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0日，是藏人抗暴60週年，面對和平協議的威脅，台灣對於藏人的命運似乎也有共鳴，成為命運的共同體。然而同時間，青海藏區玉樹州二月再度遭逢十年一遇的重大雪災，人畜損失慘重，雪域脆弱的環境生態，台灣媒體卻無太多關注。
關於中國西部藏區的記憶再度浮現，幾年前，為了跟支教的朋友到西藏旅行，申請入藏函跑了好幾個地方，駐北京辦事處、旅行社、學校的關係都動用了，依然被拒於門外。藏區至今仍舊戒備森嚴，特別是2、3月藏曆新年及3月10日前後，台灣跟外籍旅客尤其難以申請入藏。
我想，肯定有其他人比我更有資格談藏區，但我想藉由一些往事跟一本書，試著讓台灣人進一步了解當代藏人社會與文化的處境，讓台灣社會與藏人社會能夠相互同理，進而相互承載彼此。
三江源的湄公河上游。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在中國最緊張恐懼的一夜
2013年10月，我從北京搭乘22個鐘頭的臥鋪火車抵達青海省會西寧，此行目的是與中國幾個省市環境運動者組成的「三江源環境觀察團」，一同前往青海省向當局反映可可西里淘金屢禁不止的問題，同時也關切在三江源保護區的國家級探勘計畫。
位於青藏高原的三江源，是黃河、長江以及瀾滄江的源頭，流域滋養近20億人口，有「亞洲水塔」之稱，是藏族人信仰的神山。這裡是生態極其敏感的區域，也是藏族牧民重要經濟來源——冬蟲夏草的草場。而在我抵達西寧的數個月前，有關當局在三江源的開發探勘行為，引發牧民集結抗議；當局動用軍警鎮壓導致衝突，引起媒體關注。
這件事情，在當時北京環保圈繪聲繪影好一陣子，天津的朋友發起關注行動時，也遭到跨省規格的壓制，青海跨省到天津的行動者辦公室勒令停辦。2013年風氣還沒像現在這麼高壓，大家仍抱持著一搏的心態，決定到西寧一趟。
當我們抵達西寧的青年旅館會合時，可以感覺到氣氛詭異，青旅裡多了很多穿著黑色外套的大叔，也有幾個剃平頭身材健碩的年輕人，與我們同室隔桌對峙。對方人數之多明顯是壓倒性的優勢，當時我已在北京的環保組織待了一年，參與的調研行動也有十數次跨省市的任務，卻是我第一次感到危機四伏的壓迫感。
那也許是我在中國最緊張恐懼的一夜，我做好可能的準備，透過電子郵件寫給台灣友人告知狀況：如果失聯，我可能在哪裡，因為哪些事情……。
戒備森嚴的青藏高原
由於可可西里保護局位在青海第二大城，西部的格爾木，我們一行人搭乘火車前往。在西寧車站的月台上，我驚覺到整台列車幾乎都是武警部隊，人數之多看上去幾乎佔去整列車，綠壓壓的一片。
第一次跟這麼多解放軍同車，從西寧到格爾木車程十數個小時，硬座與車上的壓力讓我焦慮不安。熟悉西部的同伴告訴我，格爾木有個外號，叫做「兵城」，是青海重要的軍事城市，因為它位在青藏鐵路的起點，處於重要戰略要地，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長期駐紮重兵，為的就是對周邊邊疆少數民族的震攝。
同行夥伴告訴我，即便青海屬於中國內地的省市（非西藏、新疆與內蒙古自治區，而屬於中央管轄的省市），但由於民族複雜，緊鄰西藏、新疆與內蒙，且關乎少數民族的治理，一旦有事就是引發中央嚴重關切的大事，所以歷任的青海當局都是抱持著「以維穩壓倒一切」的治理方針。
青藏鐵路的列車與巡警。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實際上，藏區並不僅止於現有西藏自治區的範圍，真正的大藏區，還包括了青海、川西、甘南及一部分雲南。青藏高原是整個東亞洲包括中南半島的水源地，因嚴酷的高原氣候而被外人稱為「第三極」，藏族人稱為「雪域」，也孕育出藏人獨特的信仰與文化。
但是自從2008年玉樹雪災重建工作開展的同時，高原蘊含豐富的重金屬礦藏勘探，就成為政府經濟重建計畫的一環。2013年在高原地區開礦導致的環境與文化衝擊，引發中國環保團體高度關注。
當時，負責掌握環保人士行蹤的官媒記者，姿態強硬地告訴我這個台灣人，高原採礦探勘是中央制定，藏區是中印強權必爭的戰略要地，不論境外勢力如何干涉，中國勢必將藏區牢牢控制。
