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海權爭霸》
作者：詹姆斯‧史塔萊迪（Admiral James Stavridis）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18.8
第一個穿越太平洋的歐洲人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結局可比我差多了。要了解麥哲倫的海上旅程，你得先將地球轉到東澳洲與印度洋位在球體左下方的角度，再進行觀察。那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水世界：除了一小片西北美洲與東北亞陸地以外，你見到的只是一片汪洋。儘管南島語系民族之前早有許多漫漫移民之旅，但直到一五○○年代之初，巴波雅（Vasco Núñez de Balboa）穿越巴拿馬地峽、站在高山上發現太平洋，並「代表上帝與西班牙」宣布擁有眼前這片一望無際的大洋以前，從歐洲人觀點而言，過了美洲繼續西行還有什麼世界，始終是個未知數。巴波雅這項發現導致歐洲強權競相進入太平洋，追逐殖民地。又過了三百年，歐洲人才逐漸摸清太平洋龐大的水域。
麥哲倫性情暴躁，是葡萄牙人，代表西班牙王室展開穿越太平洋之旅。為太平洋定名的，其實是麥哲倫。當時他率領的艦隊駛進南太平洋深處， 由於眼前一片風平浪靜，於是取名「太平洋」（太平洋在大多數時間可絕對談不上風平浪靜）。麥哲倫是第一個穿越太平洋的歐洲人，他指揮的五艦探險隊是第一個完成環球旅程的探險隊。）不過麥哲倫本身沒能完成這項環球之旅，他於一五二一年在菲律賓遇害。）在麥哲倫以前，大多數前往亞洲（主要為的是找香料與黃金）的旅程都繞道非洲尖端而行。麥哲倫認為，向西航行也可以抵達亞洲；特別是據說他估計太平洋只有六百英里寬─他的估算偏差了一萬多英里。他說服西班牙王室資助他這趟行程，王室在一五一九年給了他五艘船。
麥哲倫率領的這支艦隊共有大約兩百五十人，他們沿著南美洲海岸南行，尋找一處進入太平洋的缺口。天候每下愈況，南半球冬天已至，毀了一艘船，迫使其他四艘船進灣避風，等到隆冬過後再啟碇復出，終於在南美洲尖端發現後世所謂的「麥哲倫海峽」（Strait of agellan）。天氣狀況仍然嚴峻，其中一艘船的船員不肯繼續前進，但麥哲倫發現南海岸島上的印第安人燃起大火柱─後人因此稱這些島嶼為「火地」（Tierra Del Fuego）群島─認為印第安人將對艦隊有所不利，於是率隊進入南太平洋。
進入太平洋固然令人振奮，但太平洋的廣闊無垠很快讓麥哲倫與他的手下陷於一片茫然。他們逐漸遠離今天智利的西海岸，把自己推向西方，卻始終找不到亞洲。最後在一五二一年初春，他們在馬里亞納（Mariana）島弧的關島（Guam）登陸。他們繼續往西，在那年復活節來到菲律賓，並且在宿霧（Cebu）島上舉行彌撒。之後，麥哲倫幹了件蠢事，捲入一場島與島間的衝突，揚帆來到附近的麥丹（Mactan）島。他率領的五十名西班牙人為當地土著圍困，麥哲倫被殺。他的手下記錄他的死亡如下：「隊長遭矛刺傷，臉朝下倒地，他們立即帶著鐵棍、竹矛與短刀一擁而上，將我們的明鏡、我們的光、我們的保護人與大導師殺死。」
