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綠皮書》奪下本屆奧斯卡最佳影片後，演員Viggo Mortenen與Julia Roberts相擁。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第 91 屆奧斯卡金像獎於台灣時間 2 月 25 日落下帷幕，回顧 2019 年的奧斯卡，可說是多事之秋。從打消新增「最佳大眾電影」獎項（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Popular Film）的念頭，到一開始預定好的主持人凱文．哈特（Kevin Hart），因被起底網路媒體上的歧視言論，主動請辭典禮主持人一職。在學院方面也遲遲未有新的主持人選下，最後決議今年典禮將沒有主持人，這也是奧斯卡頒獎典禮繼 1989 年後，三十年來再一次沒有典禮主持人。
贏了時間，卻輸了亮點的乏味典禮
由於過去典禮時間都嚴重超時，學院反其道而行想將四個獎項（最佳攝影、妝髮、剪輯、真人短片），移至廣告時間頒發，意即在電視上收看的觀眾（本屆典禮與ABC合作），只能收看剪輯的得獎畫面，不能實時為這四項獎項的得主喝采。雖然學院事後表示，會以網路直播方式，讓獎項頒發的過程得以被觀眾看見。但此一典禮的變動，還是引發業內的聯署反彈，頂不住群起的反對聲浪下，最後還是決定讓全部獎項於典禮直播中頒發。
回歸典禮本身，沒有主持人對於今年奧斯卡確實有利有弊。好的是，在沒有主持人的狀況下，符合學院預期，典禮順利在三小時多圓滿落幕，收視率雖意外比去年主持的來得更高，但仍是二十一世紀後第二低的收視成績。
然而壞的部分，也在於沒有主持人的笑果串場，讓典禮少了趣味的亮點。如過往總還會記得休．傑克曼（Huge Jackman）的開場歌舞秀，或是艾倫．狄珍妮（Ellen DeGeneres）的大明星經典自拍照，主持人每每在台上大開時事玩笑，都能成為茶餘飯後的話題所在。而今年典禮為縮短時間，僅只有四首原創歌曲的表演和紀念逝世影人環節，加上製作團隊貧乏的運鏡和布景設計，讓整體更顯得索然無味。請來網球名將小威廉絲（Serena Williams）為入圍最佳影片的《一個巨星的誕生》引言，更令人浮起問號。
網球名將小威廉絲（Serena Williams）為入圍最佳影片的《一個巨星的誕生》引言。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典禮完結後，除了史派克．李（Spike Lee）為非裔族群發聲的感言，印象最深刻的，或許只有《一個巨星的誕生》（A Star is Born）布萊德利．庫柏（Bradley Cooper）和女神卡卡（Lady Gaga），演唱《Shallow》的一眼曖昧瞬間。
是小年還是大年？從偏好投票制勝出的最佳影片
每年討論著今年大年還是小年，取決於本屆入圍最佳影片的整體水平。從奧斯卡入圍名單來看，雖有《羅馬》、《真寵》藝術美學較高的電影入圍，也有普世價值較高且通俗的電影入圍，諸如《幸福綠皮書》、《黑豹》、《波希米亞狂想曲》、《一個巨星的誕生》等。但最佳影片多數屬通俗取向，今年奧斯卡，甚至擴至好萊塢電影產業，被認為是屬於好電影的寒冬。
然而，這種觀點實屬偏頗。在討論奧斯卡前，必須認知到奧斯卡始終是一個公關的競賽。因為有背後的公司鼎力支持、公關上的曝光，才較能從8000多名會員中脫穎而出。假設會員們沒有全數看完影片，那在投票階段，多少也會投下最熟悉的電影。除了發行公司能掌握的公關資金大小，當一家公司有數部電影時，他們也必須抉擇哪一部將成為他們的首推電影。以今年為例，八大片商中，華納主推《一個巨星的誕生》、環球影業握有《幸福綠皮書》、福斯則力推《波希米亞狂想曲》；相對於比較小的發行商或是主打藝術片為主，福斯探照燈今年把焦點放在有話題的《真寵》身上，焦點影業則主打《黑色黨徒》。
A24、Annapurna Pictures等獨立片商，因缺乏了更多聲量，就容易於入圍階段被忽視。最佳影片被八大片商把持，其實往年屢見不鮮，也成為了常態。儘管今年英語電影依然有《登月先鋒》（First Man）、《荒野之心》（Leave No Trace）、《失控救援》（You Were Never Really Here）、《八年級》（Eighth Grade）等佳作，只可惜，沒能被眾多學院會員所青睞。
不僅僅只是入圍階段的公關操作，給獎過程，更可說是一個符合「大眾價值觀」的選擇。這源自於學院的奧斯卡投票機制，不像其他獎項以「相對多數制」（Plurality）決定得獎者，只有在最佳影片的推選，從入圍到得獎，皆採取複雜的「偏好投票制」（Preferential Ballot System）。
美國媒體Vox以影片解說「偏好投票制」。
簡單來說，「偏好投票制」所能反映的，是最大多數會員的選擇。從投票階段開始，每位會員將會填寫上自己對最佳影片的排名喜好，每個人的排名都將影響到影片最終被評選的結果。計票時，並不是最多第一名的即成為最佳影片，而是必須跨過一個平均數字以上的門檻；如沒到門檻，那最後一名的得票將被分散給其他電影，分散的主要條件，就是端看投票會員所選的第二名（第一名為被分散之電影）。以此類推，直到第一部跨過這數字門檻（即當選門檻，數字也會隨著電影的遞減有所變動），即成為該年度最佳影片。
