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諾與班雅明──最後一個天才與被寵壞的孩子
法蘭克福是一座思想者的城市。一位社會學的天才，與一位在哲學中被寵溺的流浪的孩子，在這座城市相遇，成為終生不棄的朋友。他們在德國文化鼎盛時代來到法蘭克福，在人類的價值被貶到最低的時侯遠走他鄉。這兩人的命運，也是德國近代多難歷史的縮影。
對於絕望者的拯救
戰後定義了德國思想走向的一個極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就是重返法蘭克福的阿多諾，漢諾威大學社會學教授（也是阿多諾的學生）克勞生（Detlev Claussen）便形容他是「最後一個天才」（Ein letztes Genie），而柏林大學思想史教授菲爾許（Philipp Felsch）更形容戰後西德的知識分子及學生受阿多諾影響之深，使得聯邦德國幾乎就是「阿多諾聯邦共和國」（Bundesrepublik Adorno）。倘我們想理解法蘭克福，甚至想理解德國，不可能略過這個思想巨人。
阿多諾自一九六九年過世已幾十年，但仍不斷被閱讀，他提出來的問題仍不斷被思考。為什麼我們必須不斷回到「阿多諾共和國」的時代？因為我們處在一個依然絕望的時代。在他的名作《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中，提到一個非常詩意但隱晦的比喻：瓶中信（Flaschenpost）。這是他極喜歡的概念，不只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出現，在年少時與霍克海默共同寫的《啟蒙的辯證》（Dialektik der Aufklarung: PhilosophischeFragmente）裡就描述：他的文字並不是寫給眾人或個人的，而是寫給那個想像中的讀者，他為這個想像中的讀者留下了訊息，以免這些訊息隨著他們的消逝而消逝。而六八年代學生運動時期，阿多諾的友人，也是另一個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者羅文塔爾便曾說，那個時代的人，終於打開了哲學家投擲的瓶中信。
瓶中信裡寫著什麼？《最低限度的道德》裡談哲學家的孤獨（Einsamkeit），何來孤獨？何以必須留下這個不期待有人拾到的瓶中信？為什麼即使知道自己必然消亡，也要向未知的後世，寫下一些可能只會沉沒於深海的字句？讀他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寫給霍克海默的信，多少能理解這樣的孤獨。他說，其全部理論工作的核心動機，就是拯救那絕望者（Rettung des Hoffnungslosen）。也許我們根本不用深讀《最低限度的道德》，只要從這本書的副標題，就可以知道哲學家為什麼留下這封瓶中信─「從殘破之生命／生活中而來的反思」（Reflexionen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在這殘破的生活中、在這絕望的困境中，我們的時代有多少絕望者？也許我們都期待被拯救，都該拾起他在半個世紀前投入無比寂寞深海的瓶子，打開那瓶塞，看看他為我們寫下的瓶中信。
與法蘭克福學派共生
阿多諾的一生，走過了德國歷史與思想史動盪的一章。他生於一九○三年的法蘭克福，父親是酒商，母親是義大利歌劇歌手。一九二一年進入法蘭克福大學，學習哲學、社會學、音樂學、心理學等。大學時期開始發表音樂評論，這時期的他並無成為哲學家的計畫，而是致力於音樂研究。但後來他專心於哲學研究，一九二四年以關於胡塞爾（Edmund Husserl）現象學的論文取得博士學位。
但是這位新科哲學博士畢業後卻選擇另一條路，去了古典音樂重鎮維也納，追隨知名的音樂人荀白克（Arnold Schönberg）學習音樂理論並希望成為作曲家。一九三一年他在法蘭克福神學家蒂里希的指導下，寫成研究哲學家齊克果（SørenAabye Kierkegaard）的教授資格論文，正式取得德國大學教職，但一九三三年納粹上臺時，因其猶太出身，被迫離開法蘭克福大學流亡國外。在離開大學前的講課，阿多諾對著學生講解自由的概念─在一個不自由的年代，這正是一個不能不談的題目。