麥哲倫死後兩百年間，歐洲列強競相構築跨太平洋貿易網路，西班牙帝國憑藉菲律賓殖民地之便一路領先。代表西班牙的勃艮第十字架旗雄霸洋面，不過荷蘭、葡萄牙、英國與法國也在太平洋擁有相當勢力。西班牙建了第一個真正國際化的越洋商品輸送帶，載運新世界開採的銀賣到亞洲，再將亞洲製造的產品送回歐洲市場。隨著時間不斷逝去，西班牙勢力因歐洲事件（包括宗教改革戰爭）演變不斷失血而逐漸削弱。到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初，西太平洋成為荷蘭與英國爭霸的局面。一七四三年，西班牙一艘運寶大帆船在馬尼拉外海遭英國海軍將領喬治‧安森（George Anson）劫持，再為西班牙經濟帶來一記重擊。法國對太平洋染指較遲，法國探險家路易斯‧布干維（Louis de Bougainville）是第一個跨越太平洋的法國人。雖說探險行動越來越多，貿易規模也不斷升溫，但太平洋仍有大片完全未經探索的處女水域。或許堪稱史上最偉大水手的詹姆斯‧庫克（James Cook）船長就在這時登場。
詹姆斯‧庫克於一七二八年出生在北英格蘭一個中下層家庭，家人原本打算將他送給一個店老闆當學徒；所幸他自幼就對船艇、河流與海洋特別迷戀，終於在一家海運公司謀得一份學徒的工作，開始學習如何在英國周邊狹窄難行的水域駕馭笨拙的商船。庫克還練成一套極其專業的測量與繪圖本領。七年戰爭（Seven Years’ War）爆發後，他加入皇家海軍，成為帶兵經驗豐富的軍官。
一七五○年代中期，英國因展開真正全球性思考而體認到，測量、繪製太平洋海圖是發展海權、施展全球影響力的重要工具。當局於是要庫克指揮「奮進號」（HMS Endeavour）完成這項任務。奮進號是一艘一百零六英尺的駁船，船身短而臃腫，但由於吃水淺，可以接近小島，通過海礁。庫克於一七六八年夏末駛往太平洋。與他同行的另有一要員，是富有、英俊的自然科學家喬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接下來幾年，兩人就一起在太平洋水域深處盡情探索。
你可以安適地坐在圖書館裡，找出一本地圖，循著庫克當年航線輕鬆遊弋太平洋。他曾經駕著不同船艦三次深入太平洋，航程超過十五萬浬。他的座艦分別是「奮進號」、「發現號」（Discovery）、「決心號」（Resolution）與「冒險號」（Adventure）─這些艦名相當精確地說明他從一七六八年起，到一七七九年在夏威夷群島（他稱它們三明治群島）遭土著殺害為止期間的作為。這三次航程的航線圖，幾乎涵蓋太平洋每一處重要海港─包括阿拉斯加的庫克灣（Cook Inlet）與威廉王子灣（Prince William Sound），西加拿大的努卡灣（Nootka Sound）與俄羅斯的堪察加半島（Kamchatka Peninsula）─以及夏威夷、瑪克薩斯群島（Marquesas Islands）、大溪地、斐濟、新克里多尼亞、復活節島（Easter Island）、庫克群島（Cook Islands）、湯加群島（Friendly Islands）、紐西蘭的北島與南島等所有重要島嶼。他沿著南極洲海岸航行，環行澳洲，繞經南美洲尖端的合恩角（Cape Horn），航線並且深入大西洋與印度洋。美國作家東尼‧郝威（Tony Horwitz）曾經遵循庫克當年路線，從阿拉斯加航行到塔斯馬尼亞（Tasmania），從復活節島前往俄羅斯，還根據這段旅程寫了一本非常精采、淺顯好讀的回憶錄《藍色緯度：勇探庫克船長古早航跡》（Blue Latitudes: Boldly Going Where Captain Cook Has Gone Before）。在這位約克夏郡（Yorkshire）農家孩子到來以前，太平洋基本上仍是一片未經探究、未經測量繪圖的蠻荒水域─他的聰明才智開啟了大洋，他的英勇事蹟令今天所有航行在這些水域的海員感念。