然而我認為，這種對藏族人民的壓制不僅僅只是軍事上的，還包括文化與經濟上的治理，乃至於心理上，都正在施加壓力，改寫藏族人的文化與生活。
可可西里，中國環保運動的起點
可可西里是青藏高原的一塊無人區域，平均海拔3000米到5000米，可可西里在藏語裡的意思是「美麗的少女」。高原曾經有上百萬頭藏羚羊，其適應高寒的毛皮，被送往喀什米爾製作為頂級羊絨「沙圖什」（Shahtoosh）。沙圖什的波斯語是「羊絨之王」，因其製作的披肩可穿過戒指，而成為尊貴與身分的象徵。
1992年，因為盜獵嚴重，高原上的百萬藏羚羊竟瀕臨絕種，經過國際媒體曝光，可可西里躍上國際版面而聲名大噪。可可西里受到重視，不僅僅因為藏羚羊，還有屢禁不止的淘金客。為了杜絕盜獵行為與淘金客，一位藏族人索南達杰成立了「西部工委」，憑藉著微薄的預算與豪邁的勇氣，在簡陋的武裝與車輛下巡守無人區，艱困地支撐了兩年，最終死於盜獵分子的槍下。
梁從誡，中國民間環保第一人
梁從誡當時是一位歷史學教授，另一個比較引人注目的身分是戊戌變法領袖梁啟超之孫，父親是建築師梁思成、母親是林徽因。同時梁先生是為數不多的無黨派政協委員，在梁先生的影響力之下，與楊東平、梁曉燕、王力雄共同催生了中國第一個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的成立。
為了紀念索南達杰的犧牲，從格爾木往可可西里的崑崙山口，豎立著他的紀念碑，日後「自然之友」籌資支持會員楊欣所成立的可可西里保護站，就以索南達杰命名。而索南達杰在西部工委時期的秘書，當時才剛剛從學校離開沒多久的大學生扎西多杰，日後成立了「三江源生態保護協會」。
索南達杰紀念碑。圖片來源：Chen Zhao@flickr(CC BY 2.0)
梁從誡先生創辦「自然之友」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仍是中國唯一的民間環保組織，原因無他，因為風險太高。不像今日一般，在中國可以把公益跟環境保護當成一種創業途徑。在九〇年代的中國，民間環保運動如梁先生所言：
在中國做環保，在某種場合不是田園詩，有時候是生死搏鬥。
梁從誡先生與自然之友的環保事業，很快地吸引了一些好事者、理想主義者與不甘寂寞人士圍攏過來，除了《天珠》作者劉鑒強，還包括一位西藏日報的年輕記者馮永鋒，日後也成為我在中國（北京）環保組織的領導。
雪域的未來，與當代藏人的處境
調查發現，由於地球暖化使得冰川溶解，過去50年來，青藏高原冰川面積減少15%，大於1平方公里的湖泊數量從1081個增加到1236個，湖泊面積從4萬平方公里增加到4.74萬公里。氣候異常導致極端氣候、沙塵暴頻頻發生，都正在急速改變高原雪域的生態環境。假使雪域高原的生態崩潰，不僅是環境的災難，恐怕也是藏族人命運的災難。目前環保組織正在發佈警訊，卻因中共官方的封鎖，而難以為外人所知。
《天珠》以當代藏族人的社會文化境遇為背景，娓娓道來一段壯烈、悲情的藏人文化、生態保護事業，包括可可西里與它的藏族保護者。這不僅是一個史詩級的宏偉故事，也是我認為當代描述中國境內藏族人的處境，最好的一本書。特別是前述提到政府的開發、漢人入藏帶來市場化與商品經濟、漢人無神論唯物信仰的生活方式，這些種種對藏人心靈文化的衝擊。
對國人而言，去西藏旅行是一種文化體驗，也是一種尋找自我的心靈追求；對我而言，雖然在藏區只是匆匆一瞥，但我無法忘卻雪域的環境脆弱與敏感性，如同當代藏人文化與社會的處境。
本文原題〈西藏抗暴60週年：當代藏人的處境，與雪域的未來〉，經鳴人堂授權轉載。
作者林吉洋，原籍滬尾現移居打狗，NGO工作者與公民寫手，關注風土人文與城鄉環境變遷，紀錄人群的抵抗。曾任職於社區大學，跑過業務打過選舉，2012-13年獲浩然基金會國際志願者計畫支持，於北京一所本土環保組織服務，2015年獲兩岸新聞報導獎公民新聞類獎勵。現在是一所民間文學基金會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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