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中華秩序》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時間：2018年11月
毛澤東的新中華秩序世界戰爭
莫斯科領導的20世紀世界共產主義革命運動，最初與毛澤東的政治需求非常契合。中共的建立及其政治勝利，均是由蘇聯一手制造和有力促成的歷史事實，也有助於鞏固北京與莫斯科之間的基因關係。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毛澤東就立即宣布了他的「一邊倒」外交政策，使中國成為反西方的蘇聯集團的新夥伴。由此，毛澤東率領年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跟隨史達林加入並推進一個共產主義世界秩序。這個史達林秩序其實與中華秩序極為相似，是中國歷史學者們後來所認定的一個「前現代、家庭式的世界秩序」，而不是現代國家之間的聯盟關係。中共祕密地承諾自己是「總部設在莫斯科」的蘇聯共產黨指揮下的一支祕密的「方面軍」。毛澤東當時的政治祕書之一胡喬木後來回憶說，中共對莫斯科方面的「尊重和服從」程度，「遠遠比人們知道的要深得多」；毛澤東甚至為了迎合莫斯科所希冀的「世界共同趨勢」，考慮過要全面棄用漢字，採用拉丁字母。
美國雖然在20世紀上半葉對中國的生存和崛起有過關鍵性貢獻，但是中共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和控制中國人的思想，而非真正以中國人民和國家利益考慮，竭力將美國描繪成意識形態、社會文化、或民族主義方面的對手，甚至當成北京的死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採用沒收資產、開除公職、群眾運動（如1950～1955年的批判胡適），以及流放、監禁以及處決自由派知識分子，甚至參與代價巨大的對外戰爭等方式，竭力抹掉美國為首的西方思想的影響。
在史達林直接而具體的指示下，毛澤東主導的中國，代表蘇聯集團在朝鮮半島打了歷史上中美之間的唯一一場戰爭，韓戰（1950～1953）。這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冷戰期間被國際社會視為侵略者，讓中美關係冰封了二十多年，也令中國人民犧牲了大量生命，既毀壞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地位，也令中國失去了許多發展機會。至今，北京仍然對韓戰的真實成本和傷亡數字保密。據學者和親歷者估計，中國在該戰中一共有40萬到80萬（甚至100萬）人死亡，是美軍戰死者人數的十到十六倍（甚至二十倍）之多。幾十年後，一些中國研究者公開承認韓戰是「毛澤東最大的（外交）慘敗」，而中國則是「唯一的真正輸家」。莫斯科、東京和台北被視為「真正的贏家」；華盛頓（保持了在東北亞的軍事存在和同盟）和首爾（維護了獨立並獲得更大的領土）是「部分贏家」；平壤（戰敗、但倖存下來）是「部分輸家」；但北京卻是唯一一個「為他人而戰一無所獲」的大輸家。中國在犧牲了大量生命與資源後，不僅失去了「解放台灣」的機會和幾十年與西方的貿易，並且其主要的停戰談判要求（遣返所有中國戰俘，雙方以三十八度線劃界，從朝鮮半島撤出所有外國軍隊）也全部落空。一些讀史人不無調侃地評論說，朝鮮戰爭還是給中國人帶來了兩個「積極的副產品」：毛唯一健康的兒子死於朝鮮半島，使得毛家王朝難以實現；「真正的中華文化在台灣（由此）得以保存」。中共高級外交官何方後來公開承認：這場對外武力干涉，被大肆宣傳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重大國際戰事的勝利，其實是由毛澤東要當「東方世界革命領袖」的野心及其錯誤判斷和荒唐指導所一手造成，實則是代價巨大的慘敗。據說毛本人很快就在內部祕密承認了參加韓戰是個「重大錯誤」，但將責任歸咎於史達林和金日成。