太平洋門戶大開，俄羅斯當然不會缺席。俄國船員利用他們在東西伯利亞的基地，憑藉起碼科技在寒風刺骨的水域中完成多次艱險航程。在與白令海峽（Bering Strait）近在咫尺的阿拉斯加，他們當然插旗伸張主權，但他們的影響力也南向伸展，遍及太平洋大部水域。十九世紀初，皮貨交易引來美國與加拿大捕獸人，也讓俄國商船進駐舊金山以北的羅斯堡（Fort Ross）這類前進基地。但濫捕造成毛皮獸數量銳減，也使所費不貲的捕獸行動得不償失。一八四○年代，沙皇朝廷由於帝國幅員過大、負擔過重而出現財務危機，進入太平洋未久的俄國人被迫撤出羅斯堡。一八六七年，在美國南北戰爭結束不到兩年後，俄國人把它對阿拉斯加的主權賣給美國，當時這項交易還在美國各地廣遭嘲弄。俄國人在阿拉斯加進駐時間雖說短暫，但對這個地區的科研探勘功不可沒。
美國人進入太平洋的過程時斷時續。早在獨立戰爭期間，從波士頓啟碇的商船已經長途跋涉前往中國。但直到一八四○年代，在美－墨戰爭結束、購併加州之後，美國才在太平洋建立一處長久據點。一八四八年，沙特磨坊（Sutter’s Mill）意外發現金礦，引爆加州尋金熱，也造成大舉湧向西部的移民潮。他們或經由陸路穿越北美大陸，或通過巴拿馬地峽（當年巴拿馬運河尚未開通），或像三百年前麥哲倫一樣，繞道火地島進入西部。由於鯨魚油的使用漸趨普遍，捕鯨成了熱門能源工業，重心並且因濫捕而從大西洋移往太平洋。之後數十寒暑，獲利頗豐的中國貿易越來越重要。這種厚利使美國人對太平洋更加垂涎。
燃煤動力輪船在十九世紀六○年代問世，改變了美國人在太平洋的做法。燒煤的輪船比帆船既快又可靠，但煤很重，而且是消耗材。輪船只能載有限的煤，否則難逃沉船厄運。為保持高速運行，輪船需要在每隔相當距離處設置專用加煤站。所幸，太平洋雖說廣大無垠，中間卻星羅棋布許多位置恰好、可以作為加煤站的小島。美國正是基於這項考量而於一八九八年兼併夏威夷，以美麗的珍珠港作為美軍太平洋艦隊的大本營。
就地緣政治意義而言，有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日本為什麼沒有像英國那樣發展，成為太平洋的英國？兩國就地緣政治而言有許多類同之處：兩國都是島國，都在立國之初不斷面對入侵威脅（在立國第一個千年間，英倫三島向外力屈服的次數遠比日本多）；兩國都軍事人才輩出，擁有能力超群、充滿自信的社會；兩國都有許多技藝高超的海員與造船工匠；兩國境內天然資源都相對稀少，理論上來說都有轉向海洋發展的必要。既如此，為什麼英國人透過海路建了一個幅員廣大、左右全球的帝國，而日本人在向西方世界門戶洞開之後三百年來，大多數時間卻只是向內陸發展，直到二十世紀才開始積極走向海洋？
這個問題的答案，至少一部分與太平洋與大西洋地理條件的差異有關。
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差異是，太平洋比大西洋大得太多。相對而言，太平洋沿岸的亞洲國家土地面積都不大，而且東邊都面對巨型海洋。由於大洋無邊無際，駛往東邊的船隻幾乎總是一去不復返。此外，英國與歐陸之間只有極窄的英倫海峽一水之隔，而阻隔日本的海面較廣，與英國相形之下，可能進犯日本的鄰國不僅較少，侵略性也較弱。日本人也很清楚太平洋之大足能為他們提供天然屏障，讓他們無須擔心來自東面的入侵。
