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新韓國人》
作者：麥可．布林（Michael Breen）
譯者：方祖芳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18年11月
韓國人最著名的特質是強烈的國族意識，這不是什麼新鮮事，全世界的人或多或少都是如此，因為有國與國的分界，也很少人反對這樣的劃分。韓國人的國族意識並非覺得自己的國家最好，而是正好相反，他們對國家的歷史評價不高，渴望打造心目中比較好的國家。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模仿他國的制度，尤其是美國，以及比較少承認的日本。南韓人的民族意識展現在他們往往認為自己國家的利益，特別是經濟上的利益，比其他國家重要。幾十年來，他們從小就被灌輸要為國家利益犧牲小我的觀念，假使他們反對某件事，比方說基於環保理由，反對舉辦二○一八年冬季奧運，他們就必須說，舉辦這樣的賽事不符合國家利益，才能獲得廣泛支持。
這樣的民族主義需要服從。在現實生活中，公民沒有必要支持國家的利益，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一間英國公司參與國際競標，要是政府建議英國公民應該支持這間企業，只因為那是英國的公司，他們會覺得很可笑。事實上，他們會說爭取國家利益是政府官員的責任，人民付錢給官員，就是要他們代表國家。相形之下，南韓公民會順從地參與這類行動。
韓國的國族意識是到了近代才出現，歷史學家林智賢（Lim Jie-hyun，音譯）表示：「那是從一九四五年脫離日本統治後開始，在此之前，我稱之為民族主義萌芽期。」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並非自然而然產生，他說：「需要一套教育制度，如果孩童沒有上小學—以前韓國的小孩就沒有—他們就不會吸收到民族主義的觀念。」民族主義的教育是從一九六一年陸軍司令朴正熙掌權之後開始，「以前的制度是受實用主義影響，目的是培養有批判能力的公民，突然間，全部變成以國家為主體。同樣的，民族主義需要一支軍隊，讓年輕男性服兵役，培養出為國犧牲的意願。投票制度也助長民族主義，裡頭傳送的訊息是：『你現在有一票，能夠決定國家的命運。』這也促成民主的發展。」
南韓的國族意識有三個特點，第一是種族，其他國家也許有不同的特色，像是美國的自由和法國的文化等等，韓國人的特色在於相信獨特的血統，這種沒有事實根據的觀點（因為根本沒有國家血統這種事）卻是南北韓共有。有一次南北韓在板門店的非軍事區召開軍事會議，北韓一名將領說他擔憂南韓農民娶蒙古、越南、菲律賓的女子，會汙染國家的血統。見多識廣的南韓代表原本可以好好解釋地球村的概念，想不到他竟說不用擔心：「那只是漢江裡的一滴墨水。」
憑藉獨特血統與其他國家有所區隔的想法，展現在韓國人長久以來一直自認為「井底之蛙」的態度，孤單的青蛙不知道濕冷的井壁外是什麼模樣。有時候，一些小事會提醒你這種想法，例如幾年前，政府機關一名首長以韓式晚宴款待二十名外交官，賓客坐在長桌兩側的地板上，用餐時，他用韓國的敬酒風格，先呼喚某個人的名字，確定對方的杯子是滿的，再高舉酒杯，說幾句和對方國家有關的話，像是：「史密斯先生！天佑美國！」（名字是我捏造的）每隔幾分鐘，他再和另一個人眼神交會，然後說：「瓊斯先生，天佑女王！」「蒂博先生，法國萬歲！」一小時後，輪到德國大使館的代表，「施密德先生！」他大聲說，四周的交談倏忽暫停，這名官員想了一下，然後喊道：「希特勒萬歲！」
二○一五年十二月，執政黨主席金武星（Kim Moo-sung）在一場替貧民送煤炭的慈善活動上，對站在他身邊的非洲學生說：「你的臉像黑炭一樣黑。」隨即遭到砲轟，不得不公開道歉。
雖然把種族視為國家特徵似乎會造成問題，但是韓國的民族主義不具侵略性。在北韓，納粹般暴行的受害者是自己人，並非外人；南韓人則是相信自己的版本立意良善，甚至能造福世界。曾經參加東學運動，後來成為獨立運動領袖的金久（Kim Koo），也是許多南韓人心目中理想的第一任總統（他的肖像在二○○九年獲選印在十萬韓元鈔票上，不過後來發行新鈔的計畫取消），他在傳記中如此表示：
