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灣的政治口水成災，各種傳播仇恨、帶有嚴重偏頗的言論四處流傳。楊偉中不幸在南太平洋溺水，有人卻幸災樂禍，宣稱「死得其所」。南部豪雨成災，在野黨則是興高采烈，因為「老天有眼」懲罰不投給他們的選民。來自中國的假新聞與網路霸凌造成一位盡職外交官以死明志，結果一位大學教授卻用假名發表文章，指控執政黨的政治任命殺死外交官。按理來說，這種冒稱「現任外交官」的假文章被揭露之後，當事者應該羞愧得無地自容，結果卻大剌剌地現身網路，聲稱要質問外交部長。你有看過作弊被做捉到，還要公開與校長辯論的學生嗎？
最近台灣的政治口水成災，各種傳播仇恨、帶有嚴重偏頗的言論四處流傳。楊偉中不幸在南太平洋溺水，有人卻幸災樂禍，宣稱「死得其所」。圖片來源：楊偉中臉書
無論是天災亦或是人禍，在一個文明的國家，幾起涉及人命不幸的事件之後，應該是放下政治對立，共同追思往生者、安撫家屬與倖存者。透過共同的追悼，我們再一次肯定生命的正面價值，這種儀式化的表演所宣傳的不外是這個訊息：個別的成員隨時會離開我們，但是串起我們之間的連帶感仍會長期延續。就算是敵對的陣營，也會應情境要求配合演出，裝模作樣展現出公開的哀悼與不捨，因為這是符合他們的長期政治利益，至少在下次選舉中，不會成為對手攻訐的話題。
無論是天災亦或是人禍，在一個文明的國家，幾起涉及人命不幸的事件之後，應該是放下政治對立，共同追思往生者、安撫家屬與倖存者。不幸地，台灣就是這樣的不正常的國家，人命比不上短期的政治利益。圖片來源：Youtube華視新聞
不幸地，台灣就是這樣的不正常的國家，人命比不上短期的政治利益。不過，我們也不要太難過，「不德」不孤，必有鄰。川普執政下的美國也差不多已經退化到這樣的道德程度。參議員馬侃不久前去世，其葬禮在9月2日舉行，兩位曾經是對手的前總統小布希與歐巴馬應邀致詞，但是川普卻特意跑去打高爾夫球。馬侃是越戰英雄，也是兩黨所共同敬重的政治領袖，他的葬禮象徵著偉大政治家年代的結束，也同時標誌了當前政治道德的腐敗。
與台灣十分類似地，川普的辯護者也是採用這樣極端偏頗的雙重標準。在上個月，川普的私人律師Michael Cohen向法院認罪，因為他涉及收買兩位疑似與川普有性交易關係的人士。這件事似乎看來沒有嚴重打擊川普的支持度。二十年前民主黨總統柯林頓才因為Monica Lewinsky案而引發國會的彈劾案，然而如今，高舉家庭價值的共和黨至今對於川普豐富綺麗的性生活卻不發一言。同樣地，已經有好幾位川普競選總部的高階人士認罪，他們涉及與俄羅斯勾結，影響2016年的總統大選。但是在那次大選，川普就是常用希拉蕊的電郵事件來攻擊，多次在選舉造勢場合振臂怒吼要將她關起來。如今，有川普的支持者要因為這個更嚴重的罪行要求逮捕總統嗎？如果這不是基於仇視與偏見的雙重標準，那麼什麼才是？
如果只是發生在私領域，極端偏頗與仇視的言談就算是再怎麼令人不悅，也不應成為公共議論的話題。但是如果在公開場合，而且是面對公眾的發言，就應該受到更多的約束。如果是涉及妨害名譽等法律責任，原本就有處理的機制，那些不違法卻惡意偏頗的言論，我們只能依賴公領域的輿論力量來遏止。偏見是人性的弱點，根深柢固的偏執之見或許不能完全根除；然而，一旦有人敢於公然表述不應該有的歧視，那麼他們就應付出個人代價，例如他們的公信力與聲望。如果是政治人物，那些歧視性言論應該成為其終身的烙印，除非他們後來真誠地表達悔改。能夠發揮這種輿論制裁，只能依靠公眾自發的力量。公共領域的討論本來就有一些應遵守的準則，例如就事論事、不做入身攻擊等，其目的在於維護自由而開放的討論。如果有人特意破壞這些規則，他們就應該被視為喪失了發言資格。
其次，公領域的自律經常不足，這就需要媒體機構的配合。在美國，大部分自我看重的媒體不會去報導極端人士的脫序言論，除非這些發言已經引發新的風波。這個道理就像是球賽的現場轉播，會特意避免顯現鬧場人士的鏡頭影像，原因在於這些人所需要就是關注；不去理會，他們自然就自討無趣。然而，台灣的報章媒體卻整天在追踪這些「網紅」的極端意見。如果是符合媒體的政治立場，就全文照登，大力追捧；如果是來自對立陣營的發言，就將其描述成失言事件，再用來頭不名的「網民評論」加以批評。無論是那一種形態，都不是有格調媒體應有的現象。
終極而言，極端與脫序的言論是來自於政治對立，而有些政治對立則是來自於根深柢固的社會矛盾。有些社會矛盾會自然而然隨著新世代的出現而消失，舉例而言，許多國家的千禧世代（millennials)，亦即是1980年以後出生的人士，對於同志與多元性傾向的接受度遠比上個世代高。因此，隨著世代的交替，反同與恐同的聲音將會自然消失。
但是種族與族群的衝突卻不見得如此，歷史遺緒的問題有可能因為新的事件而加劇。美國內戰結束都已經超過一百五十年，但是公然宣揚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仍舊活躍。歐巴馬的八年執政沒有化解這些人士的偏見與歧視，反而更激發其動員；川普的當選使得他們更猖獗。同樣地，大規模的移民也當成歐洲新納粹的復甦。原先他們等於是不體面的局外人，主流社會唯恐避之不及：如今在六個歐盟國家，反移民的新右派已經登堂入室，參與聯合政府。
因此，極端偏頗與仇視的言論是不可能避免的，但是我們仍能夠透過道德力量，訴諸公共領域的理性言談準則，讓這些不負責的發言者受到譴責。如果不可能阻止這些充滿歧視與謊言的言論，就試著讓他們邊緣化，侷限於陰冷而黑暗的社會角落。
作者為六年級前段班的中年大叔，目前育有一女一子。從小在繁華的西門町長大，看盡台北西區的沒落與重生，結果當教授的薪水在台北買不起房子。現在是靠研究與教學為生，任職於台大社會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