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誰統治世界？》
作者：杭士基（Noam Chomsky）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時間：2018／08／17
美國式微：原因及結果
「這是一個常見的話題，幾年前還被讚譽為獨步全球、具有空前無比實力和魅力的美國……正在走下坡，不祥地面臨最終的衰頹。」美國政治學學術院（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二○一一年夏季號的期刊提出的這個話題，的確有許多人相信——雖然需要附加許多條件補充說明，但也不無道理。事實上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就開始從如日中天的頂點走下坡，而蘇聯瓦解後十多年得意洋洋的論調大多是自我吹擂。甚且，所謂權力將轉移到中國和印度此一常見的推論，也高度值得懷疑。它們都是貧窮國家，各有嚴重的內部問題。世界的確變得更加多樣化，但是儘管美國式微，在可預見的將來，還是沒有人可以跟它競爭全球霸主地位。
我們不妨簡短敘述一些相關的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規畫人員已經認識到美國將從戰爭崛起成為壓倒性的強大國家。外交史學家華納（Geoffrey Warner）是這個議題的重要專家，他就認為，從文獻紀錄可以清楚看到，「羅斯福總統目標已經志在美國於戰後世界的霸權」。美國擬訂計畫，要在全球各地控制所謂的「廣大區域」。這些主張今天還存在，只是它們的範圍已經縮小。
戰時的這些計畫很快就小心翼翼地付諸實行，它們並沒有不符實際。美國早已是世界最富有的國家。戰爭終止了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美國的工業產能幾乎增為四倍，同時它的敵手卻元氣大傷、一蹶不振。大戰結束時，美國擁有世界一半的財富和無可匹敵的軍隊。每一塊「廣大區域」都被賦予在全球體系內的「功能」（function）。後來的「冷戰」大體上就是兩個超級大國各自在本身地盤範圍內鞏固秩序：蘇聯抓緊東歐；美國控制大部分世界。
到了一九四九年，美國計畫控制的「廣大區域」因為通稱的「丟了中國」嚴重受傷。「丟了中國」這個字詞很有意思：你擁有，才能稱得上「丟掉」；可是美國人視為天經地義，認為它擁有大部分的世界。過後不久，東南亞開始脫離華府控制，由於美國想要恢復主宰，以致在中南半島爆發可怕的戰爭，以及一九六五年印尼的大屠殺。同一時期，其他地方也持續出現顛覆及大規模暴力，俾便維持美國所謂的「穩定」。
但是，在工業世界積極重建和「去殖民化」全力推進之下，美國的式微是不可避免的。到了一九七○年，美國占世界財富的比重已經降到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工業世界逐漸變成「三極」，主要中心在美國、歐洲和亞洲；亞洲以日本為中心，已經成為全球最有活力的區域。
二十年後，蘇聯垮了。華府的反應讓我們對冷戰的現實有深刻的了解。當時主政的老布希政府立刻宣布其政策基本上沒有改變，不過換上不同的藉詞；龐大的軍事建制還是要維持，但是不是要防禦俄國人，而是要對付第三世界國家的「科技複雜化」。同樣的，美國也必須維持「國防工業的基礎」——這是高度依賴政府補貼和計畫的先進工業的婉轉說法。美國仍然必須針對中東布置干預部隊，因為中東的嚴重問題「不能擺在克里姆林宮門口」——這可又是跟半個世紀來的謊言完全不同的說法。它悄悄地承認，問題一直是「激進的民族主義」，也就是其他國家違反「廣大區域」原則、企圖追求獨立的路線。這些原則不會從根本上加以修正，稍後的柯林頓主義〔指的是美國可以片面運用軍事力量推進其經濟利益〕和北約組織全球擴張就是明顯的例證。
蘇聯這個超級大國強敵垮了之後，出現一段欣喜若狂的時期充滿了「歷史終結」的令人興奮的故事，盛讚柯林頓總統的外交政策進入到「高尚階段」，具有「神聖光芒」，而且有史以來第一次美國可以受「利他主義」指引、專注在「原則和價值」上面。現在，再也沒有別的勢力可以阻擋「理想的新世界去終結不人道」，它終於可以不受阻撓地執行新出現的人道干預（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此一國際規範。這還只是當時少數幾個著名知識份子的熱切誇讚。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興高采烈。傳統的受害人——南半球國家——痛批「所謂的人道干預的『權利』」，認為它只不過是帝國主義宰制的舊「權利」披上新衣服罷了。