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舉行的金馬獎頒獎典禮充斥著濃厚「政治煙硝味」，先是中國導演張藝謀在頒發最佳新導演時說出：「這麼多年輕導演的作品，代表著中國電影的希望」，接著《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傅榆獲得最佳紀錄片獎時致詞表示：「我希望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做為台灣人，最大的願望。」隨後上屆影帝涂們頒發最佳女主角時回以：很高興來到「中國台灣」當頒獎嘉賓，並感覺到「兩岸一家親」；典禮結束中國影人集體缺席金馬惜別晚宴，其他中國藝人也紛紛在社群網站發布「中國，一點都不能少」貼圖表態。
上周舉行的金馬獎頒獎典禮，《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傅榆獲得最佳紀錄片獎時致詞表示：「我希望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做為台灣人，最大的願望。」圖片來源：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提供。
對此爭議，金馬獎執行委員會主席李安受訪回應：「我們是自由的，影展是開放的，他們愛講什麼就講什麼」，「希望就藝術論藝術，不希望有其他的東西來干擾」，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丁守中也附和：中華民國是多元民主國家，享有言論自由，但金馬獎時盡量少點政治化也好。部分輿論也指摘傅榆不應在藝術場合發表不適當的政治語言，批評此舉將傷害金馬獎公信力與台灣利益等等。
沒想到老掉牙的「政治歸政治」都什麼時代了還被拿來當作抨擊傅榆的論述根據，事實上，根本沒有「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這回事，從來各國的文化政策就深深影響其藝術發展，而政治對藝術的壓迫在人類歷史上族繁不及備載就不舉例了；就藝術本身而言，《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等許多成功電影作品皆觸及敏感的政治議題，這是因為「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謊言背後的真相其實是在所有的社會生活中，「凡事皆政治」（ Everything is politics. By Thomas Mann ），因此從社會生活中產生的作品也必然是「凡事皆藝術」（ Everything in life is art. By Helena Bonham Carter ）。
而1962年創始時由行政院新聞局主辦的金馬獎就是高度政治化的產物。首先金馬獎即是以金門、馬祖作為冷戰時期中華民國最前線的戰略位置，具有「反攻大陸」意涵而命名，目的是為了在當年台語電影興盛的環境下「獎勵國語影片」而設立，並明文規定報名角逐的影片「須獲得准演執照，內容以國語發音或配音，能配合政策或具深厚倫理教育意義」，1983年《兒子的大玩偶》必須是在台語對白未超過一半才能取得報名資格；1991、1992、1997年陸續開放華裔人士（須加入台灣、香港電影團體者為限）、中國編導演比例不超過半數的電影可參加獎項報名，乃至定位為全球華語影片競賽，皆是因中國市場崛起等政治情勢變遷，由官方主導企圖取得華語片重鎮地位，而不是以台灣電影的鼓勵發展為考量，從頭到尾就政治到不行。
既然如此，傅榆的發言並不會讓本來就很政治的金馬獎「政治化」，毋寧說在這個政治舞台上，台灣所展現的藝術活力就來自這樣的言論自由，相對於缺乏言論自由的中國電影，這才是台灣的優勢。尤其是傅榆的出身是新住民，父親是來台求學的馬來西亞華僑，母親則是印尼人，因此，他所談的「國家正常化」，不論是指中華民國或台灣，都難以被中共當局所接受；然而其代表的是，不管是不是1945年前即已移居於台灣的所謂傳統意義上的台灣人，或是1949年後的第二代移民，乃至1990年代後的新住民，對國家的認同，並非由血緣更非虛幻的國族洗腦教條所決定且一成不變，而是需要探索，由自己的生命經驗所建立。
我常想，分享共同文化的不一定是同一個國家，如同樣說英文的美國與英國，或是共享基督教文明的歐洲國家；相反的，能共享不同文化集合的才是文化共同體，如受到原住民、漢文明影響，與透過荷蘭西班牙日本等殖民政權乃至冷戰時期美國等帶來的文化洗禮，最後形成具有多元文化特徵的台灣，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與其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如說中國才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在這獨特的台灣文化中被深深濡染的了解與感動，並成為我們共同創造藝術與未來的基礎，才會是我們對這個國家的認同。
作者左手寫詩，右手填詞。台大法律系畢業。曾獲台大文學獎、宗教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撰寫各報社論及專欄，使好人興奮、壞人羞恥，這種既興奮又羞恥的感覺，大法官謂之猥褻，故有「猥褻詩人」之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