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液態現代性》
作者：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
譯者： 陳雅馨
出版社：商周
出版時間：2018／12／04
與公民作戰的個體
諾伯特．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過世後出版的最後遺作《個體的社會》（Society of Individuals）完美地抓住了自社會理論誕生以來即始終糾纏不放的問題之核心。愛里亞斯與自霍布斯以來建立、並由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赫伯特．史賓塞（Herbert Spencer）及自由主義正統學說重新鍛造為常識信念（doxa，即通往一切進一步認知的未受檢驗的框架）的一個傳統分道揚鑣；他以「關係（of）」的概念取代了「合作（and）」或者「對抗（versus）」的概念。藉著這麼做，他將論述從對自由與宰制這兩股力量間進行的永不結束的殊死之爭的想像，轉移到了對「相互起作用的概念（reciprocal conception）」的想像：形塑其成員個體性的社會，以及從自己的生活行動中塑造社會的個體；當個體採取在他們的依賴關係所形成的社會網絡中認為可信且可行的策略時，他們便從生活行動中塑造了社會。
將社會成員打造為個體，便是現代社會的正字標記。然而，這種打造並不是一次性的行為，而是一種每天都上演的活動。現代社會存在於它持續不間斷的「個體化」活動之中，正如個體的活動也存在於日復一日對這個被稱為「社會」的相互糾纏的網絡所進行的重新塑造及重新協商之中。這兩個夥伴不會長時間留在原地不動。因此，「個體化」的意義也就不斷改變，不斷取得新的形貌——因為它過去歷史所累積的結果逐漸削弱著繼承而來的準則，制定新的行為規則，並產生出新的遊戲籌碼。「個體化」如今的意涵和它在一百年前相當不同，和它在早期現代時期所傳達的也截然不同——那是一個將人從緊密交織的共同依賴、監視及強制的關係網絡中「解放」出來仍受到高度讚揚的時期。
貝克的〈超越階級與地位？〉（Jenseits von Klasse und Stand?）和幾年後的《風險社會：邁向另一個現代之路》（Risikogesellschaft: q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以及伊莉莎白．貝克-葛恩胥菡［Elisabeth Beck-Gernsheim］所著《自己的生活方式：個體化進程中的女性》（Ein Stück eigenes Leben: Frauen im Individualisierung Prozeß）為我們對「個體化進程」的理解開啟了新的篇章。這些作品將個體化進程呈現為有著特殊階段、持續進行的、未完成的歷史——儘管它有著會移動的地平線，以及會劇烈扭曲和轉彎的奇特邏輯，而不是朝向某個終極目的，或是預先設定好的方向。佛洛伊德探索做為（現代）歷史事件的文明化，提出了「文明化的個體」理論，我們可以說，正如愛里亞斯將佛洛伊德的「文明化個體」理論歷史化一樣，貝克也將愛里亞斯對個體誕生的解釋歷史化了；他的方式是透過將個體的誕生重新呈現為現代化的一種永恆面向，這個現代化是持續、強制，並且具有強迫性的。貝克對個體化的描繪並非將其當作是受時間限制的、短暫易逝的個人裝飾品——一個對於整個圖像的理解只起了蒙蔽而非澄清作用的觀點（首先擺脫的是線性發展的觀點，也就是沿著解放、增長的自主性以及自我主張之自由的軸線而規劃的一個進程）——因此能夠開放地審視個體化的歷史傾向及其產物的多樣性，並得以更好地理解現代性當前階段的獨特特質。
總而言之，「個體化」包括了將人類的「認同」從「給定」的事物轉變為一項「任務」，並要求行動者必須承擔執行這項任務的責任，同時為執行結果（以及副作用）負責。換句話說，「個體化」包括建立一種法理上的（de jure）自主性（而不論是否也建立了事實上的［de facto］自主性）。
由於個體化的出現，人類不再「與生俱來」某種身分。正如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著名的說法：出生就是個資產階級是不夠的——一個人還必須活出資產階級的生活（請注意，基本上這個說法並不適用於前現代時期的王子、騎士、農奴或市民；也無法絕對適用於現代時期世襲富裕或貧窮的人）。需要成為自己所是的那個人，是現代生活的特徵——而且是這種生活專屬的特徵（而不是「現代個體化」的特徵；這種表達方式顯然是累贅的，因為在談個體化和現代性時，就是在談個人和同樣的社會狀況）。現代以強制性、義務性的自我決定取代了由他者來決定社會地位的作法。整個現代時期的「個體化」——所有時期及所有社會部門——都是如此。然而，在這個共同的困境中仍存在著明顯的不同，這些顯著差異區別了處在同一歷史階段的相繼世代及各種行動者類型。