一九三四年，阿多諾流亡英國，在牛津大學教書；三八年去了美國，因為法蘭克福知名的社會研究所遷移到紐約，他便住在紐約，直到四二年，他為了與霍克海默合寫《啟蒙的辯證》而搬去加州，並在洛杉磯工作。四七年《啟蒙的辯證》正式出版，奠定他在學界的地位。這本與霍克海默合寫的經典，展現了阿多諾百科全書式的哲學思想，也展現了他拒絕傳統學院概念及書寫方式的新風格。他的理論遍及各領域，卻不是系統性的理論建構，而是片段的、如同在現代思想叢林中遊走的游擊戰士。
這本書首次出版時並未引起什麼討論；戰後一九四七年，於阿姆斯特丹再版，依舊如石頭投向廣闊的大海。也許是因為其抽象晦澀的語言太過難解，但是，後來讀者還是辨認出其中蘊含的思想寶藏，這本後威權時代分析啟蒙如何走向自我毀滅的時代診斷─正如《啟蒙的辯證》〈前言〉中所交待的寫作用意，在於探討「為何人類並不進入真正的人性狀態，而卻沉淪入一種新的野蠻裡之知識」。後來在反省法西斯主義的六○年代，《啟蒙的辯證》成為學生書架上必備的經典。
一九四九年，阿多諾回到法蘭克福大學，並與霍克海默一起重建社會研究所。一九五一年出版對哲學界影響深遠的第二本經典《最低限度的道德》，直到一九六九年為止，領導法蘭克福大學社會學系，吸引了來自全歐洲的學子，將該系打造成無數青年心中的知識聖壇。可是在六八年學運時，他的學生們與他決裂，占領了課堂，認為阿多諾已是過時保守的思想者。阿多諾召來警察驅逐學生，試圖重建秩序。他與學生們的關係從此徹底破裂。
阿多諾共和國
戰後重返法蘭克福大學任教期間，除了晚年在六八學運時被學生所棄，阿多諾一直是聯邦共和國最重要的知識人。他重要，不只因為他的學術深度，與無所不包的研究廣度擴大了社會哲學的可能；還因為他對一整代年輕人的知識鍛造，幾乎左右了戰後德國思想發展的道路。或者不只德國，也包括所有想藉著社會學之眼看穿當代資本主義與文化工業運作模式的知識渴求者，美國重要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從學生時代起就致力研究德國思想，她對阿多諾如此評價：「阿多諾的一冊文集，便等同於一整個書架研究文學的書。」可以說，六○年代的左派青年們，如何理解世界，甚至如何反抗世界，幾乎都仰賴他的講課與書寫。他的影響之深，使得許多作家與學生都熱愛引用他的思想與文本，試圖像阿多諾那樣以奧祕又帶著詩意的語言提出穿透社會的理論，媒體後來甚至創造了一個新的德文字來形容這種風格：adornitisch，意思是如同阿多諾的、帶著阿多諾風格的。
當時在阿多諾課堂上的學生波克曼（Frank Böckelmann）─後來成為作家與哲學家─在一九六四年寫給朋友的信裡，就稱阿多諾為「我們的主與我們的大師」（unser Herr und Meister）。這樣的說法當然稍嫌誇張，但是不可否認的，當時阿多諾在法蘭克福的居處，克騰霍夫路一二三號（Kettenhofweg 123），是當時西德許多學生心中的學術神殿。菲爾許的《漫長的理論之夏：一段六○到九○年代的反叛史》（Der lange Sommer der Theorie. GeschichteeinerRevolte 1960–1990）中的〈阿多諾聯邦共和國〉（Bundesrepublik Adorno）一章，就指出當時被阿多諾思想迷住的讀者們，有很多人寫信到克騰霍夫路一二三號──在那個電話簿都會記載姓名住址的年代，查到他住址並非難事。阿多諾收到來自全國的信函，想讀哲學博士的學生寄來論文計畫，對人生失望的人們寄來問題，對學業困惑的學生尋求解惑，企業家、音樂家等也都是來信者，甚至有希望阿多諾出面阻止某地方市政建設的陳情書……。
那個年代，人們把思想者視為國師、視為人生導師；阿多諾不只是一位哲學家，還是一位公共知識分子，在他六十歲時，哈伯瑪斯寫的祝壽文章就叫〈一位哲學思考的知識分子〉（Ein philosophierenderIntellektueller），清楚定位他的特質及影響力。不過阿多諾的崛起成為西德最具影響力公共知識分子，不只是因為他的思想力量，還是時勢所趨，在那個人們需要導師的年代，阿多諾在法蘭克福學派奠定其地位，而法蘭克福做為重要的媒體城市，擁有《法蘭克福廣訊報》──哈伯瑪斯在五○年代時便常為該報寫稿──及《法蘭克福環視報》（Frankfurter Rundschau）這兩家喜愛報導人文議題的全國報紙，把阿多諾的發言權，拉高到了其他傳統大學裡的教授所難企及的位置。
