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
除了安全感和理性化外，現代人在日常家庭生活裡也累積不少摩擦和不愉快。在《牢騷》一書中，法國社會學家尚克勞．考夫曼（Jean-Claude Kaufmann）分析伴侶之間的日常小摩擦或惱怒之事。他說夫妻之間起爭執，吵的不外兩件事，一是個性起衝突（「我打掃的時候，你為什麼悠哉看報紙？」或「你為什麼老是怪我不夠關心你？」），二是做事的方法起衝突（「為什麼不把罐子關好？」或「吃東西前為什麼要一直聞食物？」）。這些引發不快的摩擦—即衝突的對象（多半是些細微、無關緊要的言詞或舉動）—似乎是現代社會特有的經驗，顯現出現代人正以全新的方式去想像和組織親密關係。
現代日常生活為什麼會成為培養「牢騷」的沃土？考夫曼的分析並未提供任何洞見。我認為，正因為現代人透過我們所謂的制度化密切感和親密感來組織家庭生活。
親密感是經由好幾種語言策略營造出來的，目的是為了拉近兩人的距離：揭露更深層的自我；向彼此傾訴內心深處的祕密；敞開心扉，揭開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同床共枕；多半將休閒生活這一塊當作是兩人共度時光、共享空間的基礎。休閒生活這一塊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紀出現驚人擴張，原因恐怕離不開現代男女愈來愈常把休閒生活當作結識新對象、建立共同體驗、從而熟悉彼此的契機。沒錯，熟悉感和近距離接觸才是兩人共結連理、建立親密關係的主要目標。為了建立雙方的熟悉感和理性化的日常生活，不得不用特定的方式將人的自我加以制度化：消除對方的距離感、不熟悉感、不可預測性。不過我的看法跟一般直覺反應不同，我認為熟悉感和近距離接觸的追求實際上引發更多牢騷。
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不妨舉個反例說明。研究顯示，遠距離愛情比近距離關係更穩定。研究人員提出的解釋是：伴侶如果兩地相隔，比較容易理想化對方。理想化程度跟互動頻率呈負相關。對方不在場時，較容易正面評估對方這個人。相反地，一起生活的伴侶則運用各種方式拉近彼此的距離，將兩人的關係加以制度化：他們共用同一個空間，共享同一間房、睡在同一張床；參與同樣的休閒活動；透過儀式性的真實表達來展現真實自我。這跟十九世紀中、晚期仕紳階級的家庭生活大相徑庭：十九世紀的伴侶不一定非得睡在同一間房不可，各有各的休閒活動，更不會持續交流彼此的感情和內在感受。從史托夫人寫給丈夫的信件便可看出十九世紀展現了很不一樣的文化模式，史托夫人將他們的婚姻「問題」歸結如下：
我反覆思量我倆未來的結合—我們的婚姻—對我而言，妨礙我們邁向幸福生活的障礙似乎可分為兩或三大類。第一類障礙來自身體因素，你我都有。你的部分，你憂鬱症的病情並不穩定，唯一解方是好好照料自己的身體，遵照健康法則；我的部分則是過度敏感，思慮混亂，因而亟欲把持好心靈和記憶。我愈是吹毛求疵、怪罪別人，這方面的毛病就愈嚴重，但願恢復健康後，情況會有所好轉。期待我倆以最嚴肅的心情看待健康法則的重要性，持續注重健康，此乃明智之舉，務必謹記在心。再來，為了提升彼此，我想要訂立明確的監督計畫，在確切的時間、地點，以堅定不移的決心，努力自我改進，並接受對方的指正—向對方坦承自身的過錯，為對方祈禱早日痊癒。
依當今的標準來看，史托夫人這般陳述婚姻問題，好似夫妻倆關係很疏遠，感情淡漠：也就是說，當時並不假定「一方應該理解對方的獨特秉性，努力達到最大的融合」。反而認為兩個自我應當努力「提升」自身與對方。這點，與當代追求親密感和近距離接觸的常規和文化模式形成強烈對比。