早期現代性「脫嵌」是為了進行「再鑲嵌」。雖然脫嵌是社會認可的宿命，但再鑲嵌卻是個人必須面對的一項任務。一旦打破了社會等級（estate）的僵化框架，擺在現代早期的男男女女面前的打造「自我認同」任務，就意味著一種「活得像自己的同類」（和左鄰右舍比排場）的挑戰，要積極遵從新興的、以階級為區分方式的社會類型及行為模式，模仿並跟隨這樣的生活模式，「適應文化」，不要跟不上別人，不要脫離常軌。繼承而來的社會歸屬所在位置的「社會等級」，已經被奮鬥而來的成員身分目標的「階級」所取代了。儘管社會等級是藉由先賦（ascription）而來，但階級的成員身分卻包含了巨大的成就標準：階級和社會等級不同，它必須是「加入」進去的，且必須在日復一日的行為中持續更新、再次確認及檢驗成員身分。
從現在回顧過去，可以說階級區分（或性別區分）是從不平等的資源近用權而來的副產品，這些資源是讓自我主張有效所必須的資源。不同的階級，在可獲得認同的範圍以及選擇並擁抱認同的容易程度上，都是不同的。生來就擁有較少資源並因此擁有較少選擇的人，就必須以「人數的力量（power of numbers）」來彌補他們的個人弱點——亦即封閉等級並參與集體行動。正如奧菲所指出的，集體、階級取向的行動之於那些處在社會階梯底層的人們來說，就和對生活目標的個體性追求之於他們的雇主一樣，都是自然而然、無可否認的想法。
也就是說，被剝奪者會「聚在一起（add up）」；之後，他們會因「共同利益」而凝聚，並被視作只能以集體的方式加以補償。對那些處在個體化接受端的人而言，「集體主義」是他們的首選策略；因為他們受限於個人自身資源的明顯不足，無法以個體的方式來進行自我主張。另一方面，處境比較好的人，他們的階級取向則是局部的，因此也是派生性的；大部分時候是當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受到挑戰及質疑時才會浮上檯面。然而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古典」現代性的個體都因為「等級秩序」的瓦解而處於「脫嵌」狀態；他們運用身為自主施為者所獲得的新的權力及應得權利，狂熱地尋求「再鑲嵌」。
而已經準備好、等著要「接待」他們的「母床」，可是一點也不缺。階級雖然是形成的，可以協商，而不是如同過去的社會等級只能是世襲、「與生俱來」的，但是階級卻往往像前現代通過世襲而來的社會等級一樣，讓階級成員難以掙脫其桎梏。階級和性別有很大部分仍不在個人的選擇範圍之內；要逃脫它們的束縛，並不比在前現代時期要挑戰個人在「存在聖鏈（Divine chain of being）」上的位置來得容易許多。總而言之，階級和性別是「自然的事實」；而留給大多數個體的自我主張任務，則是要透過表現出和其他位置占有者相同的行為，並去「適應」自己被分配到的立基點。
這正是使得昔日的「個體化」與在「風險社會（Risiogesellschaft）」、「反身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第二現代性」（這些均是貝克對當代的不同稱呼）時代中的個體化形式有所區別的原因。沒有為「再鑲嵌」而提供的「母床」，且這種被假定為當然存在、為人們所追求的母床已被證明是脆弱不可靠的，經常在「再鑲嵌」的工作完成前就已消失無蹤。更確切地說，存在的是各種尺寸、風格、數量與位置常在變化之中的大風吹位子（musical chair），這些位子促使男人和女人都必須持續地處在移動狀態，沒有「完成」的希望，得不到「抵達」、到達終點目標後那種可以放下警戒、鬆弛下來，不再煩惱任何事的休憩與滿足感。
可不要搞錯了：現在，就和以前一樣——現代性的流動、輕盈階段，就和堅固、沉重階段一樣——個體化都是必須接受的命運，而不是種選擇。在這個人選擇自由之地，逃離個體化重擔、拒絕參與個體化遊戲的選項，顯然不在議程上。個人遺世獨立、自給自足也許是另一種幻覺：男人與女人所受的挫折與麻煩找不到人可以歸咎，這不必然意味著他們比過去更容易用家電產品來讓自己免於挫折，或用異想天開的方式——像是靠著用力拉自己的拔靴帶——從泥沼中脫困。然而，如果他們生病了，人們會認為那是因為他們沒有下定決心勤勞地遵守他們的健康計畫；如果一直找不到工作，那是因為他們沒有學會可以讓他們得到面試機會的技巧，或是因為他們不夠努力找工作，因為他們純粹就是不想工作；如果不確定自己的職涯前景，並為自己的未來感到痛苦，那是因為他們不夠好，所以無法贏得友誼並對人發揮影響力，他們沒有學會並嫻熟那些表達自我、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技巧，而那是他們本來就該會的。無論如何，這就是目前他們被告知的情況，也是他們深信不已的；所以，他們表現得好像這就是事情的真相了。正如貝克恰當而一針見血地說出的，「一個人如何生活成了針對系統性矛盾的傳記式解決方案（biographical solution to systemic contradiction）。」風險與矛盾持續被社會生產出來；但應付處理風險與矛盾的責任和需求，則被個體化了。
