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年璀璨的煙花秀之後，時序進入了2019年。從過去的經驗來判斷，2020年的總統選舉無疑將是今年輿論的焦點話題。屆時誰將勝出，我們當然還難以預測。不過，可以十分確定的是，我們的政治體制不會成為選戰攻防的議題。因為，雖然許多政治學家都認為我們的政治體制缺陷頗多（特別是所謂「權責不清的雙首長制」、「不利小黨發展」），但因為政治體制的改革必須朝野合作修憲、修法才能實現，因此，任何「理想的」政治體制，目前恐怕都不具可達性，最多只是紙上談兵式的理論推演。換言之，我們不必對2020的兩黨總統候選人有所期待，他們非常可能對政治體制之改革，選擇沉默。
唯一可能的機會是：或許只有在兩黨之外的候選人勝出、立法院仍然由兩大黨掌控的情況下，政治體制之改革才具有可達性：因為屆時兩黨立委一定會強烈要求總統必須到立法院接受質詢、辯護其政策，而不得不透過修憲來達成這個目的。
政治體制的改革必須朝野合作修憲、修法才能實現，因此，任何「理想的」政治體制，目前恐怕都不具可達性，最多只是紙上談兵式的理論推演。圖為賴清德就任行政院長時率閣員宣誓，總統蔡英文監誓。圖片來源：總統府flickr(CC BY 2.0)。
上述的政治想像是否會成真，我們目前不必過於在意。從政治道德的角度來說，即使政治體制的改革是無望的，對台灣的未來發展而言，如何讓已經享有政治上的自由與平等之個人，在更大程度上享有社會上的自由與平等、以及經濟上的自由與平等，才是我們每一個人更有理由關注的課題，也是台灣政治家（在解決能源、空污問題之外）不需要透過修憲就可以戮力以赴的重要目標。
這裡所謂「享有社會上的自由與平等」，我指的是：個人享有一組保障他們在社會生活中足以維持其獨立性的基本權利（至少包括良心與思想自由權、言論自由權、集會結社權、私有財產權、教育權、醫療照護權、勞動權等等），以及不受任何形式歧視的狀態。舉例而言，立法院今年很快就會針對同婚立法，我們有基於社會平等的理由去關注這部法律：我們要確保台灣社會在終止歧視同性戀者的進程上，是跨出了一大步，而不是原地踏步、反應過去的偏見而已。
「享有社會上的自由與平等」，我指的是：個人享有一組保障他們在社會生活中足以維持其獨立性的基本權利，以及不受任何形式歧視的狀態。圖片來源：總統府flickr(CC BY 2.0)。
「享有經濟上的自由與平等」，我指的是：個人享有保障他們可以公平地選擇發展一己之長，生產財貨、提供勞務，或組織企業，回應「（自由市場中）有效率的經濟誘因」之基本權利，以及彼此共享經濟果實（不是齊頭式的平等分配，而是彼此都能理解與合理接受的「大家發財」）的狀態。舉例而言，我們不僅有基於機會公平（以促進「社會流動」）的理由去關注政府的教育政策、就業政策、創業政策，我們也有基於經濟果實共享（以縮小貧富差距）的理由去關注政府的重分配機制（是否有決心去推動溫而漸進的加稅與加薪方案）。
「享有經濟上的自由與平等」，我指的是：個人享有保障他們可以公平地選擇發展一己之長，生產財貨、提供勞務，或組織企業，回應「有效率的經濟誘因」之基本權利，以及彼此共享經濟果實的狀態。圖片來源：總統府flickr(CC BY 2.0)。
當然，不論是社會上的自由與平等，或是經濟上的自由與平等，兩者都不是全有全無的價值概念，而是程度性的價值概念。我傾向於說，任何一個採行民主政治的社會，若實現社會的、經濟的自由平等的程度越高，它就越是一個逼近正義的社會，不僅如此，這樣的社會也越是一個優質而穩定的社會。換言之，在我看來，我們有理由關注社會上的自由與平等、經濟上的自由與平等，而且其中最重要的一項理由是來自於正義之力（the normative force of justice）；再者，社會經濟上的自由與平等，一旦獲得了良好的保護，會為個人的私生活和社會生活所帶來的好處（自信、包容、互惠、穩定），而這樣的好處則為正義之益（the good of justice）提供了最佳說明。
正義與自由平等之間具有這種緊密關係，在當代自由主義的哲學著作中，已有相當充分的論證。
就概念的層面而言，正義社會，是任何人都有自然義務去促成和鞏固的對象，而且即使必須犧牲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說，放棄某些正當、理性欲望之滿足），我們也要謹守正義社會在法律上對自己的要求；即使正義社會並不是對自己最有利的社會，我們仍然不得透過合法的管道（更不用說非法的管道）去加以顛覆和轉變。以這個正義概念作為起點，當代正義論中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一直是：正義要具備什麼實質內容，才能具有這樣的規範力？
就此問題而言，羅爾斯《正義論》的重大貢獻，正在於為我們指出：以自由與平等作為正義的內容，相較於以「社會整體效益的極大化」作為正義的內容，更能為正義之力提供合理的說明，以及為正義之益提供堅實的基礎。我們可以說，羅爾斯所倡議的正義二原則，就是他對於正義與自由平等之關係的闡明與定位，而且也仍然是我們解決當代社經議題可以依賴的思想資源。
作者為政治哲學工作者，相信抽象問題與具體問題同樣重要，認為具體問題，甚至實踐的策略和變革的方案，要想得透徹，一定會觸及有待釐清的抽象概念和價值，也同意羅爾斯的觀察：沒有人去思考抽象而困難哲學問題的社會，是一個殘缺不全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