中國對朝鮮半島代價極為昂貴的干預，以及它從1950年到1970年代中期對印度支那的類似舉動（支援當地共產勢力反對法國和美國），既是中共為反西方世界革命（一開始是莫斯科所領導，後來北京自居為革命中心）所盡的義務，也為自身的領導累積資本。這些外部衝突為毛澤東提供了充足理由和極大方便，以動員國內群眾、發動清洗和屠殺，煽起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歇斯底里情緒，實現嚴格的精神控制，從而有利於他鞏固新秦漢政體的統治。就像《孟子．告子下》所述：「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秦漢式政體需要政治敵人或「野蠻人」的存在，才能生存和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些國外冒險，雖然加強了毛澤東的個人權力和中共政權，但中國人民為此承受了難以置信的損失、遭受了幾十年的徹底孤立，並且在社會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上都大為倒退。毛澤東加入蘇聯集團，替史達林打代理人戰爭，甚至還傷害了中共自己的利益，因為美國被迫保護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因此「無限期地」阻止了中共「徹底征服整個中國」的計畫，這既是中共一大羞辱，也是困擾北京至今的巨大不安全感的一大來源。毛澤東加入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愚蠢行徑，如果有一個有意義的副作用，就是使得中華民國政府倖存至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起到了相當大的競爭和制約作用。不過，難以忽視的是如今北京為了「統一中國」花費無數資源和精力。持續未完的中國內戰，對中國的政治環境、社會經濟發展，以及人民生活產生過很大的負面影響。
類似以前有過的情形──兩個都想君臨世界、卻都不甚在意法律或道德問題的統治者，為圖一時方便而彼此訂立權宜合約──1950年2月中蘇同盟正式訂立。然而合約訂立之前就已經出現根本的分歧：由誰去領導這個龐大的共產主義集團，以及由哪個共產黨按自己的形象去打造和主宰那個尚未誕生的新世界秩序。毛澤東謹慎地清洗了那些過於親莫斯科的同志們，暗地裡表達他對共產集團「無可爭議的」領袖──獨裁者史達林──的強烈不滿。然而史達林也從來沒有把毛視為平等夥伴，不把毛視為世界革命的可能領袖。但是在公開場合，北京還是颇厚顏無恥地對史達林實行個人崇拜，毛澤東本人還把史達林稱之為中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慈父、導師、最高領袖和總司令。
1953年史達林的去世解放了毛澤東。於是，毛澤東開始全力宣揚他不僅滿足於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野心，企求通過世界共產主義革命實現其新世界秩序──中華秩序。而蘇聯領袖赫魯雪夫希望在核武器時代用和平競賽而不是武力的方式征服全世界，他的一系列笨拙言行給了毛澤東機會：毛開始夢想繼承史達林的遺志，領導一場更「有效」且「真正」的暴力世界革命。他打著「科學的」、「真正的」共產主義旗號，甚至乾脆用一種神祕主義的「東風壓倒西風」的名義，要在全世界創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一統全球。而毛本人則將是偉大的新世界領袖，北京也會成為新世界秩序的中心。北京與莫斯科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開展的關於「誰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史達林傳人」的教條主義空头論戰，在親歷其境的中共官員閻明復看來，不過是毛澤東為爭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舉動而已。一位中國歷史學者評論說，當毛澤東自認其統治已經穩固後，「他很快就非常忘恩負義地反對起他的莫斯科贊助人來」。而未能從莫斯科爭到領袖地位和權力（也沒有得到想要的核武器），毛澤東只好自力更生，幻想用大躍進使中國「早於蘇聯進入共產主義」，這樣他就能成為共產主義集團、進而全世界的不二天子（或「人民大救星」）。對毛來說，只有成為新世界帝國的始皇帝似乎才是配得上自己的偉大成就：他在1950年代就已經把「超越馬克思」，以及將其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為「世界上第一強國」作為己任。中國歷史學家楊奎松認為，毛澤東「最後一次依照莫斯科的指示」是在1953年7月同意韓戰停火，隨後就開始搶奪世界共產主義的領導權，以改變莫斯科與北京之間原先的「父子關係」。1957年之後，毛澤東幾乎公開地向各國共產黨同志們表露野心，當時北韓高級官員黃長燁（황장엽）明顯地觀察到這一點，並將其祕密地記錄下來。