長話短說：做為宿命的個體性與做為自我主張之實際、現實能力的個體性，之間的鴻溝正在加深（個性化（individuation）這個詞最好和「被指派的個體性（individuality by assignment）」有所區分：貝克選擇這個詞來區別自我維持、自我驅策的個人，與除了行動以外沒有別的選擇的人，即便反事實的是他們好像已經達到個性化了一樣）。最重要的是，彌合這道鴻溝並不是此種能力的一部分。
一般說來，個體化的男人與女人所擁有的自我主張能力，缺乏了進行真實的自我建構所必須的那些東西。正如史特勞斯觀察到的，無拘無束的自由的另一面，就是選擇的無足輕重，這兩面是彼此制約的：為何要費心去禁止那些無關緊要的事情呢？一個態度犬儒的觀察者會說：當自由不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時，自由才會來到。在個體化這口鍋爐裡熬煮著自由的甜美油膏，裡面躺了隻欲振乏力的齷齪蒼蠅：在人們對自由所帶來的個人賦權的高度期待下，這樣的欲振乏力越發令人覺得可憎、難堪、心煩意亂。
也許，正如在過去，肩並著肩一起走上街頭會是個補救辦法？也許個人的權力──無論獨自一人時有多軟弱無力──凝聚在一起時，可以化為集體的立場與行動，共同完成那些無論男女、做夢都想不到可以單獨辦到的事情？也許吧……然而有個困難之處在於，將個體的怨憤不滿集結並凝聚起來、形成共同利益化為聯合行動，這是項令人膽怯的任務，因為命定成為個體的人最普遍的困難是，現在的他們是「無法疊加的（non-additive）」。他們無法被「總計起來」成為一個「共同奮鬥的目標」。他們也許可以和睦相處，卻無法凝聚。人們會說，打從一開始他們就是透過一種缺乏可以和其他人的苦惱互相接合的介面的方式被形塑出來。
苦惱也許是相似的（有越來越多受歡迎的談話節目費盡心思展現它們的相似性，並在這同時反覆灌輸一個訊息：人們最重要的相似性在於每個受苦的人都是獨自面對自己的困境），但它們卻未形成一種「大於各部分加總的總體」；它們既沒有獲得任何新的特質，也沒有因為人們一起正視、面對及解決問題而變得更容易處理。其他受苦者相伴的唯一好處，只會是讓人再次確認這件事：單打獨鬥面對問題，是其他所有人每天都在做的；如此，就能再次點燃並激勵已然萎靡不振的決心，並繼續這樣走下去。人們或許也會從其他人的經驗中學會如何在下一輪的「縮小企業規模」中生存下來，學會如何對付那些自認已是青少年的兒童以及那些拒絕變為成人的青少年、如何把肥胖及其他不受歡迎的「異物」「從自己的身體中驅逐出去」、如何戒除不再帶來快樂的癮頭或擺脫不再令人滿意的伴侶。但是人們從他人的陪伴中首先學到的教訓是：陪伴所能提供的幫助，僅是關於如何從個人那無可救藥的孤獨中倖存下來的建議而已；此外人們還學到，每個人的生活都充滿了風險，必須一個人獨自面對。
因此，又出現了另一個困難：正如托克維爾很早就察覺到的，讓人們自由的結果可能會讓他們變得漠不關心。個體（individual）是公民（citizen）最糟的敵人，托克維爾如此表示。「公民」是傾向透過城市的福祉來尋求自身幸福的男女，而個體則往往對「共同奮鬥的目標」、「共善」、「良善社會」或「公義社會」抱持不冷不熱，或懷疑或警戒的態度。除了讓每個個體都能得到滿足外，「共同利益」還有什麼意義呢？無論個體聚在一起會做什麼，也無論他們共同的勞動會帶來什麼其他好處，這都意味著他們的自由──他們各自追求認為適合自己的事物的自由──有所限制，對追求本身也毫無幫助。只有兩件有用的事是人們可以期待並盼望「公權力」做到的，那就是對「人權」的維護，也就是讓每個人可以自行其是，並在這麼做的同時能夠和平共處——方法是透過保護他或她的人身及財產安全，把真正的罪犯或有犯罪嫌疑的人關進牢裡，讓大街上看不到行兇搶劫者、反常的人、乞丐，以及所有其他可憎的、心懷不善的人。
帶著伍迪．艾倫（Woody Allen）慣有的、難以模仿的機敏才智，當他瀏覽著想像中美國趨之若鶩的那種「成人暑期課程」的廣告傳單時，他準確抓住了現今「奉命成為的個體」的古怪興趣及性格弱點。經濟學理論的課程會出現「通膨與蕭條時期——教你該怎麼穿」這樣的科目；倫理學的課程包括「定言令式，及讓它為你服務的六種方法」；至於天文學的課程簡介則寫著「由氣體所構成的太陽會隨時爆炸，摧毀我們的整個星系；我們將建議學生，在那樣的情況下身為一般市民能做些什麼」。