所以，當晚呼聲最高、也拿下最佳導演、最佳外語片、最佳攝影三項大獎的《羅馬》，卻與最佳影片失之交臂，敗給溫馨通俗好入口的《幸福綠皮書》。從得獎結果來看，具有較高美學水平的《羅馬》，並不是所有會員都買單，它可能是部分人的第一名，卻也可能是另一部分人的倒數名次。
反觀，拿下多倫多觀眾票選獎的《幸福綠皮書》，不僅贏得觀眾的掌聲，也博得會員們的心頭好。儘管鄰近奧斯卡頒獎的前夕，《幸福綠皮書》曾受到種族歧視言論的非議，但它備受人愛戴的喜好度絲毫沒有衰減，雖不是人人的第一名，卻可能獲得較多第二、第三名，因而超越《羅馬》勝出。而這樣的機制，前例就可回溯到《樂來越愛你》（La La Land）敗給《月光下的藍色男孩》（Moonlight）的第 89 屆奧斯卡，雖可以選擇出多數人相對的普遍喜好，但得獎結果依然會引起少部分人的不滿意，要不然史派克．李也不會在最佳影片頒發當下憤而離席。
串流媒體步步逼近，學院和好萊塢的包容與應對
雖然第91 屆奧斯卡最終由《波希米亞狂想曲》坐擁四獎最大贏家，但獲得三項重要獎項的《羅馬》卻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不僅只是墨西哥三傑，在近六年奧斯卡拿下五座最佳導演，另一方面，投資出品並發行的網飛（Netflix），也成為熱議的話題。
快速崛起的影音串流業者網飛，不僅將觸角伸及全球各地，更投入電影產業，與傳統院線電影生態產生衝突。圖為網飛Logo。Danimasetoma@維基共享資源(CC BY-SA 4.0)
從串流平台的小螢幕登上大銀幕，網飛一路走來勇闖奧斯卡，從紀錄短片《白盔》（White Helmet）的首次獲獎，到隔年《伊卡洛斯》（Icarus）勇奪最佳紀錄長片，今年更是進軍劇情片，投資《羅馬》並廣大宣傳，抱回三項大獎，另一短片《月事革命》，也奪下最佳紀錄短片。因網路的發達，串流平台的需求也日漸增加，但對於傳統鍾愛大銀幕的好萊塢而言，卻有了反彈的聲音。
在奧斯卡頒獎前夕，法國藝術院線聯盟主席也曾發公開信，致受網飛投資拍攝電影的《羅馬》艾方索．柯朗和《西部老巴的故事》柯恩兄弟，信中寫道惋惜兩人捨去追求大銀幕的體驗，擁抱接受網飛條件的利益選擇；《羅馬》榮獲英國電影學院獎（BAFTA）最佳影片等四項大獎，也同樣受到英國和歐洲院線的強烈不滿。
網飛所引起的爭議，不只局限於好萊塢，而是影響到以戲院體驗為優先的影展產業們。如去年法國坎城影展與網飛的合作破局，讓坎城錯失《羅馬》的世界首映，法國傳統院線也極力反對網飛同步上線及放映的規則。而選擇擁抱網飛的威尼斯，漁翁得利獲得《羅馬》，該片更拿下金獅獎，再一次讓威尼斯成了奧斯卡的新風向指標。過往與坎城並肩反對網路串流的柏林影展，也於今年做出了讓步，讓第一部網飛電影《Elisa y Marcela》入圍柏林主競賽單元。
Elisa y Marcela劇照。圖片來源：IMDb。
對奧斯卡而言，網飛的串流機制，打破多年建立的傳統院線模式，不只是票房受到影響，連帶牽扯到電影生態的改變，包括院線上映時長不足、不提供明確票房數據，串流媒體也不尊重 90天的院線窗口期，讓現正上映的影片，可以同步在190個國家觀看，引起不少人詬病。但對於獨立製作的電影工作者來說，他們挺網飛的理由，不外乎是創作空間的自由，加上資金的投入，在宣傳發行上更是對獨立電影的一大助力，如《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13th），就是因此入圍最佳紀錄長片。
著名導演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曾針對網飛發表意見，表示在電視上播放的電影，應稱之為電視電影，那它所角逐的獎項應該是艾美獎（Emmy Awards），而不是專注於電影戲院放映的奧斯卡。甚至許多上映時間不到一周的電影，都不應該具備角逐奧斯卡的資格，也強調堅信「電影院應該永遠存在」。他甚至將在今年4月舉行的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理事會會議上，提議修改奧斯卡的參與規則，限制網飛等串流媒體的參與。
當然，網飛今天的地位並不是一蹴可幾，從外圍紀錄短片的扶植開發，積累資金，一路到與大導演們合作，不懼拍攝任何題材，直到今日成為獎項贏家，才受到奧斯卡的討論拒絕或接納。未來，網飛或是好萊塢的對此爭議的應對，不只影響奧斯卡的面貌，許許多多正在由網飛出資拍攝的電影，也都將受到不小的影響，其中也包括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執導的最新電影《愛爾蘭人》（The Irishman）。
作者本名馬曼容，1995年生，熱愛香港的台北人，著有 PONY WORLD粉專與部落格。曾任金馬影展第三屆亞洲電影觀察團，喜愛各類影視聽活動，希望能以文字記錄一切自我觀察。文章散見於放映週報、娛樂重擊、釀電影、週刊編集、BIOS MONTHLY等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