毛澤東在1959年祕密地把他的雄心壯志告訴高級同僚們：「我們戰勝地球，建立強國，一定要如此，一定要如此。全黨全民團結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目的一定可以達到」。即使是當大躍進的災難性後果──人類和平時期最大規模的人口死亡──已經上報到北京時，毛澤東仍然繼續和高級助手們分享著他的夢想：要把「對立的階級消滅掉」，然後「我們要搞地球管理委員會，搞地球統一計劃」。到1967年，毛更進一步，祕密指示他的助手戚本禹準備「一項前所未有的、為了整個人類的最終計劃」，其基礎則是以共產主義辭藻包裝的、近兩千年前「五斗米道」的張魯提出的農業社會平均主義。這是中華秩序下未產生制度分化的前現代社會裡的一種秦漢式烏托邦政治理想。
毛澤東是一個十足的自大狂領袖，善用權術詭計，也長於裝腔作勢。他其實絕對崇拜物質力量。但有趣的是，為了掩飾其根深蒂固的拜物教本質（崇拜武力和權力）和實際上在經濟管理方面的極其無能，毛澤東及其信徒都假裝篤信唯意志論，把毛澤東思想吹噓成戰無不勝的所謂「精神原子彈」，其實，他們只是無限地犧牲人命與人權以彌補實力的不足而已。毛澤東很快就知曉，與那些不受他控制的真正強國相比，他的黨國實際上非常虛弱無力。這個新皇帝沒有什麼新的思想，也只有很少的實際能力和資源。1955年毛澤東就感嘆說，只有當他的黨國「終於趕上並超過美國」而成為世界頭號強國時，他才能放下心來。要在工業生產、尤其是軍工方面超英趕美，獲取原子彈就成了毛澤東的解決方案。第二年，毛澤東設定了中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發展目標，即到20世紀末「一定要超過美國」。1957年11月毛澤東更在莫斯科首次對外宣布其「超過英國」的口號。迫於日益強烈的建立一個新世界秩序的渴望，毛澤東大膽夢想要在15年內超過英國，並在二十至三十年內趕上美國的工業生產能力，於是大躍進運動就此開始。在1958至1959年間，毛澤東更進一步幻想煤鋼產量等指標在兩年內就超過英國，七年內趕上美國。毛澤東的目標是要將中國在十至二十（或三十）年內「變成四個美國」，或者像兩個蘇聯那樣強大，因為莫斯科當時正鼓吹自己在二十年內「變成兩個美國」。
為了實現重建中華秩序這一宏偉使命，中華人民共和國採用了史達林式的軍工複合體制度，不惜一切代價製造現代武器，準備打一場世界核戰爭。由於國內政治的需要，以及和現存世界秩序的系統性不相容，中共於是一直用外部戰爭乃至世界大戰的幽靈去唬弄人民，為其國內動員、汲取和控制作辯護，並藉此把中國人民與外部世界徹底地隔離。在1960至1970年代，北京反覆宣稱全面世界大戰的必然性和迫切性，「要準備早打、大打」。到了1980年代中期，鄧小平總算做了重新評估，認定儘管世界大戰還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推遲一段時間，也許是十年。1990年代以來特別是2001年的「9．11」事件後，中共領導人江澤民進一步宣稱新的世界大戰可能在近期內不會爆發，認為一個二十年左右的所謂「戰略機遇期」出現了，正好藉機努力，埋頭苦幹，加強自己的實力。
為了在軍事力量上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中共在1962年設立了一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領導，居於各部委之上的祕密的「中央專門委員會」，其成員包括財政和情報在內的各相關部門首長。該委員會旨在舉全國之力，集中所有資源，並不惜任何代價，全力發展核武器、導彈、衛星、戰機和軍艦等軍力。當時的總共八個機械工業部裡有六個專門負責生產軍火，這六個軍工部後來又改制變成了國有的「部級」軍工公司。中共的這種「舉國體制」，也用在旨在贏得國際認可、不惜代價獲得盡可能多獎牌的奧運會，以及應付一些緊急情況，如2015年的股市大崩盤。對於這些欽定的宏大項目來說，成本和後果完全不重要，為達目的可以不惜任何手段。中國在西昌的衛星和導彈發射，就經常因殘骸墜落，造成附近居民生命財產損失，但祕而不報。毛澤東還曾經隱祕地對他的助手們說過，可以犧牲當時總共二十九億人類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以「打贏」一場全球核戰爭，從而「徹底消滅資本主義並為世界贏得永久和平」。1957年他更在莫斯科半公開地放言，為了世界共產主義革命，「可以」犧牲三億中國人民，其口氣「嚇壞了東歐的共產黨同志們」。