被放逐至無可逾越之邊境
哈伯瑪斯那篇祝壽文章將阿多諾與班雅明的思考風格做了比較。這是個有意義的對比。談阿多諾，談阿多諾的法蘭克福，不能不談班雅明，以及兩人之間的友誼，或者敵意。
在〈回憶〉（Erinnerungen）一文裡，阿多諾回憶兩人相識的情形。那是一九二三年，他清楚記得兩次見面，卻記不起哪一次先發生。某天，阿多諾與作家朋友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約了班雅明在法蘭克福歌劇院廣場的西區咖啡（Café Westend）見面。另一次是在史家所羅門德拉圖（Gottfried Salomon-Delatour）的課堂上，他記得班雅明是想跟著所羅門德拉圖寫教授資格論文的學生，每當老師講課離題太遠時，班雅明總是帶著微笑輕聲地打斷。
班雅明來到法蘭克福的原因，是為了一本論文：《德國哀悼劇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Trauerspiels）。他的一生是個悲劇，也許這本傳奇之作已經暗示了他的一生。不只標題與內容談悲劇，這本書本身的命運也是悲劇。
班雅明出生於一八九二年，比阿多諾大十一歲，他在一九二三年來到法蘭克福，認識了當時擔任法蘭克福大學講師的阿多諾，從此兩人成為知識上極親密的夥伴。班雅明來法蘭克福的原因是為了取得教授資格，他帶著這本《德國哀悼劇的起源》手稿，希望能做為教授資格論文，然而這本論文的寫作方式太過奇特，顯然不可能為當時的學界接受。班雅明當時在法蘭克福的生活過得不好，依賴妻子擔任祕書的微薄薪資度日，甚至必須借貸，他原本想依靠社會研究所給他的研究經費過活，但未能如願，當時他為社會研究所之期刊所撰寫的論文，也無法取得阿多諾的認同。倘若不能早日寫完這本教授資格論文，家庭經濟必將持續困頓。在法蘭克福待了兩年之後，因為無法找到教授接受這本論文，班雅明黯然離開，去了巴黎。
但阿多諾確實知道，班雅明寫了一本超過學界知識能力所能接受的天才之作。一九三○年，阿多諾接下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哲學教授職位，隔年接下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所長。一九三二年，阿多諾開了兩個學期關於班雅明《德國哀悼劇的起源》的課程。
一九三一年，霍克海默在擔任社會研究所所長的就職演講「社會哲學的現況與一所社會研究所的任務」（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r Sozial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neines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中提及了社會哲學的任務：「最終目標是為人類之命運指出哲學意義，人類並非個體組成，而是共同體的成員。」
班雅明的思想，正是見到人類這個共同體的悲劇命運後，提出的哲學探問。這本失敗的教授資格論文，不只是班雅明向學界叩門之作，也是年輕哲學家提出新的世界觀的嘗試。該書談巴洛克悲劇（Barocktrauerspiel），或者說代表了巴洛克時代的悲劇。這種悲劇的特色在於，中世紀時期建立在神奠定的對世界之感知已然崩毀，而巴洛克悲劇就在哀悼世界之瓦解及碎片化，可是在這片哀悼中，也無可避免地生出了救贖（Erlösung）之希望。在中世紀時，世界具有內在性（Immanenz），人類生活的秩序是一致而連續的；然而在巴洛克時代，人類生活處在古典之秩序已崩壞、新的救贖又尚未到來的間隙，崩壞與救贖遂成兩個極端，成為德國悲劇的起源。這個對於救贖的關懷影響阿多諾甚深，在《啟蒙的辯證》中，處處可見其痕跡。
