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邁造勢晚會採用李斯特交響詩的《前奏曲》，引起焦元溥的批評。圖片來源：pixabay (CC 0)
在英美的戰後政治，只要有人用希特勒指控或影射主要政治人物，就算不被噓爆，也很難被嚴肅以待。面對這種指控不必辯論或反駁，指控者幾乎一出口就輸了，因為英美的政治傳統完全找不到可和納粹政權相提並論的元素。然而在台灣不同，對完美領袖絕對的服從，鮮明存在不算太久的過去，至今仍是許多人揮之不去的噩夢，指控國民黨政權如納粹具有一定的正當性，加上轉型正義蹣跚起步，只要巍峨的中正紀念堂存在一天，其政治繼承人就要概括承受。
族群的界線明顯，這是民主化後綠營的政治提款機，但也無可抵賴，國民黨除了打仗不如人，哪個納粹的統治術國民黨沒有？因此台灣民主化後，指控對方如希特勒無疑是很好用的攻擊語言。令藍營無奈的是，這永遠是綠營的專利，藍營只有悶著被打的份。但藍營還是有機會，只是需要點知識，需要點文青的想像，若找到機會狠貼綠營人物希特勒小鬍子，豈不快哉？
一切還是選舉症候群。韓國瑜的群眾在岡山興奮地高唱〈夜襲〉，要鑽入敵人的心臟，引發綠營強烈不滿。原本嘻皮笑臉打爛仗的韓國瑜大有斬獲，卻因這一曲軍歌，再度喚回歷史糾結。綠營認為民主時代視政治對手為敵人，還要血腥殺戮，十分不當。〈夜襲〉也喚起二戰時岡山大轟炸的悲慘回憶，而戰後國民黨派來翻轉高雄的不是給大家過好日子的解放者，而是「高雄屠夫」彭孟緝。那段台籍菁英岡山蒙難和二二八歷史仍未撫平，國民黨卻在此插旗唱軍歌，等於直接掀開高雄人深處未癒的傷痛，直挑族群敏感神經。
藍營當然清楚，面對歷史無限難堪，只會越描越黑，不如另闢戰場，既然韓國瑜的音樂出了問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最好。焦元溥不愧是知名樂評人，以其豐富的音樂知識抓到陳其邁的進場音樂十分納粹，在臉書上不懼被貼標籤，以知識人之姿指出陳其邁造勢晚會配樂的旋律，李斯特交響詩的《前奏曲》，正是希特勒的進場音樂，還建議以後少用。焦元溥臉書的挺同言論少受藍媒青睬，但此文一出藍媒如獲至寶，中時聯合立刻加工，以「陳其邁造勢用希特勒宣傳配樂」大做文章。
媒體現象其實早已見怪不怪，但當大量不以為然的意見湧入焦元溥的臉書，焦元溥堅持己見的態度才更耐人尋味。當然，有音樂史訓練且做為樂評家的焦元溥，不可能不知道希特勒乃至於第三帝國的音樂品味，更不可能虎父犬子，忘了乃父所創「一中各表」的精神，而不知應用到「一樂各表」上。希特勒總不能壟斷李斯特的詮釋，而我們堅持不與魔頭共樂樂，回到「漢賊不兩立」的調調？否則貝多芬、華格納、布魯克納、都別聽了。
這當然不需高深的音樂史訓練就能了解的道理，於是焦大樂評家進一步告訴我們，要看場合，純欣賞可以，但如此造勢場合不宜，希特勒進場、陳其邁進場，用同個音樂，就橫豎像個希特勒。這就有趣了，葬禮的場合選布魯克納第七「緩慢莊嚴的第二樂章」有事嗎？這可是第三帝國子民從廣播聽到領袖死訊時的所播放的音樂，如華格納之死，如齊格飛之死。除此之外，當天整天的音樂都是華格納，聽聽可以，死亡場合不宜，是這樣嗎？
如果照著這個邏輯，場合最雷同，納粹最愛的音樂是貝多芬第九的終樂章，以席勒的詩譜成的《歡樂頌》（Ode to Joy）大合唱，不用拿音樂學博士，大家小學就都會唱了。1936年的納粹奧運以此曲做為開幕曲，在超過十萬觀眾的注目下，由千人組成的大合唱團以《歡樂頌》宣告壯大的德國所憧憬的世界大同。以後奧運是否該全部避免使用歡樂頌？我們來看看：