研究人員在分析許多夫妻日常生活的結構時寫道：「夫妻藉由日常交談，『查核彼此的性慾、渴望、態度；發表各自的價值觀、揭示份內應該做的事、發掘依附的型態與風格；不然就是兩人談天說地，從大量話題之中，巧妙且開誠布公地透露自身看法，找到對方話中的意義與線索』。實驗證據好像證實了日常交談的重要性。」這種交談形式—赤裸裸揭示靈魂、暴露個人喜好—可以建立強烈的熟悉感，跟維持距離的能力是相互牴觸的。從認知角度看，熟悉感之於情感，好比視覺上的貼近（visual closeness）之於認知。也就是說，將客體（對象）拉遠，我們較容易以文化形式來組織客體，更好抓住我們的焦點和注意力。反之接近客體，人容易聚焦在經驗的個別元素上。若將上述原理套用到日常生活和浪漫關係上，我認為近距離接觸使人更密切關注日常生活當中的單一、個別時刻，較沒有辦法去注意他們的認知形式和創造情感鮮活度的文化型態上。換句話說，親密感和近距離接觸一旦被制度化，摩擦與失望便接踵而來，致使伴侶不斷把注意力放在彼此身上，較少注意情感的文化型態上。
為什麼距離能夠創造理想化效果？原因之一是距離可以啟動和觸發「另」一種意識型態：即回想起美好的經驗，並傾向以美學暈映（aesthetic vignettes）來組織期待和預想。距離較容易使人根據記憶腳本和認知形式來編織雙方碰面的期待和預想；記憶腳本和認知形式擅長美化日常生活，可以融人日常現實的認知開放性（cognitive open-endedness）。因為人若跟定義明確、風格鮮明的（美學）形式互動的話，較容易產生情感，距離之所以能提高感情的強度，正因為人是以清晰明確的認知模式來組織它。
心理本體論
大家普遍有個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人若想像浮濫、期待過頭，將難以面對現實，況且，「期望」本質上就是不切實際的。《紐約時報》「現代愛情」專欄曾經刊載過這樣一則故事：一名女子決定離開一位跟她十分登對的男子，分手的導火線她認為是期待不斷提高所致：
當我環顧四周，看到周遭侷促的環境和一旁打盹的男友，驀地，我倆將來共度一生的畫面倏忽閃現而過—在我看來稍嫌平庸的人生。我想要更多——住在紐約，特別在電影產業裡打滾，我很難擺脫「轉角處永遠有更好的人」的幻想。但抱持這樣一種想法，卻讓我的人生落入周而復始的循環，一次又一次的膚淺失望總令我渴望找到像提姆．多諾修那樣的人，對自身的為人及擁有的一切皆感到心滿意足。不僅如此，連我也渴望再度成為那樣的人。
期待與現實會出現這麼大的落差，民眾往往以為期待膨脹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因此若要消弭兩造之間的鴻溝，應當由此下手；而期待膨脹，誠如《紐約時報》那篇故事一樣，主要是由某種制度化希望（institutionalized hope）激發出來的，即提升自身地位的希望。《大西洋》雜誌專欄作家蘿莉．戈利伯（Lori Gottlieb）在剖析當今佳偶難尋的困境時，懇求女性降低她們的期望。有位評論員將戈利伯的呼籲總結如下：「女性必須學習欣賞男人的好處，對方或許不是理想的白馬王子，不符她們苛刻的要求，但最起碼知道這人跟自己相處得來。」戈利伯認為問題出在這些尋找伴侶的曠男怨女在認知上會預先設定一套非常精緻、明確的標準，但她的建議卻對整個機制欠缺理解—也就是使得這些期盼不僅能被清楚闡述、在認知上異常突出，甚至還對實際關係造成阻礙的機制。令人對現實世界感到失望的核心機制有很多，其中一個正是所謂的「自我之心理本體」（psychological ontology of the self）—即接近他人時，認定對方擁有穩定、已知、叫得出名號的心理特質—心理本體論所引發的效應，絲毫不遜於好萊塢意象。在心理本體論述下，自我皆有固定屬性，所以每個人必須認識自己的固定屬性，並看到、察覺到別人的固定屬性，以便與之交易、往來。結果導致大家都在尋找品質明確、可靠、穩定的人。「自我」和「兩性關係」被本體化的情況尤其嚴重。
