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休學協助扛起家中經濟重擔的年輕人，因送貨太累而開車衝撞路邊暫停的四輛超跑，估計車損高達上千萬元，遂引發輿論高度的關注與聲援，除了同情這位「孝子」的遭遇外，也有人倡議應制法規定超跑的交通事故賠償上限，開啟一個亟待討論的社會議題。
「孝子毀法拉利」是進來媒體關注、社會熱議的新聞，有人因此倡議訂定交通事故賠償金額上限。圖片來源：Youtube華視新聞。
且令我們先提出一個設想：若是該肇事的「孝子」撞上的只是普通的車輛，會不會造成這麼大的新聞效應？恐怕不會，就算媒體報導，大概也只是當作一般交通意外處理，尋常閱聽者也可能只匆匆看過，不怎麼當一回事。這則新聞之所以引發熱議，依筆者陋見，主因「孝子」與「超跑」兩個詞彙及其內涵上的對比太強烈，配合目前社會的真實景況，因此顯得極具張力。
為何開車肇事的年輕人會被稱為「孝子」？據媒體披露，因為他父親早逝，為了幫助母親扛家計，所以休學協助送貨。然而，被撞法拉利的車主也自許為孝子，並且強調本身經常接濟弱勢，有今日的成就完全是努力進取得來，但為何卻被輿論推向與孝子對立的一方？難不成開超跑就不配當孝子？
許多人把這種狀況簡單歸為「仇富心態」所致，但卻未深入去思考這樣的歸因是否正確，或者，即便真的是「仇富」，這種心態又是如何形成的？
老子曾說：「六親不和有孝慈」，充分說明形塑某種刻板印象的相對性──反差愈大，效果愈顯著。送貨年輕人失怙、休學協助家計，這個背景既符合「弱勢」的形象，也足以襯托出其不畏逆境的勵志表徵，具有社會期待的正向意義，自然容易獲得基層社群的普遍認同。相對的，超跑是一般人難以企及的奢侈品，它象徵的是位臻社群頂端者的財富與地位，不但不易使人聯想到「孝順」，甚至與家境困難的「孝子」形成極強烈的對比，反而更加深化升斗小民對弱勢者的同情。
特別是目今社會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對生活在底層的人而言，很容易將物質滿足的渴望轉為對富人的嫉妒或厭惡，這樣的心態導致若干人把對「孝子」的同情轉為對「超跑」的憎恨，於焉產生某些不理性的語言攻擊。
我們樂見大眾對弱勢者的同情，至少它說明台灣仍是個溫暖的社會；但對於超跑擁有者的無差別攻詰，則不免令人心驚。「孝子／超跑」原本不必是兩個完全對立的內涵，但卻緣於某種刻板化的印象被形塑成強烈反差。這種近乎制約的集體反應某種程度而言頗接近於英國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所說的「偶像偏見」（idola），人們受限於自身的識見或情感，或者受到語言與傳統觀念的引導，以致見樹不見林。
說穿了，當媒體在處理這則新聞時，已悄悄將其導入一個強烈反差的公式裡，暗示某種階級性的對立，並且利用人們的慣性偏見激化其張力。這種現象說明社會觀感其實很容被某種情感的對立性所引導，不論其是否為刻意或非刻意。休謨（David Hume，1711-1776）早已提醒世人，理性很容易受到激情的支配；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也暗示同情對理性具有牽制作用。
當然，理性也並非絕對的價值準則，基於良善的激情有時反而是推動社會平等的力量，這涉及深刻的哲學思辯，在此無法細論。筆者意欲強調的是，這種對立性有時往往只顯露表象，或甚至是造假，就足以牽動整個社群的意志，將它引導至無法就事論事的群體盲從中，頗令人憂心。而這似乎也是台灣社會目前最值得關切的問題了。
作者為東華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