日本人早在十三世紀已遭蒙古入侵，但都能將剛上岸的蒙古人圍剿在灘頭，相對輕鬆地擊敗了蒙古軍。儘管當時日本內戰方熾，但日本能先將內爭撇在一邊，在一二○○年代末期兩度藉狂風、海嘯之助（日本人稱這兩次海嘯為「神風」）將入侵蒙古艦隊打散，擊敗蒙古人。
經過長期兼併，在幾任大將軍的鎖國統治結束後，日本在一五○○年代侵入亞洲大陸，並於十七世紀之交攻擊朝鮮半島，但遭中國地面部隊與朝鮮水師擊敗，於是退回本島。這時約當地中海爆發雷班托海戰（Battle of Lepanto）的同時，太平洋方面海軍科技也在這時出現重大變化─過去用來掠奪與撞擊敵艦的輕武裝、單甲板大帆船逐漸淘汰，能夠攜帶大型火炮的重型艦艇取而代之。十六世紀最後十年，在兩度圖謀入侵朝鮮功敗垂成之後，日本人決定大體上不跨出本國水域。不同於英國人的是，日本人無意跨越太平洋，決定全力經營本身西海岸，而以遼闊的太平洋水域為天險屏障，免除後顧之憂。這成為日本官式策略；誠如著名亞洲問題學者約翰‧寇提斯‧裴瑞（John Curtis Perry）所說，在日本人心目中，出海就是「出外」。
中國人也一樣，把主力投入西方陸地邊界。為什麼？因為對中國而言，威脅來自西方，不來自太平洋。他們認定，危及中國文明的主要外來威脅是亞洲草原的野蠻人（萬里長城因此修建），透過貿易與交往而至的歐洲文明，也多少形成一種感染流毒。鄭和曾在十五世紀率領艦隊幾次遠渡重洋，但未竟其功。這幾次航行雖曾抵達南中國海、印度洋與東非洲一些已知實體，但由於中國內部政治情勢逆轉，不利遠洋探究，在為土著留下短暫印象之後，中國艦隊蹤影逐漸消逝。遠眺東方，一望無垠的太平洋為中國人帶來的地緣政治想像，不比日本人（或任何其他太平洋文化）更勝一籌。就這樣，頗具反諷意味的是，最後大舉真正穿越太平洋、以一種超越間歇性貿易與傳教活動的方式，將東、西方兩個世界連結在一起的是歐洲人。而在這些打開太平洋的活動過程中，最富戲劇性張力的個別行動，首推美國海軍准將馬修‧卡萊斯‧裴利（Matthew Calbraith Perry）一八五○年代的日本之旅。
日本當時，就或多或少的程度而言已經鎖國超過兩百五十年，並且發展出一種高度同質、極度內向的國家文化─就算在商界，不同階級間的交易與通婚也很有限。但美國對日本卻嚮往不已。對美國經濟極度重要的太平洋捕鯨，產業重心已經從南太平洋移往北海道北方外海。日本本土諸島，也因為美國與中國不斷增加的貿易，而成為支援海上交通非常有利的後勤基地。美國總統米拉‧菲爾默（Millard Fillmore）因此寫了一封要求使用日本港口的信，要裴利轉交日本當局。
儘管獲得使用武力的授權，裴利在研究日本之後，決定採取另一種外交色彩較濃的做法。他率領幾艘蒸汽動力輪船進入日本水域，船上滿載禮物，極力扮演大國親善特使的角色。他在一八五三年七月駛入東京灣，用我們今天所謂「軟實力」與日本人溝通─他保持文化敏感，避免軍事武力訴求，以經濟與外交手段為首選。他見到日本人對他的船艦驚羨不已，於是利用那年冬天擴大艦隊規模。一八五四年三月，裴利與日本人簽訂《神奈川條約》，創下跨太平洋類似協議的先河，讓美國海員在兩個日本港口享有海難救助與添加燃料的權利。