芭芭拉芳齡四十二歲，離過婚，她對自己找到「好」男人的前景做了以下評估：
芭芭拉：你知道找個好男人，或者最起碼找到一個適合我的男人有多難嗎？有時我會想除非奇蹟出現，否則這事不可能發生。
訪談者：為什麼？妳心目中的好男人需要滿足哪些條件？
芭芭拉：首先，他們必須配合我複雜的心理。我有各式各樣的焦慮、形形色色的需求。好比說，一方面我很獨立，我需要自己的空間，隨心所欲地安排我的生活；但另一方面我也需要有人抱著我，感受對方的支持。要找到一個懂得給我這兩樣東西的人實在不容易。我需要一個很堅強的男人，對他自己很有把握，但對我卻非常溫柔。
芭芭拉找對象的動機顯然是被她自我的心理本體激發出來的。雖然她自稱自己的需求充滿矛盾，不過她對自身的理解與認識是高度穩定的，且是透過精神本體（psychic ontology）而確立、固定下來的。精神本體鞏固了她的自我，並創造清晰、明確的認知工具，好供她評估潛在對象。我問她：
那麼妳去網站找對象，怎麼知道對方符不符合妳的需求，妳剛才說的那些需求？
芭芭拉：確實有困難，但比方說，我若沒有迅速回信，我會注意他們作何反應，倘若對方抱怨此事，他就出局了，我很受不了別人緊迫盯人。或是注意他們信件末尾怎麼署名，有沒有用些甜蜜、逗趣的字眼；不過，這些事還是等實際碰面比較容易知道。
訪談者：那麼，妳跟他們碰面時都注意哪些事？
芭芭拉：這很難說。我會注意他有沒有感覺自在，重不重視我，講話會不會緊張、道人長短，顯露占有慾，他渾身散發著自尊心、還是缺乏自尊心等等，諸如此類的事吧。
芭芭拉之所以會這麼重視小細節，仔細觀察對方的行為與認同，是因為她用了固定且難以妥協的認知類別（cognitive categories）與界線。他們傾向把人際互動裝進固定的心理特質和人格屬性裡，從我們跟四十二歲心理學家蘇珊的交流不難看出其中端倪：
蘇珊：我是在一場晚宴認識這男人，我很喜歡他，長相俊俏，妙語如珠，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所以當他跟我要電話時，我好激動，興奮不已。過沒多久我們相約共進午餐，約在一家花園咖啡館，進去後，他想坐花園，我想坐室內，最後我依他，選擇花園的位置。不過，我真的沒辦法坐在太陽底下，因為我對陽光很敏感，當天又沒戴太陽眼鏡，可是他說他缺乏日照，堅持坐在太陽下。你知道嗎，我真的覺得他再也不吸引我了。
訪談者：可以說說為什麼嗎？
蘇珊：我感覺這人不輕易妥協，把他的利益擺優先。
訪談者：所以從這件小插曲妳認為妳可以看清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蘇珊：百分之百。假如你有好的直覺，心理敏銳度高，那麼就可以從若干小細節迅速看穿一個人，小細節或許特別容易。
有位女性在《紐約時報》「現代愛情」專欄裡講述她去參加內觀禪修，結果「愛上」一名男子，最後終於找到機會跟他說話：「我斜睨了一眼，看到他褲袋裡頭塞著筆，不是一枝，是很多枝，擠滿滿的。這古怪細節清楚說明他可能有多瘋狂。」「小細節」在此顯然被解讀成某個心理實體、感情實體。
不過，這種僅花一分鐘的時間便以瑣碎細微、心理學化的模式評估別人的歪風頗為猖獗。例如，凱瑟琳．陶珊的女性友人如此衡量她男友：「聽著，我認為他不是壞男人。我保證只要給他二十分鐘權衡利弊、考慮得失，他肯定會保護妳。不過，難道妳不想要一個憑直覺就這麼做的人嗎？」要這樣拒絕對方，顯然需要一則精緻的心理腳本才成，講清楚哪些要件構成男人的心理本質。最後，讓我們參考三十五歲作家海倫所提供的答案：
