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的國力冒起，不少中國企業也跟隨住國家的整體步伐，走出去大力發展不同業務。互聯網巨企有騰訊、阿里巴巴；銀行巨企有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等國家級金融企業；電腦製造有聯想；至於電訊科技則有華為。而在其中，華為比其他企業更快佈局海外據點，發展電訊設備業務。
華為冒起並非偶發現象，早於2010年，華為就已經成為中國大陸非資源類、非北京當局持股的民營企業，打入《財富》雜誌當年的企業500強名單的首間企業，比騰訊、阿里巴巴更早殺入國際大型企業圈子。在2018年，華為更在同一調查排72名，8年間躍升不少。華為由製造電訊設備，到出產手機、網絡路由器，到研發5G的通訊設備，其技術已經以百計的國家和地區在使用。華為創辦人任正非出身軍方背景，其岳父為四川省前副省長孟東波，這背景使他的電訊科技業務無往不利。由1987年創立的小企業，32年間晉身世界百強企業之列，沒有官方背景，一間小小民企真的可以在這個敏感產業發展得這樣迅速嗎？
華為財務長，「華為公主」，孟晚舟去年在加拿大被逮捕，以及五眼聯盟等西方國家抵制華為參與5G建設，被視為是中美角力的一部分。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雖然華為矢口否認跟中共之間存有機密榨取，洩漏予中國情報機構的合作，可是華為創辦人的政治背景，企業的發展軌跡，以及這兩年在民營企業的「官進民退」趨勢，均使華為的政治背景更為可疑。電訊科技產業本身屬高度敏感企業，沒有國家會放心一個官民界線模糊、政治野心甚大和國力日漸強橫的中國企業佔據住這個基建關節，中美貿易戰的出現只是加快外國聯合抵制華為的催化劑。
中共在整體的政治部署，不是只有政治手腕，還有實際的經濟部署，透過經濟和產業規劃為國家帶來收益，也可以同時變相控制他國的命脈。
中國近年的「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一方面透過對外投資和進行基建項目合作，紓緩國內產能過盛問題，使多餘的生產力可以在海外部署當中釋放出來；另一方面則同時為「一帶一路」國家舉債，使中共成為其他國家的債主，不但可以享有基建設施興建的權益和利潤回饋，更可以透過控制戰略設施變相控制別國命脈，利用債務條款操弄別國事務。最經典的例子，就是斯里蘭卡。
在2009年，斯里蘭卡尋找中資企業合作發展位處南端的漢班托塔港，最終耗費10億美元在翌年落成，可是有關港口經濟收益不如預期，使斯里蘭卡不能賺取收入，更累積欠下300億美元外債，而其中五分之一都是為國內基建項目而向中國借款。為了解決債務危機，斯里蘭卡政府最終讓中國取得99年漢班托塔港的租用權，為債務問題解套。而中國本身在這個項目上，既取得基建興建帶來的利潤，又可以透過發債賺取利息收入，甚至以此換到基建使用權和利潤。漢班托塔港這項目，成為中共不費一兵一卒、一分一毫的戰略要塞，成功開通中國連接中東地區及非洲之間的能源供應和航運中轉路線，甚至有機會進一步利用港口，將其變成中國在印度洋上的軍事據點。
斯里蘭卡民眾抗議出售Hambantota港。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斯里蘭卡不過是中共政經手腕互為運用的一個近例。早在冷戰時期，中共政權在處理香港問題上，已經定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國策，即使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澳門「一二三事件」讓葡萄牙政府作出政治妥協，於是不少香港左派份子和中共黨員打算有樣學樣，發動群眾事件反對港英政府，亦即「六七暴動」。不過，中共當時在「文革」時期，卻一再重申「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不打算提早從港英政府收回香港主權，皆因當時香港在中國的對外貿易、資金流通都扮演關鍵重要角色。
在「韓戰」爆發後，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因此中國不少貨物和資金進出都要依靠香港，同時又有不少中共駐港企業例如中國銀行、招商局等都在香港營運，為中共官方創造收入。中共對於某些戰略地帶和產業作出長遠的打算和規劃，充分利用這些地方、企業和產業為其利益服務，並不是新鮮事。香港、斯里蘭卡這類地方，以及華為和一眾中國國企，本身也是中共在全球佈局的棋子，鞏固其全球影響力和利益。
華為科技本身在世界各地推動電訊科技業務的發展，尤其著力研發5G的網絡技術，就是為了在世界各地進行高科技基建的佈局。在「一帶一路」的中國戰略上，為不同沿線國家興建先進的電訊基建，將華為的5G技術引進其他國家，也自然是一種戰略擴長，將中國影響力延伸至他國的電訊網絡。
即使中共不透過華為盜取他國機密，但這樣的一個電訊網絡佈局和投資，這規模就已經能讓世界上不少國家需要進一步依靠中國技術和企業，造成政治的問題。況且，現時華為的問題就與過往中興一樣，有證據指向它透過不同渠道和名目與被禁運的伊朗進行交易，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令，導致華為問題終於放上檯面。
當然，過往中美關係未有這樣緊張時，世界各國對華為有戒心，但也不會這樣將杯葛華為營運放在表面，甚至形成為國家的具體政策方針。不過，不只是華為，還有其他中國國企，以及有些借港資為名，具中資之實的企業參與各項他國的業務投資，例如台灣的順豐快遞便是「港資」之名行中資之實的一例。
要杜絕中國對地方政治和經濟的滲透，最主要還是要依靠如何設立標準，檢視各項企業的投資細節，以及公共項目的合作方、投標方的背景，確保其背景並沒有帶政治目的，不能讓政治或情治單位有機可乘。政府禁止官方機構採用華為產品和技術只是一例，將來只能採用愈來愈嚴格標準處理這些國家資本侵入的隱憂。
作者為香港智庫「立言香港」召集人，反國教運動時擔任學民思潮發言人，並於雨傘運動時為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和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