歐洲就這樣開始與日本打交道，大多數列強，特別是俄羅斯與英國，都搭上這班日本列車。日本內部有關現代化的辯論造成一場兩年內戰，最後日皇重新掌權，展開所謂「明治維新」。彷彿就在一夕間，日本開始不折不扣地進軍大海，揭開海軍發展的重要史頁。日本工業自十九世紀末葉起全面啟動，迅速大舉擴充陸軍與海軍軍力。日本將海軍官校生派赴英、美受訓，境內造船廠也開始生產戰力極強的大型戰艦。千百年來，在日本地緣政治地圖上一直是空蕩蕩一片汪洋、作為緩衝天險的太平洋，開始成為日本當局的征服目標。
像英國一樣，日本也是島國，與大陸只有一水之隔，也都對中國與俄國等陸權大國憂心忡忡。日本開始在海軍戰略上像英國一樣思考，自不足為奇。由於朝鮮基本上是中、日之間一塊緩衝區，日本人當然認為他們應該控制朝鮮，然後以朝鮮為盾牌，對抗比他們大得太多的中華帝國。日本與外國打過兩場重要戰役，海軍在這兩場戰役中都扮演重要角色。第一場是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當時日本海軍攻擊一個駛往朝鮮、增援當地中國駐軍的中國運兵船團，掀起這場戰役。順帶一提的是，日本似乎對奇襲戰術情有獨鍾：在發動甲午戰役時對中國不宣而戰，五十年以後，他們如法炮製，突襲了美國珍珠港。
甲午戰爭激烈而短暫，日本海軍打得很好。海戰決勝關鍵是否在於重裝甲與大砲，是那個年代的海軍戰術辯論重點。值得注意的是，黃海海戰（註：甲午戰爭的前夕戰）未能提供船堅炮利必能取勝的明證。但它證明機動能力與速度確實重要：在這場海戰中，伊東祐亨率領的日本海軍就憑藉這兩項優勢擊敗中國海軍。伊東將他的艦隊分成兩支，一支是由快速艦組成的「機動隊」，另一支是速度較慢、但火力仍強的主艦隊。在整個交戰過程中，伊東始終能運用機動隊的速射火力打擊中國艦艇。之後幾個月，中國軍全面潰敗，戰爭於一八九五年結束，日本兼併了朝鮮、台灣與其他許多島嶼。就地緣戰略態勢而言，日本這時已經在西太平洋取得主控，現在需要強化它的左側翼，與俄國一戰因此勢在必行。
挑起日－俄戰爭的其實是俄國人。在日本戰勝中國後，俄國開始威逼日本帝國，要求將朝鮮半島非軍事化，並攻占旅順作為不凍港。俄國與其他歐洲列強合作，極力壓制日本擴張。一九○四年的日－俄戰爭，遂在俄國於軍事與政治兩方面都未做好準備的情況下爆發。就軍事而言，俄國幅員廣大，艦隊散置國境各處，需要時間集結兵力。就政治而言，在俄國境內，最後導致俄國革命與沙皇垮台的民怨已經逐漸沸騰，聖彼得堡的統治精英無法全力應付正在俄國太平洋沿岸醞釀的這場外來風暴。
儘管在數量上居於劣勢，但日本人能集中兵力、先發制人，讓俄國人無暇完成對抗日本的戰略整合。剛擊敗中國艦隊的日本艦隊，又一次大舉不宣而戰─日本驅逐艦發動夜間魚雷攻擊，損毀幾艘停留在港內的俄軍重要戰艦。俄國雖然起用充滿幹勁的新海軍司令史蒂芬‧馬卡洛夫（Stepan Makarov，他在戰事爆發後不久因座艦觸雷戰死），雖然長途跋涉將波羅的海艦隊調入太平洋，但始終未能占得戰術上風。日本則憑藉國內戰略態勢之助，與相對較新的科技搶占上風。俄國太平洋艦隊終告瓦解，關鍵性的旅順港基地也於一九○五年一月失守。
一九○五年五月，自之前一年十月起就從波羅的海兼程趕赴太平洋參戰的五十三艘俄艦，在對馬海戰遭日本海軍擊沉，波羅的海艦隊潰滅，為俄國在太平洋帶來致命一擊。面對艦隊全毀的厄運，俄國被迫在美國總統席奧杜‧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斡旋下與日本議和─羅斯福還因此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俄國人所以輸了這場戰爭，固然因為他們每交戰必在戰術上屈居下手，但主因仍在於未能集中兵力、在戰略上失算，遂遭日本各個擊破。
