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農委會粉專
農委會打算成立網軍直接在幾個容易出現「謠言」的網路平台上展開「澄清」，這是對抗台灣現今鋪天蓋地的謠言所出現的無奈之舉，但這樣的作為就結論來說是毫無意義。為什麼？因為農民根本「不在乎真相」。
農民作為一個「謠言的既得利益者」，大半的農民其實不在乎「謠言澄清」，更重要的是周遭鄰居街訪上的互動來往，他們「即便知道這是謠言」也會「故意相信」。
對他們而言，政治上的風暴「離他們太遠」，同時他們也會明哲保身的「故意遠離」，讓這些「骯髒的政治」成為他們茶餘飯後批評嘲諷的話題。對他們而言，謠言澄清專區，或是某個line的官方群組都沒有意義。他們根本不會去看，就算看了也只會繼續傳播「謠言」而已。
這種政治上的蓄意迴避，建立在他們放棄最基本的農業政治參與上可見一端。大多的農民是不可能去與農會「為敵」的，但農會所代表的地方勢力者卻透過農會的「政治權力」去影響整個地方農業的補助、審查、訊息等實質作為，這構成了農民根本不參與地方農業政治生態，往往一面批評地方農會的無能與墮落，另一面卻絕不去碰觸到農業政治本身。
從去年的吳音寧事件來看，台灣的農會系統基本上受到國民黨長期把持，而這樣的系統構成了任何一個地方的農業問題，卻都訴諸中央政治應該解決，並製造謠言迴避地方農會應該負擔起的專業問題，將責任推卸給中央處理。即便中央意圖解決、澄清，刻意迴避政治參與的地方農民，也不過構成了對於中央政府的不信任與「認為農委會無能」的回饋而已。
這樣的問題幾乎不存在「溫和且自制」的解決途徑：農民恣意的造謠不是愚蠢而是「主動選擇狼狽為奸」，長年的爆量問題則是農會或是中央都清楚「農民熱愛賭博種植」的把戲──如果賭贏了甚至可以只靠某一期的農作吃上一年的開銷，如果賭輸了就哭政府無能要補貼收購：而且愚蠢又善良的政府往往照著做。
當然或許可以推卸責任的認為，這些收購、補貼在過去可以構成專制政權拉攏農民支持的手段，這使得至今依然不少農民懷念當年的補貼政策。但現今的台灣，這樣的做法不過是滿足農民的貪婪與蓄意卸責，而地方政治的目標最優先的則是尋找中央的資源用以自肥，保持虛弱、無能、容易操控的農民對他們而言是最好的「支持者」。
因此，這樣的農業謠言問題，真正的根本手段只有重構地方政治勢力才有解決的空間，但這往往是十數年的工作才能有所成效，而台灣沒有這樣多的時間。另一種解決手段，則是直接接觸農民本身，這不需要極為「全面」的去要求農民認知謠言與理解，而應該是讓農民知道「中央政府有派員關注農民」這件事情。這樣的做法或許可以成立一年至三年期的任務型小組與約聘僱構成的訪調員直接與地方農民接觸，並透過這樣的小組訪調，直接讓中央政府與地方農民有往來互動的空間，且小組或訪調員應至少蹲點在當地至少數個月不等來建立信任關係，並將政策補助、申請可透過該小組申請、查核，以迴避農會作為中央政策與地方農業的中介，破壞整個地方政治的「信賴」關係。
這在政治上是非常高風險的作法，或許開啟了中央干涉地方政治的一個糟糕的先例，對於台灣現在的局勢而言，也是個無奈的猛藥。但在1124以後，我們也許可以悲哀的承認，台灣人民普遍不喜愛溫和理智的手段，反而更熱愛強硬、粗暴甚至於無賴的政治作風。如果他們選擇躲在「地方自治」的遮羞布後，那麼或許該是打破這保護傘的時候了。
作者自問：「所謂的迷路是這樣子的，會迷路的人並不是完全沒有方向感，而是會用不可靠的方式判斷方向。」「所以呢？」「朝北方走就能到台北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