從1950年代後期直到他本人去世，毛澤東為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與莫斯科進行了激烈鬥爭。然而，北京不僅未能奪得王位，還因為戲劇性的中蘇分裂而進一步陷入國際孤立，幾乎所有的共產國家都站到了莫斯科一邊。在國際上的徹底孤立和毛對世界革命領導權的激進追求，直接導致了中國國內像餓死數千萬人的大躍進那樣的許多災難。毛澤東竭力要主宰一個「真正的」世界共產主義革命；在1958年他還裝腔作勢地告訴其高級助手，自己領導的「真正革命」正在超越馬克思和列寧的成就。為此北京還耗費了大量資金和生命，向外輸出其武裝叛亂和游擊隊式革命戰爭的觀念和方法，即所謂的「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這波及到幾乎其所有鄰國，特別是緬甸、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甚至遙遠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數十年裡花費海量資源，但凡願意給予北京一點象徵性乃至虛假支持的任何外國政治團體或個人（甚至一些由西方情報機構偽裝的共產主義團體），都一律收買，以資助各國的暴力革命。1961年，毛澤東煞有介事，祕密卻正式地通知他的同僚們，自己要專注於「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革命」。1962年，毛的大管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向中共內部宣布「現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和世界革命的中心，都已經從莫斯科移到了北京」。1965年，毛澤東的副手林彪更公開宣布，中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帶領全人類，用「人民戰爭」消滅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以邁向共產主義下的永久和平。
北京一意孤行地領導世界革命的努力代價極大，其具體數字至今仍然祕而不宣。已知的是，在中國人民忍受赤貧、饑荒乃至大量餓死的同時，北京向世界各地多達一百一十個國家提供了大規模且經常是免費的援助。北京這種出於政治考量的對外政策也許對維護中共政權有益，就國家和民族利益來說幾乎是完全失敗的。中國人收穫的是來自各國的、延續至今的不信任、敵意甚至仇恨。中國學者如沈志華發現，儘管中國人耗費了大量而不可思議的金錢和鮮血，並且在與鄰國就邊界分歧談判時，「幾乎每一次」都放棄中國領土以換取外國對北京政權的承認和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在短短幾年裡，就能極其荒謬地把其為數不多的盟友變成了死敵（如蘇聯、越南、阿爾巴尼亞）或者不可靠的權宜夥伴（如北韓）。這證明了毛澤東對天下一統的追求，對中國人民來說是多麼的徒勞無功。
北京還迅速地破壞了它與新德里的合作夥伴關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大國從此開始了長期的敵對。為了圓其新世界秩序之夢，毛澤東確實帶領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整個世界」，從而給中國造就了一個持續至今的低下的國際地位和可憎的國際形象。在文革期間的大規模清洗和政治大混亂中，毛澤東為了重新控制權力，再次上演其經典劇碼，製造一個新的外部敵人。1969年春，中國在黑龍江（阿穆爾河）上挑起與蘇聯的邊界流血衝突，發動了與莫斯科的全面對抗。於是乎，建國不到二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但深陷與幾乎所有鄰國的敵對和衝突中，還同時與美國和蘇聯直接對抗。這兩個超級大國的任何一個，都完全可以用其極為優越的軍事力量徹底地毀滅中國。
作者為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 (CFR) 成員。曾任教美國軍事學院（西點軍校）和美國空軍學院。在中國、法國、義大利、韓國、日本、澳門、新加坡、台灣等地的十餘所大學擔任過兼職、榮譽或客座教授/研究員。主要研究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和中美關係。出版中英文著作七種（含合編兩種），包括《中國的戶口制度》（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5年）。另外發表過中英文文章數十篇，其中一些已經被譯為法、意、韓、日文發表。曾在多家國際媒體受到採訪，包括Al Jazeera, AP, BBC, CNN, The Financial Times, The New York Tim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