則傾向於以各種政策手段來減輕其對社會的不利影響，接下來就來看看幾個舉體的例子。
在2011年轟動世界的阿拉伯之春中唯一倖存下來的民主政體便是享有茉莉花革命美名的突尼西亞，但突尼西亞這樣一個在國際上不算太顯眼的北非小國會成為引爆中東大變的火種不是沒有原因的。突尼西亞長期都有沿海大城市的法語系菁英和內陸城市的阿拉伯語系平民的分歧和社經差距問題。雖然獨裁者本．阿里進行了一些自由化的經濟改革，還曾被世界銀行和IMF認證為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奇蹟和自由主義的典範，但自由化改革的果實大部分落入了本．阿里家族的手中，原有的社經地位分歧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因為改革而擴大。
為了防止局面失控，本．阿里採取的應對方式是持續擴大警察的人數，到了高峰期警察的人數在13萬人到20萬人之間高達佔全國人口的2%，但長期累積的民怨最後還是因為一個在內陸小城的水果小販因為抗議警察執法不公自焚而引爆，導致本．阿里倉皇出逃。
突尼西亞便是一個典型威權獨裁體制無法應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例子，而剛舉行完總統大選的印尼就是個很好的反例，印尼從2004首次總統直選後已經成功的進行了四次公平、公開的大選，每次政權也順利的轉移。但從98年金融風暴重創經濟並造成蘇哈托30餘年威權倒台後到目前為止，主要的經濟成長來源還是21世紀第一個十年對外（特別是對中共）的物資出口，國內市場依然大體延續由蘇哈托時代就開始的華裔財團和某些政治關係良好的土著企業家壟斷的情況。吉尼係數從1999的0.31惡化到2012的0.41，生活在一天2美金貧窮線下的人民在2013仍高達城市人口的32%、鄉村人口的一半，也就是說，民主化後尚未帶來足夠的經濟改革。
因此前任總統尤多約諾和現任總統卓可威均面臨成功吸引到不少底層民眾的極端伊斯蘭勢力的挑戰。在民主政治的架構下尤多約諾接受了某些伊斯蘭政黨的訴求，比方說接受一項過於嚴苛的打擊色情法案，禁止一切「違反社會道德」的影像或聲音，對於「伊斯蘭保衛者陣線」這類警民團組織某些過激的行為如騷擾基督徒和砸酒吧他也沒有加以譴責。
此外他還讓四個伊斯蘭政黨加入他的聯合政府，在內閣中分得席位，他這種和某些中東世俗獨裁政權以強力手段壓制伊斯蘭政黨反而加劇對立比起來，其實是比較有智慧的作法。
剛結束的印尼總統大選，連任成功的卓可威破天荒的選擇了印尼最有聲望的伊斯蘭學者理事會主席Maruf Amin當副手，代表了世俗的政治人物要把伊斯蘭勢力拉入主流政治體制中的努力。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同樣的，在剛結束的本次總統大選中，連任成功的卓可威破天荒的選擇了印尼最有聲望的伊斯蘭學者理事會主席Maruf Amin當副手也代表了世俗的政治人物要把伊斯蘭勢力拉入主流政治體制中的努力，也就是說，在民主的體制下，面對社會不平等的反彈，是有比較理性、溫和的方法將潛在的反對者吸納進來，避免潛在的對立不斷升高，到最後如突尼西亞甚至大半的中東一樣長期累積的社會矛盾都瞬間爆開。
所以整體而言，某些威權政體表面光鮮的經濟發展底下其實潛藏者不少暗流，但像李光耀般開明、隨時注意輿情與時俱進，化解矛盾的獨裁者畢竟是少數，大部分的獨裁者往往把經濟發展的果實拿來壯大自己的暴力威脅統治工具或是收買更多聽話的黨羽，隨著權力的更加穩固而失去改革動力（在2012年逐漸大權獨攬，但開始反覆面臨金融危機的土耳其總統艾爾段便是個很好的例子）。
因此為了追求較好的經濟發展而放棄民主將希望寄托看似幹練的獨裁強人其實並不是個明智的選擇。特別是對於所得水準比較高的國家來說，民主即使不能每次都帶來最大碗的飯，但民主的確可以讓人安心、自在、穩定的享受一碗不會忽然被砸掉的飯。
作者有個雲霄飛車式的人生，曾很輕鬆的進了不太好進的美國學校博士班，以為自己會是華文社會科學界的明日之星，又因為一個烏龍，更「輕鬆」的被踢出來，開始闖盪亞洲江湖，到處求人下單，到目前為止的心得是「我32歲以前到底活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