同一時期，國內決策菁英中頭腦比較清醒的人也替全世界發聲，哈佛大學政府學教授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提到美國「逐漸變成流氓超級大國……是對他們社會最大的單一外來威脅」。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傑維斯（ Robert Jervis ）也說：「今天頭號流氓國家是美國。」小布希總統當政後，世界輿論對美國愈來愈有敵意，已經不容忽視；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小布希的認同率直線下墜。歐巴馬的認同率更是慘不忍睹，在埃及只有百分之五，在中東地區其他國家也高不到哪裡去。
同時，美國繼續衰退。過去十年，南美洲也「丟了」。這的確十分嚴重；尼克森政府規畫摧毀智利民主政府時——美國在「第一次九一一事件」支持軍事政變，扶立皮諾榭將軍獨裁政府——國家安全會議提出不祥的警告，認為美國若不能控制拉丁美洲，它就不能期待「在世界其他地方獲致成功的秩序。」然而，更嚴重的是中東各國走向更加獨立的路線，在後二戰初期的規畫中已經清楚預見到會有這一天。
更加危險的是，可能有人真心認真的朝民主政治發展。《紐約時報》總編輯凱勒（Bill Keller）很動人地寫道，華府「渴望擁抱北非和中東各地崛起的民主人士」。但是，阿拉伯世界的民意調查卻清楚明白地顯示，如果真的走向創建可運作的民主政治，民意即可影響政策，對美國反而是禍、不是福：我們已經提到，阿拉伯人認為美國是重大威脅，如果有選擇的話，會把美國及其盟友趕走。
雖然美國長期政策仍然相當穩定，只有戰術上的調整，在歐巴馬主政時期也有若干重大變化。軍事分析家德瑞真（Yochi Dreazen）及共同作者在《大西洋》雜誌發表文章提到，小布希的政策是逮捕（及刑訊）嫌犯，歐巴馬則是乾脆暗殺他們，快速增加使用恐怖武器（無人機）和特種作戰部隊，後者有許多暗殺小組。特戰部隊已經分派到一百四十七個國家。現在，美國特種作戰部隊員額已經跟加拿大整個軍隊相當，這些軍人實質上就是總統私人的御林軍，這個問題美國調查新聞作家涂斯（Nick Turse）在網站tomdispatch.com上有過詳盡報導。歐巴馬派去暗殺賓拉登的那支特遣隊，先前已在巴基斯坦執行過十多次類似的任務。這些行動以及其他許多發展都告訴我們，雖然美國霸業中衰，它的野心不曾減小。
另一個常見的話題，至少在那些不是刻意盲目的人士當中，美國的衰退有相當大比例是自己找來的。華府的鬧劇劇目環繞著政府是否「關門」，讓全國民眾倒盡胃口（絕大多數民眾認為應該解散國會），全世界也困惑，因為這是議會民主制下罕見的鬧劇。鬧劇的贊助者看到目前的場面也嚇壞了。企業界現在很擔心，在他們協助下登上權力高位的極端份子，可能會拆毀他們財富和特權所依恃的大廈——也就是照料他們利益無微不至的強大的「奶媽國家」。
美國著名的社會哲學家杜威曾經把政治形容為「大企業投在社會的陰影」，他提出警告說，「陰影稍減並不會改變它的本質」。自從一九七○年代以來，這道陰影已經變成烏雲，包圍住社會和政治系統。大企業的力量（目前大部分是金融資金為主）已經到達一個地步，兩大政治組織——現在已經幾乎不像傳統的政黨——在全民熱切討論的議題上，已經趨向於極右派的立場。
就民眾而言，首要的國內問題是失業這個嚴重的危機。在目前的狀況下，這個攸關重大的問題只能靠政府重大刺激才能克服，它遠遠超過歐巴馬在二○○九年倡議的刺激方案，歐巴馬的刺激方案雖然拯救了數百萬個就業機會，卻僅勉強補足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之衰退。就金融機構而言，最關切的問題是赤字。因此，只有赤字問題受到討論。極大多數民眾（百分之七十二）支持對巨富課稅、以對付赤字嚴峻這個問題。壓倒性的多數民眾反對削減醫衛項目〔百分之六十九反對削減醫療補助（Medicaid），百分之七十八反對削減醫療保險（Medicare）〕。因此，出現的結果可能與民意背道而馳。
公眾諮詢計畫（Program for Public Consultation）就民眾希望如何削減赤字進行研究，計畫主持人庫爾（Seven Kull）報告說：「政府和共和黨領導的眾議院就預算而言，明顯都不符民眾的價值觀和優先順序……在經費支出方面，最大的差異是民眾偏向大砍防務費用支出，可是政府和眾議院卻提議溫和調升……民眾也比政府和眾議院更支持多撥經費進行工作訓練、教育和汙染控制。」