所有的思想、所有的信仰都會改變，但是，只有統一血統的民族，才能共同肩負起盛衰與興亡的共同使命，屹立於世，垂諸永久……人類向著四海一家偉大而美麗的目標努力追求、前進，這固然是好的，也是應當做的事，但絕不能脫離現實，現實的真理是每個民族建立其最好的國家，發展最好的文化，與別國相互交流，互相合作。這是我所確信的民主主義，這是人類現階段中最確實的真理……我相信這才是我們民族的使命，也是我們民族所必須具有的自覺……我所希望的我國民族大業，絕非以武力征服或以經濟實力支配其他民族，而是憑藉博愛、和平的文化，追求我民族的生存與全人類之繁榮福祉。迄今尚未有一個民族能做到這一點，但是請不要說那是空想。唯其沒有一個民族這樣做過，所以要由我們來做。當我們醒悟到這件大事業是上天特為我們而留下來的時候，我們才算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才明白了自己的責任。
南韓民族主義第二個特徵是受害者心態，這種心態是甜蜜的誘惑，因為他們可以因此理直氣壯，即使是自己不好，也是其他惡霸國家的錯。這種情緒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殖民三十五年下來的結果，現在已經擴及整個歷史。年輕韓國人學到的是他們遭到入侵九百次，卻從未攻擊過其他國家（參與越戰和波斯灣戰爭也絕對不是例外，如果透過受害者心態的鏡頭檢視，那正是遭到美國施壓的例子）。
南韓民族主義的第三個特點是缺乏自信，韓國人對於自己實際上悠久綿長並且紀錄完整的歷史並不感到光榮，那是因為他們今天的生活方式不是源自那段歷史，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外面的世界吸納而成。
一名擔心被指控批評國家而不願具名的韓國官員表示：「我們的思考和生活方式都是借來的，如同穿著不合身的襯衫和褲子，例如教育，我們研讀的大部分科系都不是由我們創造，我們從事的運動、聽的音樂、看的電影，甚至我們吃的食物也都不是。大多數專家學者出國留學，在他們的心目中，理想的國度不是這裡，他們總是提到某某國家做得更好，比方說美國。我遇到外國人，會覺得你比我厲害，歷練也比我豐富。」這種缺乏信心的結果是，相較於本地的傑出人才，像我這樣成就一般的外國人，可以Ｘ比他們接觸到更多高層人士，獲得的待遇也更好。
接受民族主義教育的南韓人認為人民與國家的歷史連結在一起，他們為歷史上的好事感到光榮，為壞事感到羞恥，這種概念描述起來很簡單，但是其實很難理解，意思是許多外國觀光客到倫敦參加「開膛手傑克」（Jackthe Ripper）之旅，或是那些人稱「牛肉食客」（beefeaters）的倫敦塔侍衛，向外國人描述該處發生的血腥故事，都應該讓我覺得丟臉。但是南韓人就會這樣想，他們出國時也許聽得津津有味，但是國內的觀光景點會盡量不提黑暗的歷史（除了和日本統治有關的事物，那類博物館血腥到令人毛骨悚然），他們熱愛營造明亮愉快的氣氛，讓遊客心情舒暢，在裡面歡樂蹦跳。
部分外國觀光客對韓戰與北韓威脅感興趣，有違他們的信念，因此有人提出創新的解決方案，韓國觀光公社網站把非軍事區（DMZ）重新命名為「和平與生命區」（Peace and Life Zone）。
學校教歷史也一樣，難怪韓國人不想花時間了解他們的歷史。我也是看到王宮或廟宇就眼神呆滯的人，過了好一陣子才發現這件事，那是一天晚上，我在首爾市中心的外媒記者俱樂部（Seoul，Foreign Correspondents’Club）酒吧，和幾個朋友討論觀光業。
「你在那邊看到什麼？」韓國朋友指著歷史悠久的德壽宮問，他是旅遊專家，那裡一片漆黑。
「哪裡？」
「那裡。」他又指了一次。
「嗯，那是德壽宮，不過看不太到。」我說。
「沒錯。」他說。
「什麼？」我不是很懂這種蘇格拉底式的對話。
「你能想像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首都，把自己歷史最悠久的景點像這樣隱藏起來嗎？這裡所有宮殿到了晚上都是這樣，應該要用探照燈點亮，讓大家看到。」
我從來沒有思考過這件應該是常識的事，也沒有聽任何人提過。你很容易習以為常。在這座現代化城市，辦公大樓到了晚上依然因為加班而燈火通明，夾雜在路燈和車燈之間，最迷人的古蹟卻隱藏在暗處。
