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出真理，對於台灣人來說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因為我們並不需要為真理付出代價，更不用像蘇格拉底般殉道，也毋須害怕被同胞嘲笑或有危險之虞而畏於說出自己所認可的真理。如同被台灣人奉為圭臬的話語：先活下去我們才能討論自由，先有麵包我們才能討論政治。而本文以此出發，區分真理的類型，並重新診斷台灣人真理觀的內部缺陷。
在古典意義底下，追求真理往往伴隨著危險。從原先柏拉圖藉蘇格拉底之口，在「洞穴之喻」當中提到的「如果說出口，必將遭到處死的洞穴之外的真理」，到霍布斯在《利維坦》中，直到最後一句話仍在為他所建構的人造軀體學說辯護：（自己的學說）因為不違背人們的利益，也不會違反人們娛樂消遣的真理，會受所有人歡迎（Denn solche Wahrheit, die niemandes Vorteil oder Vergnügen entgegensteht, ist allen Menschen willkommen）。霍布斯極力訴說，自己的人造軀體學說是不違背上述條件才得以受歡迎的真理。這樣的變動，反證了在西洋古典的認知中，說出真理必然遭致生命安全的威脅，所以僅能訴諸大家都同意甚至不能影響他人利益的話語，然在此情形下，該真理被附加了無關緊要的特質：因為不能涉及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也不能涉及於人與世界之間的真理，最後就僅剩下數學等等與價值無關的、符合上述條件的真理。
從原先柏拉圖藉蘇格拉底之口，在「洞穴之喻」當中提到的「如果說出口，必將遭到處死的洞穴之外的真理」以降，在古典哲學意義底下，追求真理往往伴隨著危險。圖片來源：Jan Saenredam@維基共享資源(PD)。
該真理觀意味著以下兩種特性：第一、真理僅在我們經驗世界之外：即使有三角形之合等於一百八十度的幾何概念，或許能幫助我們釐清世界的感官質料，但是一百八十度或者角度的多寡並不介入我們的生活之中。換言之，三角形之合就算小於一百八十度也不至於影響我們的生活，所以真理必然是在我們經驗世界之外。第二、真理隱密於私人關係當中：「真理是，我想要相信為真，所以為真」的弔詭論述，因為不影響他人的真理，並不需要他者介入批判的視野當中，所以真理僅適用於「沒有他人在場」的、「我所認可」的基礎之下，因此它必然具有私密性，且效果僅限於自己。
這樣「外於經驗世界」並「內於私人關係」的真理，相似於哲學家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所區分的「理性真理意義下，數學式的、科學式的以及哲學式的真理」（mathematische, wissenschaftliche und philosophische Wahrheiten der Vernunftwahrheit），以及「事實真理」（die Tatsachenwahrheit），後者牽涉到人、事、時、地與物之間的關係，但是它卻異常的脆弱。漢娜鄂蘭以托洛斯基在蘇聯教科書上從未出現過為例，來證成「事實真理」的脆弱。同時這樣的真理必然牽涉到人們後來如何去詮釋以及書寫的問題，因為「事實真理」涉及到在場者以及時序上的差異，同時這樣的真理既介入政治也受政治介入，其脆弱性的特質，在它一旦失去了繼續傳遞下去的記憶或者記載，它將永遠地逝去且不留痕跡，更甚者，遭遇扭曲而面目全非。儘管我們會遇到歷史學家以及哲學家討論已久的，揀選史料以及編撰的問題，但這都不會因此解消「事實真理」的實存問題。如同鄂蘭引用法國總理Clemenceau的話：「（第一次世界大戰罪責問題）我並不清楚，但有件事是千真萬確的，就是將來並不會有人說，是比利時入侵德國。」
漢娜鄂蘭以托洛斯基在蘇聯教科書上從未出現過為例，來證成「事實真理」的脆弱。圖片來源：Bernd Schwabe in Hannover@維基共享資源(CC BY-SA 3.0)
「事實真理」儘管可能遭逢各種變故，但它先天具有「理性真理」所沒有的特性：它屬於人類事物（die menschlichen Dingen，鄂蘭語）所轄。因為它必然有許多人介入其中，並且也仰賴人們的見證（das Zeugnis），所以當中除了有創造歷史的行動者，還預設了許多見證者、言傳者以及紀錄者，將實際發生的事件放入私領域或公領域的討論當中，這將產生出政治思想的基礎，而「理性真理」則成為哲學思考的養分。
台灣人奉為圭臬的「經濟優於政治自由」思維，恰恰體現出「理性真理」的兩種缺點：第一、僅僅將經驗世界之外的假設視為唯一真理：只想著足夠的錢是生活的基礎，卻遺忘了沒有自由且健全的社會網絡，即使有錢也無從安放，正因為台灣人相信有錢得以處理所有社會衍生性問題，因而阻礙了台灣制度性的改革。第二、私密性：台灣部分商人基於相信上述真理，因而認定「『中國台灣』、『兩岸一家親』是個人意見表達，可以以此換取經濟特許」為真且可行，因此「個人溫飽以後自由才得以可能」。這正奠基在因為「我想要相信它為真，所以為真」的私密性特質。然而相信個人私密性的真理間接造成了台灣在身份認同的阻礙，所以中國得以對部分台灣人需索無度的強迫性認同，並扭曲了世界對「台灣人」這個身分的認知。
本文基於上述兩點台灣人真理觀的特質，造成台灣人面對到學術上證成的知識時，往往將其歸因於「這僅僅是他的個人觀點」，而不去確證或反駁。當面對任何價值選擇的問題時，往往將選項的不同「尊重」為價值多元論，而放棄了評價任何價值選項的能力。儘管台灣從不缺乏審時度勢的見證者，也從不缺乏優秀的歷史家，但我們始終選擇在經驗世界中缺席，所以會錯認鄰國是敦親睦鄰的他者。
而善良的台灣人為了緩和與極權國家交往的違和感，竟也呈現真理的私密性缺點，溫柔地以價值多元主義論為極權國家辯護，以此免去兩國交往上心理些許的不協調。然而，台灣人什麼時候才肯為自己、為同胞在世界當中安放屬於我們的位置呢？我把這個提問留給各位，被迫在啟蒙與蒙昧中徘徊的台灣人。
作者為正走在研究鄂蘭的知識道路上，渴望拾起她碎裂的臉孔，銘刻在名之為福爾摩沙 破碎不堪又善於遺忘的島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