班雅明離開法蘭克福後，與這個城市再無太大關連，他生命最重要的城市已是巴黎，法蘭克福未曾給與他教授資格，只給了他一生的朋友：泰迪──這是包括班雅明在內的朋友們對阿多諾的暱稱。他們兩人相繼離開法蘭克福，都踏上異鄉之路，但這份友情不曾結束。泰迪始終珍惜這位脆弱敏感的思想天才朋友，後來在一篇回憶文中，他形容每每想起班雅明，心中便浮現魔術師的形象。班雅明具有某種魔術師的特質，是能戴著高帽子拿著魔杖玩弄概念與文字的人；也許人類命運之鑰匙，只能掌握在這樣的魔術師手中吧。
班雅明流亡巴黎期間，寫下〈關於歷史的概念〉（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提出他對於法西斯瘋狂年代的思考，涵蓋歷史、政治、時間、彌賽亞的等待與最終救贖等議題，總結了班雅明本人的政治哲學，成為他的名作。一九四○年，他在法國將這份手稿交託漢娜．鄂蘭，不願其思想淹沒在亂世中。後來鄂蘭將此手稿帶到紐約，交給移到紐約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想方設法促成出版，世人才得以讀到這篇手稿。
一九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在逃離淪入納粹勢力的法國時，他擬翻越庇里牛斯山，逃至西班牙，當時深覺無望逃離暴政，遂自殺身亡。〈關於歷史的概念〉某種意義上是他的遺言。在那篇文章中，他寫道：「被壓迫者的傳統教導了我們，我們所生活在其中的『例外狀態』，才是常規狀態。」當被壓迫、當人類的毀壞已成歷史常態時，人類逃出此例外狀態之希望難尋，班雅明決定一死，以結束無路可逃之困局。
二十五日，班雅明寫下了道別信給發現他遺體的人：「在這個毫無出路的情況下，我沒有其他的可能，只能就此結束。我的生命，會在庇里牛斯山的一個小村落中走到終點，在此無人認識我。我請求您，將我的想法傳達給我的朋友阿多諾知道，向他解釋這裡我看見的情況。我所餘時間實在不夠，無法寫下所有我想寫的信。」
在他生命最後一個晚上，他是想提筆向阿多諾道別的，可是，千言萬語如何說起？與這樣的一個朋友又如何能夠道別？他只能請陌生人轉述，結束這一段友誼。
阿多諾接獲好友的死訊後，把這個令人悲傷的消息轉告其他人。在一封寫給神學家修冷（Gerhard Scholem）的信裡，阿多諾寫道班雅明已服毒自盡，修冷立即回信：「我相信，在現況允許下，他的朋友們有義務，以某種方式拯救其手稿以及承擔起準備出版對他的紀念之憂煩。」阿多諾聽從了這個建議，一九四二年，已經遷移到美國的社會研究所出版了《紀念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zum Gedächtnis）文集，其中即收錄他最後的遺稿〈關於歷史的概念〉。後來我們所熟知的《柏林童年》（Berliner Kindheit um neunzehundert），倘無阿多諾的努力，也不可能在五○年代被整理出版。
班雅明的另一位好友，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於聽聞其死訊後，在日記上寫下：「瓦爾特．班雅明在一個小小的西班牙邊境處，飲毒自盡。」他悲傷不已，寫了一首詩《逃難者W. B.的自盡》（Zum Freitod des Flüchtlings W. B.），敘述這位逃難者：
最後被放逐至無可逾越之邊境 也就是，你逾越了可以逾越之處
Zuletzt an eine unüberschreitbare Grenze getrieben Hast du, heisst es, eine überschreitbare überschritten
未來，因而位於幽暗之中， 良善的力量 虛弱。這些你都目睹 在你摧毀你那承受痛楚的軀體時
So liegt die Zukunft in Finsternis,
und die guten Kräfte
Sind schwach. All das sahst du
Als du den quälbaren Leib zerstörtest.