1936年的柏林奧運以《歡樂頌》做為開幕曲。圖為在開幕式中向運動員行納粹禮的觀眾。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以《歡樂頌》做為開幕序曲是納粹首創，之後《歡樂頌》不斷回到奧運場上。戰後德國為戰爭付出代價，分裂為東西德。1956至1968之間的四屆奧運，東西德以《歡樂頌》做為共同國歌，並在開幕式以此合唱進場，奧會是在以此提醒世人德國的納粹歷史嗎？接下來，1968墨西哥奧運首度以《歡樂頌》為閉幕曲；1972慕尼黑奧運《歡樂頌》也被考慮為開幕曲，只是最後沒被採用，但不是因為納粹歷史，是西德奧委會希望辦得比較有現代感而捨去古典音樂；1980莫斯科奧運閉幕曲、1984冬季奧運、洛杉磯夏季奧運的開幕式、1992巴塞隆納奧運開幕式，均出現《歡樂頌》；2010溫哥華冬運與2012倫敦夏運《歡樂頌》沒有出現在正式的開閉幕儀式中，但旋律貫穿在各節目之間。
簡而言之，貝多芬第九的《歡樂頌》已完全融入國際象徵人類和平的活動中，即便使用場合是希特勒的創舉，人們對惡魔使用過的音樂並無禁忌，那有焦元溥宣稱的要注意場合？順便一提，歐盟2007正式定《歡樂頌》為歐盟全體的國歌，這算希特勒的幽靈回來要一統歐洲嗎？席勒這首詩之於納粹簡直像《禮運大同篇》之於國民黨，加上貝多芬美麗又帶有革命性的音樂，連是否要抵制納粹奧運猶豫不決的美國，它的《紐約時報》記者都認為1936以《歡樂頌》展開的奧運開幕式，是人類史上對完美追求最具雄心、最美麗的一次典禮。 不但如此，這首貝多芬不朽的交響曲也不斷被用在納粹的各種場合，從黨員大會、政府慶典，到納粹青年的音樂會，隨時可聽，偉大的指揮家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還指揮此曲為希特勒祝壽。愛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顯然不對，以後第三帝國幹了哪些壞事，不用我多說了。
福特萬格勒（ Wilhelm Furtwängler ）指揮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為希特勒祝壽。
喜歡貝多芬第九的惡魔還不只納粹德國，日本太平洋戰爭末期發動神風特攻隊，十幾歲的年輕飛行員喝下天皇的訣別酒，就是在巨大擴音機播放的《歡樂頌》聲中起飛赴死；恩格斯認為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真正了解《歡樂頌》，蘇聯與東德的收音機整天放這首洗腦；中國文化大革命禁止所有西方的東西，但貝多芬第九是少數讓他們看到階級進步性的好東西。更有趣的是，前羅德西亞（今之辛巴威）乾脆直接以《歡樂頌》做為國歌，而其總理是個白人至上主義者，與南非白人政府狼狽為奸。
這麼多歷史上的大惡魔看上貝多芬第九確實令人困擾，加上台灣人視如寇讎的蔣介石，他的葬禮也用了貝多芬第三號的送葬進行曲（蔣介石以英雄自居，這倒不意外），是否有可能貝多芬的音樂乃至於席勒的詩帶有邪魔的元素？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犬儒一點的認為《歡樂頌》是空洞或浮動的能指（ empty/floating signifier ），可任意附上思想控制者所要的意識形態，這確實是危險的元素，但更多人認為無論它被如何誤用，都不損原創者良善的創作動機。法國導演 Pierre-Henry Salfati 為此做了一個紀錄片，他的結論是，從最邪惡的人身上，透過《歡樂頌》展現了他善的一面。
其實筆者完全不懷疑焦元溥對這些知之甚詳，從他的同婚立場，也看不出他支持韓國瑜支持得下去，就只是忍不住要以權威的姿態講講屁話，利用他的位子進行反智教育，目的就是要戳一下台灣民主，雖無功，但可慰圈內父老。至於柏林愛樂於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首演，竟比不上一段造勢音樂值得他注意？聽說他抵制主辦單位牛耳，就當沒發生了。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