小布希和歐巴馬花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經費，現在估計高達四兆四千億美元——就賓拉登而言，他的成就非凡，可謂大勝，因為他公開宣布過，他的目標就是把美國拖進陷阱，搞得美國破產。二○一一年美國的軍事預算，幾乎與全世界其他國家的軍事預算加總起來相當；它比二戰以來任何時候的實質數字（經過通貨膨脹調整）都要高，而且還會繼續攀高。有人在談論有計畫的裁減軍事預算，但是這類報導沒有提到的是，如果真要裁減軍事預算，只是減少五角大廈未來預算的增加率。
赤字危機大體上是被製造來作為武器，俾便摧毀很大一部分人民依賴、但有些人痛恨的社會項目。相當受尊敬的英國《金融時報》財經記者沃夫（Martin Wolf）寫道：「對付美國財政問題並不是那麼迫切……美國可以用寬鬆的條件借到錢，譬如少數不歇斯底里的人士所預測，十年期國庫券殖利率接近百分之三。財政挑戰是長期問題，沒有迫切性。」但是，很重要的是，他又說：「聯邦財政問題有一個驚人的特色，估計二○一一年的歲入只占GDP的百分之十四點四，遠低於戰後接近百分之十八的平均數值。個人所得稅估計只占二○一一年GDP的百分之六點三。不是美國人沒辦法了解究竟在吵什麼：一九八八年，即雷根總統最後一年任期，它占GDP的百分之十八點二。如果要縮小赤字，稅收歲入必須大幅提升。」的確很驚人，但是降低赤字是金融機構和超級巨富的要求，而在快速萎縮的民主政治下，這才是受到重視的要求。
雖然赤字危機被用來作為強暴的階級戰爭的工具，長期債務危機是很嚴重的問題，自從雷根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把美國從世界主要債權國，變成世界主要負債國，使國債增為三倍，並提升對經濟的威脅以來，就有增無減；而到了小布希時期，問題更變本加厲。然而，現在，失業的危機才是民眾最沉痛、最關切的問題。
對於危機最後的「妥協方案」——或許更準確的說，是對極右派的投降——與民眾所希望的，南轅北轍。很少嚴肅的經濟學家會不同意哈佛經濟學者桑莫斯（Lawrence Summers）的意見。桑莫斯認為，「美國目前的問題出在就業和成長赤字，遠大於預算赤字太高的問題」，而華府協商、決定提高舉債上限，雖然比跳票要來得好（其實高度不可能跳票），它卻可能對已經惡化的經濟產生更大的傷害。
提都沒提到的是經濟學家貝克（Dean Baker）談到的一種可能性，即如果廢掉功能不彰的民營健康照護制度，換上類似其他工業社會的制度，其人均成本約為一半，而且至少有相等的保健成果，或許就能消泯赤字。然而，金融機構和製藥業勢力太大，雖然此一想法未必太烏托邦理想化，但這種替代選項根本沒被列入考量。基於同樣理由，不能列入議程考量的是其他一些經濟上合理的選項，譬如開徵小量的金融交易稅。
同一時期，華爾街頻頻收到豐厚的新禮物。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削減證券交易委員會的預算要求，而證券交易委員會又是對付金融弊端的首要把關者；國會又揮舞其他武器不利未來世代。《紐約時報》報導，面對共和黨反對環保措施，「美國有家大型公用事業公司，擱置全國最著名的、從一家現有燒煤的火力發電廠遏抑二氧化碳的做法，對能夠抑制地球暖化的排放廢氣控制之努力，構成嚴重打擊。」
這種自己製造的打擊，雖然愈來愈強大，並不是近年的新發明。它們可以上溯到一九七○年代，當時全國政治經濟經歷重大轉型，使得一般通稱的「（國家）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畫下句點。這種改變有兩大元素，一是金融化，另一是生產線移到境外，兩者都關係到製造業獲利率下降，以及戰後控制資本、規範貨幣的布瑞敦森林制度（Bretton Woods system）的瓦解。「自由市場理論」這種意識型態的勝利，一向就高度有選擇性，當這些理論轉化成解除管制、把企業執行長巨額獎賞與短期獲利結合的公司治理規則，以及其他類似政策決定時，又構成進一步的打擊。因此而造成的財富集中促成更大的政治力量，加速惡性循環，導致極少數的一小撮人異常富有，而大多數人的實質所得卻停滯不前。
同時，選舉的費用一飛沖天，使得兩大黨更向企業界投靠輸誠。兩黨競相把國會領袖位置拍賣給財團之下，所剩無幾的政治民主就更加受到戕害。政治經濟學者佛格森觀察到：「在已開發國家的立法機關中很獨特的一個現象是，美國國會政黨現在把立法過程的主要職位標出價碼。」能替政黨找到資金的議員就能得到職位，實際上使他們甚至超乎常態、淪為私有資本的僕人。佛格森又說，其結果就是，辯論「非常依賴不斷重覆少許已經在戰鬥中受到測試的口號，它們已經打動全國投資集團和利益團體的心弦，而議會領導人必須依賴這些團體汲取資源」。