「因為他們不知道遊客想看什麼？」我大膽地說，直覺反應是把問題怪到政府頭上。
「是因為我們韓國人討厭自己的歷史，」他說：「我們不願去想，也不希望展現給別人看。」
南韓人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理解自己的歷史，這個問題很複雜，起因是他們的教育。他們在學校蒐集資訊與學習的方式，不像西方教育是透過分析與實際經驗，我們通常把理論當成基礎，把資訊往上堆疊，同時在過程中修改理論，調整資訊的重要程度，基本上這就是我們分析、理解和記憶事情的方式。在這裡舉一個與歷史無關的例子：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野生動物節目，幾乎都是以適者生存的進化論為基礎，其中的理論很簡單，動物活下來，是為了生存和繁衍。這類節目不但解釋所有資訊，還讓觀眾覺得有趣，了解其中意義，呈現出動物保護自己不被掠食者攻擊的好幾百萬種方法，同時找到伴侶，保護下一代。你可以用類似的方法檢視歷史，社會是如何開始？又如何發展？為什麼瓦解？我們習慣從不同世代依序檢視人類社會，並透過分析文物、音樂，加上其他文化蓬勃發展與變遷的證據，進而蒐集資訊。但是韓國人在學校裡沒有學到政治理論，他們是學習事實。
從民族意識和一部分政治自尊心的角度來看，歷史事實很重要。他們不認為質疑或分析這些事實有什麼用處，事實上，即使到了大學，在課堂上提出問題，老師也會覺得受到學生挑戰、侮辱。我們學習歷史的方法是替痛苦與勝利的回憶分門別類、決定優先順序、討論，並作為證據，在過程中自然而然就能記住。在韓國，你看不到細節，只有趣聞軼事才會觸發回憶。
一九六○年代後期，當時還很年輕的彼得‧巴塞洛繆參加「美國和平工作團」（American Peace Corps），在靠近非軍事區最東邊的學校教書：
那段時期北韓想學越南那樣引發暴動，派遣間諜從事破壞活動。每到黃昏，我們都可以聽見步槍掃射的聲音，每星期都有幾天，南韓的傘兵降落，駐守海岸的砲兵就會開火。特工的屍體擺在派出所前面展示，讓民眾看到北韓人與通敵人士的下場，如果逮到活著的人，他們就把他掛在直升機上，飛越整座村莊。但是你不會聽到這些故事，他們只會討論比較大規模的事件，像是偶爾出現一大群游擊隊之類的。但是那些事一直在發生，好幾年都處於這種半戰爭的狀態，不過從來沒有人提過，我不是指官方，而是在與親身經歷的人交談的時候。為什麼？因為沒有觸發記憶的資訊。
關鍵在於，在西方人心裡，他們會把這些記憶分類，並找出連結與使用的方法，回想起來就更容易。
巴塞洛繆現在在首爾從商，也是業餘的韓國建築專家。他有一次受邀向學者與政府官員針對王室宮殿的建築和園林發表演說，他說：「他們比我更了解這個主題，所以我有點緊張。我向他們介紹王宮的結構、裡面涉及的經濟學、為什麼增建或棄置，以及如何受到美學、宮廷事件與政治情勢影響，最後是如何透過觀賞，看到上述所有資訊。講完後，場內一片沉寂，然後他們開始鼓掌。有人走過來對我說，他們知道我提到的所有事，但是從來沒想過可以這樣比較和連結。」
韓國的方式是不分類，沒有替聽眾在心裡創造出建築的整體畫面，或是告訴他們這些建築為什麼建造，讓參觀宮殿的遊客能夠感同身受。同樣的，他們也沒辦法告訴遊客為什麼應該參觀德壽宮。認識巴塞洛繆之前，我總覺得那只是一堆屋頂傾斜的無聊建築，何必要用探照燈？連南韓人都會問為什麼。他們不知道這些建築裡曾經發生哪些有趣的陰謀詭計與血腥歷史，這些故事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呈現在訪客眼前。
這樣的思考模式也影響他們解釋論點並說服別人的能力，其中一個例子是關於韓國與日本之間的一座小島，兩國都主張擁有其主權，南韓人稱之為獨島，日本人稱它為竹島，幾世紀的相互厭惡似乎凝聚在這起爭端之上。到目前為止，韓國比較站得住腳，主要是因為他們實際控制這座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將主權歸還給韓國，卻宣稱一九一○年日本正式統治韓國之前，這座小島就為日本所有，這是在玩弄法律，因為日本以「顧問」干涉韓國內政是從一九○五年開始，只要研究一下，韓國人就可以找出移轉小島主權的日本顧問名字，並提出完全合理的解釋，說明為何它包含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放棄的主權內，甚至可以加入一點幽默。相反的，他們不願好好解釋，只會在那裡敲桌子、咆哮民族主義的口號，破壞原本對他們有利的情勢。
