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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修

錢多事少的涼缺害人不淺:評大衛.格雷伯的《狗屁工作》


在低薪化與非典型勞動盛行的當今社會,錢多事少的工作恐怕是許多人所夢寐以求的。你只要付出很少的努力,就可以坐享比許多辛勞基層勞工更優渥的待遇、更穩定的就業保障,這種爽缺肯定會是就業市場的熱門首選。


很多人可能認為,這種好康的涼缺只會在「沒有效率」的公部門出現,私人企業有營利壓力,所以不會容忍人事冗員之情事。要不然台灣為何到處可以看到考公務員、考國營事業的補習班,卻沒有補教名師可以教人如何考進台積電?難道,那些有志「擁抱公職」的考生真的是充滿了滿腔熱血,想要貢獻國家嗎?


著名的英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今年新出版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一書打破了這樣的刻板看法。大概沒有人會反對錢多,但是事少的工作往往是缺乏意義,不僅剝奪了當事者的滿足感與成就感,他們必得費力假裝忙碌,或甚於瞎忙於一些瑣碎無聊的細節。當然會有人為了維持生計,願意忍受這些不斷否定自我存在感的工作,但是格雷伯強調,也有不少人寧願為自我尊嚴與自我實現,而決定放棄這些職位。


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今年新出版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A Theory)。


政府部門的「鐵飯碗」當然是傳統的涼缺,以往社會主義國家採取計畫經濟,其結果是效率低落與浪費。「他們假裝付我們薪水,我們則是假裝工作」是社會主義國家勞工廣為流傳的笑話,不過,格雷伯特別指出,同樣現象在當代資本主義仍是明顯可見,而且私部門才是晚近涼缺迅速擴張的主因。自動化減少了生產線上所需要的勞工,新增加的職位是屬於管理、行政、監督的性質。營業版圖的擴張越來越不是招攬更多的基層生產性勞工,而是僱用更多的客服、公關、行銷、法務等專員。金融資本主義的到來,也使得越來越多人是靠提供規劃、諮詢、稽核等充滿象徵符碼的服務為生。


格雷伯將這一類的涼缺稱為「狗屁工作」,因為它們是沒有實質貢獻,也是沒有必要性的,而重要地,當事者都是心知肚明,而且基於種種的理由而配合演出。根據英國民調,有三成七的受訪者坦誠自己的工作是沒有真正作用,因此格雷伯估算當代社會約有四成的工作是屬於這一類。狗屁工作包括一些點綴性質的門房、電梯操作員、公司接待人員、行政助理。除了這些日常例子之外,看似需要專業能力的公關、行銷、法務、會計人員也被他臚列其中,原因在於私人企業招聘這些職缺,不是反應內部的需要,而是他們的競爭對手有這樣的部門。《狗屁工作》一書精彩之處在於,格雷伯收集了各行各業從業人員真心告白,等於是現代職場的大揭露。


無論是在藍領或在白領,這種「狗屁工作」都迅速滋生,甚至一些原本具有生產性工作,其從業人員也花更多時間投入純粹是應付上級的表面工作。格雷伯在倫敦政經學院任教,他也舉了許多大部分學院工作者都熟悉的情境:大學裡行政人員成長的幅度遠超過教師,教授越來越多的時間投入撰寫績效評估、申請計畫、成果報告,而不是從事實際的教學與研究。雖然格雷伯沒有提到,警察、消防員、醫護人員等也面臨相同的現象,不斷滋生的表單、更密集的評鑑等「業務」甚至取代了最首要的「勤務」。


格雷伯發現,「狗屁工作」的登場導致薪資與其社會貢獻成反比的現象。如果沒有清潔工人、公車司機、保姆、幼教老師,現代社會社就無法運作,但是這些「非狗屁工作」卻往往是待遇微薄。相對地,如果少了一些行銷高手、王牌律師,或許我們可以減少無謂的過度消費與濫興訴訟。事實上,有些「狗屁工作」反而是誤國誤民。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所以爆發,起因即是過度「金融化」,一些不良授信的債務被包裹成為投資理財的商品,信用評等、金融監理、理專人員都是將應有把關工作當成無關緊要的文書作業,如此才釀成大禍。


格雷伯發現,「狗屁工作」的登場導致薪資與其社會貢獻成反比的現象。如果沒有清潔工人、公車司機、保姆、幼教老師,現代社會社就無法運作,但是這些「非狗屁工作」卻往往是待遇微薄。圖片來源:Pixabay (CC 0)。


在《債的歷史》一書,格雷伯從非洲民族誌談到當前的債務危機,他試圖證明債不只是一項經濟的範疇,而是與人類的倫理觀念緊密連接。同樣的,在《狗屁工作》中,他也強調當代工作被加諸了各種道德的意涵,有一份工作、投入工作被視為積極正面的人格之展現,無論其工作到底帶了何種貢獻。也因此,政治人物總是在競選時打出創造就業的口號,他們不會在意更多的工作是否真正提升整體的福祉。


格雷柏是知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其成名一部原因在於他親身參與了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無政府主義向來認為,國家是壓迫人民的工具,而無法帶來真正的解放,《為什麼上街頭》的讀者應該都清楚他的政治傾向。在本書最後,格雷柏主張要避免狗屁工作的危害,可以從降低工時與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著手,如此一來,就不會有人被迫去從事那些害人害及的工作。


不過,這兩項訴求有可能不透過國家的法律與政策而達成,這本身就是充滿疑問。


「狗屁工作」一詞的確是點出許多人覺得工作很「廢」的心聲,但是除此之外,這個詞彙是否有增進我們既有的知識理解,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就本書所列舉的例子而言,我認為至少可以再細分三類。


首先,從古時候的王公貴族到現代的商業大亨,他們的公開與日常生活本來就是被一群隨侍人員所包圍,而他們所負責不外乎是儀式性的狗屁工作。其次,現代的科層體制採取層級負責、業務分工的組織原則,因此免不了冗長的公文旅行,這可以姑且稱之為官僚性的狗屁工作。最後,隨著當代社會的複雜性增加,各種專業知識滋生,我們需要越來越多的專家來協助各種公私部門的治理。專家治理的問題即是,我們無法直接知道受委託專家的實際表現,而只能另外再請專家再來評估其成效,如此即是創造出許多專家性的狗屁工作。


或許更細膩地拆解分類上既有的涼缺,而不是將其一股腦兒稱為「狗屁工作」,才能進一步解答我們面臨的社會問題。




作者為六年級前段班的中年大叔,目前育有一女一子。從小在繁華的西門町長大,看盡台北西區的沒落與重生,結果當教授的薪水在台北買不起房子。現在是靠研究與教學為生,任職於台大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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