總而言之：個體化的另一面似乎就是公民資格的侵蝕及緩慢瓦解。喬愛樂．侯蒙（Joël Roman）、人文期刊《精神》（Ésprit）的主編，在他的近作（《個體的民主》［La Dé,ocrqtie des individus］，1988）中指出「警覺心退化為對財貨的監控，而普遍利益則不過是利己主義者組成的聯合會，動員的是對鄰人的集體情感及恐懼」。侯蒙敦促讀者尋求「重新恢復共同做決定的能力」，這樣的能力現在因缺乏而變得益發顯著。
如果個體是公民最糟的敵人，如果個體化會為公民資格及以公民資格為基礎的政治帶來麻煩，那是因為就其本身而論，個體的關注與首要之務占據了整個公共空間，宣告它們是唯一合法的占領者，並將其他的一切從公共論述中排擠出去。「公」被「私」殖民了；「公共利益」被化約成對公眾人物私生活的好奇，公共生活的藝術則窄化成為私事的公開展演，以及私人情感的公開告白（越私密越好）。抗拒此種化約的「公共議題」變得幾乎難以理解。
至於個體化行動者「再鑲嵌」入公民資格的共和政體內的願景，現在也變得希望渺茫了。與其說他們是為了追求共同奮鬥的目標並協商共善意義及共同生活原則的方式，而冒險進入公共舞台，倒不如說是對「建立人際網絡（networking）」的絕望需求促使他們這麼做。正如桑內特持續指出的，分享隱私往往是「建立社群」的優先辦法，也許也是唯一辦法。這種建立社群的技巧只會孵育出和散亂、浮動的情感般脆弱、短命的社群，這些情感如浮萍般從一個目標漂向下一個目標，在漂流中永遠尋覓著一個無法確定的安全港灣：一個擁有共享的憂慮、共享的焦慮或共享的仇恨的社群——但在各種情況下，它都是「掛釘」社群（‘peg’ community），圍繞著一根釘子的暫時聚集；許許多多的孤獨個體將他們孤獨擁有的恐懼懸掛其上。正如貝克所說的（見他的〈論工業社會的必死性［On the Mortality of Industrial Society］一文）：
從正消逝的社會規範中浮現的，是赤裸、驚惶未定、咄咄逼人地尋求著愛與幫助的自我。在追尋自我及充滿情感的社會交往（sociality）過程中，它很容易就迷失在自我的叢林……。在他或她自身自我的迷霧中隨意探索的人不再有能力注意到這樣的與世隔絕，這「自我的單獨監禁」其實是對大眾宣判的刑罰。
個體化留下來不走了；所有思考如何用我們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來處理個體化影響的人，都必須從承認這個事實開始。個體化為數量不斷增加的男人及女人帶來一種史無前例的嘗試的自由——但是（拉丁俗諺云：不要相信敵人送來的禮物）它也帶來了前所未見的任務：你必須處理它們的後果。在自我主張權利及控制社會設定——是這些社會設定決定了這樣的自我主張是可行或不切實際——的能力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這鴻溝似乎就是流動的現代性的主要矛盾；而透過嘗試錯誤、批判性反思及大膽實驗，我們都將需要學習如何集體地處理這樣的矛盾。
作者一九二五年生於波蘭，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思想家，也是研究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問題最著名的理論家，現為里茲大學與華沙大學社會學系名譽教授。他對社會學與社會理論的卓越貢獻，使得他分別於 1990 年與 1998 年獲頒亞馬菲獎（Premio Europeo Amalfi per la Sociologia e le Scienze Sociali）與阿多諾獎（Theodor-W.-Adorno-Preis）。主要著作包括他稱為「現代性三部曲」的《立法者與詮釋者》（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1987）、《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1989）和《現代性與矛盾心理》（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1991）；近年來，包曼以「液態現代性」做為核心概念，陸續出版了《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2000）、《液態之愛》（Liquid Love，2003）《液態生活》（Liquid Life，2005）、《液態恐懼》（Liquid Fear，2006）和《液態時代》（Liquid Times，2006）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