為了安撫民族主義受害者心態，獨島問題對南韓人來說，比成千上萬在北韓集中營受難的人重要。
正是這種民族主義的展現，讓住在南韓的外籍人士無奈地兩手一揮，宣布自己不了解這裡。一切似乎都很正常，令人激賞，然後突然間所有人都開始發狂，彷彿看到你向來景仰的教授趴到地上，在山神的畫像前啜泣。
另外一個後果是南韓人很常用國籍評斷別人，這種替別人貼標籤的膚淺習慣當然不是只有韓國才看得到，但是這可能引發分裂，也是種族歧視、部落主義（tribalism）、階級意識和社會改造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起源。
這讓我回想起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會的一段插曲。比賽大約一個月前，我接到一通《韓國先鋒報》體育記者打來的電話，他是美國人，正在校對開幕典禮進場儀式介紹講稿的英文翻譯，那是體育館觀眾可以用耳機聽到的版本，翻譯成八種語言。講稿由一名南韓學者撰寫，用幾句話分別介紹一百六十一個參賽國家，其中有些犯了外交上很大的忌諱，例如宏都拉斯代表隊進場，聽到廣播介紹他們是「知名香蕉帝國」的子民，可能會在掌聲中愣住；尚比亞則是「侏儒的家園，身高不超過四十公分」；我最喜歡的是「愛爾蘭，也稱作金氏世界紀錄之家，因為那裡是『金氏世界紀錄』的發源地」。
電話那頭的朋友不停咯咯笑，他們原本只請他檢查拼字，不是查看內容。他一度受到邪惡的念頭誘惑。
「我應該告訴他們嗎？」他問。
後來他還是決定告訴他們。奧運組織委員會主席刪掉有爭議的評論。
貼標籤不全然是壞習慣，南韓很多特質都既是優點也是缺點。更改標籤，例如職稱或階級，可以讓一個人重新塑造自己的身分，儀式也有這種作用。韓國人很喜歡舉辦儀式，我向來討厭這種必須穿上可笑衣服、做平常不會做的事的場合，我連自己的畢業典禮都沒參加，所以費了好一番功夫才有辦法欣賞這種場合背後的意義。儀式讓你能夠更新自己的程式，例如婚禮，兩個人走進一棟建築物，歷經一場儀式，二十分鐘後走出來，就神奇地改變心態。為什麼？誰知道？沒有人在乎，只要有用就好。我二十二歲時沒有參加自己的畢業典禮，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我一直到三十二歲，思考和行為模式都還像學生一樣，而且在某些層面，我到現在都還是如此。韓國人則是可以透過儀式畫下句點，重新塑造自己，然後繼續前進。
拒絕韓國人替我貼標籤的同時，卻把他們當成一個群體來討論，聲稱他們這樣想或那樣表現，的確還滿虛偽的。雖然很想這麼做，但討論國民性格其實沒什麼道理。
不過，根據我的經驗，我可以自信地說，韓國人比英國人熱愛交際，至少三十歲以上的韓國人是如此，年輕韓國人我還不太確定，也許手機和個人電腦使得他們沒那麼愛社交。不過老一輩的韓國人真的很喜歡與人相處，他們不會想擺脫人群，不會因為想到要陪伴父母而翻白眼。他們努力經營人際關係，沒有固定的睡眠時間，願意和你聊天聊到半夜，然後翻身睡在地板上，隔天早起上班。
雖然我們認為東亞人普遍來說比較保守，西方人較為開放，但是根據我個人主觀的經驗，韓國人更能接受並擁抱差異。也許崇尚儒教的韓國人，天生就希望與他人建立和諧的關係，而西方人信奉基督教，文化是以法治為基礎，因此更在乎是非對錯與善惡。韓國人比較不會去批判別人。
作者出生於英國，成長期間住過葉門、德國、英格蘭和蘇格蘭，在愛丁堡大學主修英國文學和語言學，畢業後到北海鑽油平台工作了幾年。1982年以記者身分前往韓國，替多家報社報導南北韓情勢，包括英國的《衛報》與《泰晤士報》，以及美國的《華盛頓時報》。後來擔任諮詢顧問，提供企業與北韓相關的資訊，接著經營自己的公關公司，目前定居於首爾。其他著作有《金正日：北韓親愛的領導人》、《韓國人：他們是誰、他們想要什麼、他們的未來在何處》、《早年的文鮮明：1920年到195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