海倫：從各個方面看，我擁有一個理想的男友。我的意思不是說他很聰明、魅力十足、幽默風趣——當然，這些優點他通通都有。我會說他是理想男友，是因為他深深地愛著我。你絕對想像不到他每天發簡訊給我，一天兩次，有時候一天五次，全是真真切切的情詩，拿去出版都不成問題，這點我敢肯定。不過他跟他媽的關係實在令我抓狂。他不管碰到任何事，好的壞的，幾乎同時告訴我跟他媽，有時還會將同一封簡訊寄給我們，實在令人生氣。我不光生氣而已，我差點為此跟他分手。
訪談者：可以說說為什麼嗎？
海倫：這樣感覺好像他還沒脫離母親，陷在戀母情結裡不可自拔。五十歲的人感情上理當夠成熟，不用每踏出一步都要將他母親牽扯進來。我看不出戀母情結有何魅力，畢竟這說明他是怎樣的人、顯示他感情成熟度。
這裡將「打電話給他媽媽」給「本體化」了，歸到「戀母情結」和「感情成熟度」概念下，而這兩種概念皆是從「健全自我」這樣一種複雜模式來評估一個人的行為和情感，賦予這個自我固定屬性。受訪者提供的答案全是依照「評估」治療模式來本體化自我，據此判斷哪些行為較健康、哪些較不健康。
這繼而衍生了全新的文化類別，這類別我們稱之為「兩性關係」。兩性關係已經逐漸取得了其特有的文化地位，跟人的文化地位不同（當然兩者連結得很緊密）。誠如四十八歲離婚婦女伊琳娜受訪時這麼說：「我前夫是個很好的男人，我今天對他的看法跟我第一次邂逅他時的看法是一樣的，他人很好，但我們的關係始終行不通。我倆從來無法深刻地連結彼此。」心理自我是固定的，擁有恆常不變的特質，這些固定特質又會創造兩性關係；兩性關係是某種認知建構（cognitive construct），應當可以顯現和表達兩人的心理實體。兩性關係既然躍居文化類別之列，很快便成了自我意識觀察和評估的新興對象。若要評估一段「關係」，必須依據幾項標準來檢視：一、雙方關係進展順不順利，有沒有貼近兩性關係腳本？二、重視享樂主義原則，檢視這段關係提供了多少歡愉和幸福感。有些心理學家所謂的「情感工作」——泰半屬女性「特權」——大抵建立在「情感本體」（emotional ontology）上，評估哪些關係依照腳本發展，哪些關係符合健全且令人滿意的感情模式。情感工作對兩性關係進行反思式監控，這反映在交談、抱怨、請求、表達需求、理解彼此的需求等實踐上。情感本體透過「跟他人比較」這種社會—心理學過程而間接與媒體上所呈現的理念和故事較勁。更重要的是，為了監控兩性關係，情感本體開始制訂五花八門的監視工具，不斷將自身關係拿去跟「關係應該怎麼樣或可以怎麼樣」做比較，對自身關係嚴加批判，並將兩性關係未能發展成它該有的樣子怪罪到自身關係上。現代浪漫關係不斷落入這種本體論式評估當中。
總而言之，當今建構日常生活的方式已經無法刺激和活化某種風格化的意識型態；但這種風格化的意識型態卻可以維持濃烈的情感，將對方理想的意象長久保存。此外，文化本體——自我的文化本體、情感的文化本體、關係的文化本體等等——更是對常規互動產生不良的影像，妨礙人追隨實際經驗流，因為實際經驗會不斷被拿去跟「理應如何」這類既定模型暗自做比較。
作者為社會學家，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教授。著作有《冷親密》（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消費浪漫的烏托邦》（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Love an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痛苦的魅力》（Oprah Winfrey and the Glamour of Misery）等，其中《痛苦的魅力》獲美國社會學聯盟圖書獎。2018年，易洛斯獲得了EMET獎，是以色列最高的科學榮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