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紀忠先生和黎智英先生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創報典型。余先生是秉持民國以來文人辦報的傳統，講究五四運動時揭櫫民主（德先生）與科學（賽先生）的西化精神，並以天下為己任，是經過美化的自由主義加上救亡圖存的民族主義，所形成的一套創辦報紙的意識形態。在他那個時代，自由主義是舶來品，是時髦的洋玩意兒，會有感覺高人一等的優越感，有如今天婦女們帶著的愛馬仕或香奈爾包包。當時的中國社會由於自由主義的哲學根底太淺，以至於經不起嚴格的歷史考驗，碰到民族主義的救亡圖存關頭，就瞬間崩潰瓦解。所謂自由主義云云，不過是反獨裁又向獨裁讓步的緩衝器。
余紀忠先生是秉持民國以來文人辦報的傳統，講究五四運動時揭櫫民主（德先生）與科學（賽先生）的西化精神，並以天下為己任，是經過美化的自由主義加上救亡圖存的民族主義，所形成的一套創辦報紙的意識形態。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文人辦報很在意身段，不談金錢，太俗氣；不談家產家業，太物質化；不談市井八卦，太庸俗，於是報紙時常成為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發揮的場域，用今天的語詞來說就是文青調子，自然與民間世俗生活有不小的距離。這個距離給予精明的黎老闆奇襲的空隙。
但是黎智英先生的辦報理念完全不同，他沒有身段，沒有意識形態，開天窗說亮話就是為賺錢，把報刊看成商品，不在乎政治問題，也沒有歷史使命感。由於不同的動機與想法，《蘋果日報》遂走向完全不同於台灣其他報紙的方向。台灣報紙無論大小都自我賦予歷史使命，即使如《國語日報》、《青年日報》、《少年中國晨報》（國民黨在海外辦的報紙，傳襲自孫中山）等這些閱報人數稀少的報刊，也都有偉大的使命和目標，但沒有一家敢說是為了賺錢。
我認為黎智英把目標放在賺錢並公開立場是聰明的，從此不必遮遮掩掩，可以明目張膽地為賺錢而賺錢，把報紙打造成可欲的商品，不必承載過重的政治理念和歷史使命。坦白說，閱讀大眾根本對理念型新聞沒有興趣。這在報社歷次的「讀者焦點調查」中都明確顯示出來。
就以我寫的社論來看，凡是寫到政治議題，焦點調查的結果一定很少人喜歡看（按讚），寫社會議題、兩性議題、時尚流行等非政治議題，閱讀人口就大量增加。有次我寫中共問題並嚴厲批評，焦點調查顯示看的讀者很少，黎老闆當場就說：讀者不喜歡看中共議題，以後少寫，也不必批評他們（中共官員），大便是臭的，誰都知道，有必要再說一遍嗎？
黎智英先生的辦報理念完全不同，他沒有身段，沒有意識形態，開天窗說亮話就是為賺錢，把報刊看成商品，不在乎政治問題，也沒有歷史使命感。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剛開始，黎老闆對台灣各報都不以賺錢為目的很感驚訝，認為不可思議。花那麼多錢辦報，不以賺錢為目的，違反自由經濟的本質。他是自由市場經濟的信仰者，也是國際政治保守主義（新右派）的信徒，所以他極力主張調降營所稅和個人所得稅，反對大政府干預市場，是芝加哥大學傅利曼（黎的老友）學派的支持者。他也極為推崇維也納學派的海耶克和熊彼得，認為沒有自由經濟將是前往奴役之路。他還找人做了海耶克的半身雕像放在《蘋果日報》大廳內以明志。
黎老闆也很喜歡中國藝術家的作品，大廳上面掛著大氣的杜甫《望嶽》是中國著名書法家黃苗子的作品，各樓層也都可看到他的收藏品，有黃永玉、丁雄泉等……，有如美術館。丁的巴黎裸女畫極為巨大，以致難以收斂，形成眼睛的災難。黎老闆對丁的畫不以為然，認為畫的太馬虎，但並未對丁有過貶抑之詞。
智慧型手機問世後，黎老闆知道紙媒來日無多，可能也因年紀關係，失去打拼的力氣，只要求把報紙網路化，拼點擊率，作為將來拉廣告的根據。這項重任落在社長陳裕鑫身上。由黎老闆重用葉一堅、杜念中、陳裕鑫可知他有識人之明，他們三位精明能幹、為人正派、溫暖細膩、使命必達，蘋果能在短短三、四年內成為最賺錢、發行量最多的報紙，他們三位功不可沒。
所以，蘋果不是被哪家報紙所打敗，是被科技創新所打敗。這是全球的趨勢，黎老闆無語問蒼天，也無法怪罪任何人了。
年齡：電競元年之史前玄武紀
經歷：媒體工作三十五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