他死後，整個國家、甚至人類的未來，確實位於幽暗之中。而他的死所帶給這些朋友們的，又何嘗不是極度的黑暗呢？
不作詩的詩人
我手上有一本書《Benjaminiana》，一九九○年二十世紀日常生活文化博物館（Museum der Alltagskultur des 20. Jahrhunderts）在柏林舉行關於班雅明特展，這本書就是那個展覽的出版品。書中全是他人敘述班雅明的片段，關於他的人及作品，他的個性、執著、任性、失常等特質。其中一位友人在一封信中把班雅明描述為被寵壞的小孩：「瓦爾特的一生，與一個被寵壞的小孩相似，甚至，他也與被寵壞的小孩一樣有著讓人不忍苛責其自我中心的魅力。然而這樣的特質，適合一個哲學家嗎？瓦爾特基本上，對於人類所知甚少，他始終活在理念裡，且往往是錯誤的理念。甚至在多年之後的今日，我對於他拋棄這些年少的朋友們仍無法諒解。這不只是毫無心腸，也是他一生所做過的許多蠢事之一。」
這個天才般的哲學家被幾乎所有朋友視為只依直覺行事及思考，是純粹活在思想中、毫無邏輯的人，也無法理解他人的感受。因此，許多人常常認為他不可理解，蠢笨不堪，任性度日。例如，朋友批評他因為一個女人，毫無道理地轉信了馬克思主義，這是一種非哲學的、理論的、一廂情願的態度，而他的天才之處又在於，他能把這種直覺的感受發揮到極致，在當時的左派思想中開出不同的風景。鄂蘭便曾這樣描述班雅明：「班雅明最難為人所瞭解的地方在於，他不是個詩人，卻以詩人的方式思想，隱喻對他來說是最巨大的、最充滿神祕的語言之贈禮，因為在隱喻之傳遞轉譯中，使得不被看見者，可能被感知到。」
班雅明是個不作詩的詩人，能看見他人看不見的事物，也是個被寵壞的孩子。他不是那種嚴謹的、跟循著學術圈規矩、能被社會包容的學者。其實他也困於自己的思想或者直覺中，這種困惑也呈現在他的文字裡。也許我們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曾面對困惑、憤怒的自己；但是，在生命中的某一個點，我們都會做出一個和解的決定，與社會和解，與年少的自己和解，與他人和解，進而走向下一個生命姿態。而班雅明的問題在於，他這一生，到自殺之前，始終僅有一種姿態。他從來沒有和解過。
同樣身為流亡者、班雅明的好友猶太作家摩根斯坦（Soma Morgenstern）在一封信中寫著：「班雅明在吃飯時問我：『你察覺到了嗎？泰迪甚至看清了我的夢境，而且，還幫助我敘述了我的夢境。』」
也許，我們這些最終放棄了年少時那麼單純執著的生命樣態的凡人們，永遠無法親近班雅明的自我中心；也許只有阿多諾這個一生的摯友及天才，才有辦法始終陪著這個困惑的、被寵壞的、無比純粹的哲學孩子，能夠敘述連班雅明自己都看不清的夢境。也因此，在最後一個晚上，那封絕筆信必須寫給泰迪，可是卻又難以下筆。
最後天才成為絕響
一九六九年八月六日，阿多諾因心臟病死於瑞士，在長壽的德國人中，享年只有六十五歲。始終有傳言，認為阿多諾之所以早逝，與學生帶給他的過大衝擊及絕望有關。隔天，法蘭克福地方報刊出了一則由阿多諾遺孀簽名的簡短死訊：「阿多諾，生於一九○三年九月十一日，於一九六九年八月六日安詳地長眠。」
他的葬禮上，聚集了幾乎所有德國重要的知識分子，隨侍在棺木旁哀悼的，還有前一年與他激烈衝突的弟子們。
後來，哲學家皮希特（Georg Picht）撰文悼念，寫道：「假設，奧許維茲集中營之後，精神在德國還有歷史，那麼阿多諾的死亡的影響，可謂為這段發展突然暫停了時間。」我認為這段話多少說出了阿多諾之後的德國思想發展，在七○年代之後，再無那樣百科全書式的社會批判者，最後一位天才這個稱號，從此絕響。
作者是一個有德意志靈魂的臺南人，政大政治學系博士。讀的是德國政治思想，但對德國文化、語言、政治、文學、社會議題都很著迷。曾派駐法蘭克福辦事處，現任職外交部。二〇一八年獲得由香港外國記者會、香港記者協會及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聯合主辦之《人權新聞獎》文字及印刷組評論優異獎。
書名：《美茵河畔思索德國》 作者：蔡慶樺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時間：2019／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