這場戰事也為美國帶來一項重要教訓，讓美國了解建造巴拿馬運河的重要性─如果不能開通巴拿馬運河，美國艦隊基本上處於兵力分散狀態，必須耗費數月時間繞道南美洲南端才能將兵力集中。另一耐人尋味的註腳是，戰艦艦長們行之有年，「降艦旗」以示投降的原則，在日－俄戰爭中，由俄國艦長們行使了最後一次。這些艦長後來在返國以後，都遭到俄國軍法審判而處死，徹底終結了一切投降的概念。今天，無論在美國海軍或在大多數其他國家海軍，降艦旗體面地投降絕非正統概念，今天的海軍講究「不棄艦」，寧可戰至最後一人。
美國在占領及營造夏威夷群島之後，才真正躍身為太平洋強國。位於歐胡島的珍珠港是個絕佳的天然港，我仍清楚記得一九七○年代末第一次駛入珍珠港的情景。當年的我仍是非常嫩的艙面值班官，艦長令我指揮操舵（駕艦）入港。那天風很大，將軍艦駛入拋錨區是一件讓人提心吊膽的事。當時港口當局提供了拖船，還派一位有經驗的領港員登艦協助，但我由於曾經看過那位經驗老到的艦長做過幾次入港拋錨，竟然蠢得婉拒了拖船協助，也不肯聽這位領港員的建議：就像一個剛學步、自以為是的小兒一樣，我要全部自己來。
不幸的是，我「打」舵打得太強（就是我們的速度過快），將艦尾狠狠撞在碼頭上，磨損了許多塗裝，還在右後舷一三五度方向留下一道雖說不起眼，但讓人尷尬之至的凹痕。艦長來到我旁邊，對我說了一句奧尼斯‧金恩（Ernest King，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海軍悍將）將軍的名言：「偉大的舵手絕不讓自己陷於一種需要用盡力氣操舵的情勢」─換言之，下次要用拖船，還有要聽領港員建議。我記取了這個教訓。
那天，在定下神來以後，我在這美麗的海軍基地閒逛，發現自己置身所在，正是美國通太平洋的門戶與美國海軍心腹重地。美國海軍現代史與二次大戰的太平洋戰役難捨難分，想到許多年前那些率艦出擊的海軍傳奇人物，我覺得自己的軍旅生涯大概很難望其項背─七○年代的冷戰造成大規模海戰的機會似乎不大。尼米茲（Nimitz）、史普倫（Spruance）、郝賽（Halsey）、金凱（Kinkaid）以及其他許多太平洋戰爭名將，都因為對這廣闊的大洋獨具見識，而能籌畫規模龐大無比的跳島戰術，終於擊敗日本帝國。美國海軍軍魂幾乎可說以珍珠港起步，邁向一望無際的大洋。也因此，根據後見之明，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偷襲珍珠港，將戰火燒到美國，既屬想當然耳，也讓人跌破眼鏡。
作者為當代最著名的海軍將領，也是唯一擔任過北約盟軍最高統帥的美國海軍上將，在美國海軍服役近四十年，曾經航遍全球各大洋，素以地緣政治重要思想家著稱。曾擔任驅逐艦艦長，指揮航空母艦戰鬥群執行戰鬥任務，並以四星上將官階在海軍服役七年，成為第一位獲選出任北約盟軍全球作戰最高統帥的海軍軍官，任職將近四年。從海軍退役後，2013年獲選為塔夫茨大學福雷契法學與外交學院院長。也為《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與《大西洋週刊》撰寫有關全球安全問題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