後黃金時期的經濟產生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李嘉圖已經預見到的夢魘。過去三十年，亞當‧斯密所謂的「人類的主子」已經放棄對他們本身社會的福祉之任何關切。他們只顧到短期獲利和巨額紅利，國家、人民，統統滾一邊去。
我執筆寫到這裡時，《紐約時報》頭版出現非常生動的實例。兩篇報導並肩出現在版面上。其中之一討論為什麼共和黨激烈反對「涉及到增加歲入」的任何方案——其實它指的是對富人加稅的方案。另一篇標題是：「即使昂貴，奢侈品搶購一空。」
這個景象在花旗集團（Citigroup）替投資人準備的一份手冊中有相當生動的描述。這家巨型銀行再度向大眾推銷，和過去三十年的循環一樣，在高風險的放款、巨大的獲利、崩盤和政府施救之中反覆徘徊。花旗集團的分析師把社會區分為兩種人，富人（plutonomy）和其他人。他們認為全球社會的成長是由有錢的少數人所推動，而且大部分消費也靠他們。富人之外的另一種人就是「非富人」，占極大多數的這些人現在有時候被稱為「全球不安定份子」，亦即生活在不安定且愈來愈貧困環境的勞動階級。在美國，他們陷入「愈來愈深的工人不安全」；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葛林斯班（Alan Greenspan）在國會作證，自誇管理經濟本事高強時，指稱這才是健全經濟的基礎。這是全球社會真正的權力轉移。
花旗集團分析師建議投資人要緊盯著非常有錢人的一舉一動。他們聲稱，這些人的「富人股票籃子」（Plutonomy Stock Basket）遠比一九八五年以來的已開發市場的世界指數，表現更佳。從當年開始，雷根和柴契爾圖利非常富有者的經濟政策才真正起飛。
在他們難辭其咎的二○○八年大崩盤之前，這些「後黃金時期」的新興金融機構得到驚人的經濟力量，是他們企業獲利的三倍以上。崩盤之後，有些經濟學者開始以純經濟角度研究他們的作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梭羅（Robert Solow）認為，他們的整體影響可能是負面的，因為「成功可能無助於實質經濟的效率，可是其弊卻是把財富從納稅人手中轉移到金融家手中。」
藉由切碎政治民主所剩無幾的殘餘，這些金融機構設定基礎，引領致命的過程繼續前進──只要他們的受害人願意默不作聲繼續受苦的話。
回到「美國正在走下坡，不祥地面臨最終的衰頹」這個「常見的話題」上，固然惋嘆屬於相當誇張，它們卻含有若干事實。美國在全世界的實力的確從它在後二戰初期的巔峰持續衰退。縱使如此，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全球力量是在持續多元化，而美國也愈來愈不能隨心所欲。但是，衰退有許多面向、也很複雜。國內社會也出現重大的衰退現象，不過，某些人的衰退，在別人卻可能是無法想像的財富和特權。對於富人而言──或許應該更縮小為在極高端的一小撮人──特權和財富無窮盡，可是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前途通常「無亮」，許多人甚至活在具有無可匹敵優勢的國家，生存都面臨困難。
作者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語言學家、思想家，也是活躍的政治評論家。自一九五五年起，擔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與哲學系教授，現為該校榮譽教授。杭士基著作甚豐，在語言學、哲學與政治，都有重要論述，包括一百多本專書、超過千篇文章，其著作是現今尚存學者被引述最多的學者，從古至今第八位，僅次於馬克思、列寧、莎士比亞、聖經、亞里士多德、柏拉圖與佛洛伊德。
杭士基經常周遊各國發表演說，超過半世紀對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出批判，是國際民主運動重要人物，曾被選為十大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亦被稱為「美國最偉大的異議份子」、美國當代最重要的「公共知識份子」，並與諾齊克（Robert Nozick）、羅爾斯（John Rawls）並列「美國人的三大良心」。
2010年，杭士基受中研院邀請來台演講：「世界秩序的輪廓：常與變」，並獲頒清華大學名譽語言學博士，接受《天下雜誌》專訪；2013年，他手持「反媒體壟斷，拒絕中國黑手，捍衛新聞自由，我在MIT守護台灣」標語，支持反「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