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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莎白.華倫

【書摘】不大好笑的人生



書名:《不大好笑的人生》

作者:伊莉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

出版社:早安財經文化

出版時間:2018年7月



第3章

報告總統,你們救錯人了

逼他講白話文,就會發現他在糊弄你


二○○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四傍晚,金融風暴席捲全國,宛如颶風,一天比一天更可怕強勁。沒有人知道下一個被沖上岸的殘骸會是什麼。


十分鐘後,三十個飢腸轆轆的法律系學生就要來按門鈴參加一場非正式的討論會,邊吃晚餐邊討論畢業後的生涯規畫。


門鈴響了,我開門讓捧著不鏽鋼盤子的外送服務生進來,屋子裡頓時充滿了烤肉的香味。我已經事先烤好了四盤白桃餡餅,冰紅茶也準備好了。門鈴聲驚醒了找好位置準備再睡回籠覺的奧蒂斯,當初的小毛球現在體重超過百磅,四溢的烤肉香徹底趕走了牠的瞌睡蟲。牠一邊流口水,一邊繞著外送服務生打轉。可憐的年輕小伙子對這隻突然出現的龐然大物顯然有些害怕,我忙著開支票好讓他離開,這時電話響了。對方聲音很小,自稱是「哈利.瑞德(Harry Reid)。」


我聽得不是很清楚。「誰?」我問。


「呃……哈利.瑞德。」他停頓了兩秒鐘。「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喔。」


要我擦地板或舔信封都行,但我的任務是……


瑞德參議員沒浪費時間寒暄,沒有「你好嗎?」之類的廢話,立刻切入重點。美國正陷入危機,他要我去華盛頓,幫忙監督財政部處理銀行紓困案。


我不知道他心裡到底怎麼想,也不知道我能做什麼,但每個我認識的人對經濟和國家面臨的險境都異常恐懼。我不記得我見過瑞德參議員,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找我。但是,既然他打電話來了,就表示他認為我能幫得上忙,於是我答應了。我沒問任何問題,也沒有談條件,當下就應允了下來。


十三年前,麥克.希納爾打電話要我在美國破產法審查委員會幫忙。三年前,國會通過銀行版的破產修正案,破壞了經濟陷入困境家庭的安全網。我在華盛頓的時間讓我對那個地方沒有好感,但這回情勢緊急,金融體系全面崩塌,千百萬個中產階級的家庭正在受苦,所以即使瑞德參議員要我做的是擦地板或舔信封,只要能幫上忙,我都會答應。況且,我認為在緊急狀況下,華府的人會通力合作找出方法解救被金融危機害慘的民眾,而不會再將政治考量擺第一。所以,如果瑞德參議員需要我,我就該回華盛頓。


學生如蝗蟲過境吃光烤肉後離開,我立刻打電話給布魯斯,他出城和一群歷史教授開學術研討會。奧蒂斯懶洋洋的張開四肢躺在地板上,圓鼓鼓的肚子裝滿了學生們偷偷餵牠的烤肉和玉米麵包。我戴上電話耳機,穿上白色長圍裙,一邊和布魯斯通話,一邊洗碗。


我告訴他,瑞德參議員要我參加國會任命的一個五人紓困監督小組(Congressional Oversight Panel, COP)。這名字實在是太棒了,我在想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給我警徽和手銬。嗯,手銬大概不可能,但是至少可以給我一枚警徽吧?


國會在六週前以幾近恐懼的心情通過「問題資產救助計畫」(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TARP)」,授權政府以七千億美金挽救金融體系。在通過問題資產救助計畫的同時,國會也成立了負責監督財政部如何使用這一大筆錢的五人紓困監督小組。


「這實在太棒了。」我告訴布魯斯。「我等不及要和財政部的人見面,討論他們使用這筆錢的計畫。也許我應該明天就向哈佛請假飛到華盛頓。」我興致高昂,蓄勢待發;想到自己可以幫得上忙,感覺真好。


布魯斯不愧是布魯斯,為我的興奮而開心,但比我冷靜多了。「我在報紙上沒有讀到任何關於監督小組的報導。」(布魯斯是老派人,到現在還是每天攤開報紙看新聞。)「你到底要負責做什麼呢?親愛的?」


我停頓了好幾秒。「喔,嗯,我還沒有任何關於監督小組的資料,但是我猜我要做的事和警察差不多吧。你知道的,就是確認事情的進度,還有調查、發現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就告訴他們。至少,我想應該是這樣的。」我到這時才發現瑞德參議員沒有說明我的角色為何,所以我一點頭緒也沒有。


我們掛斷電話時已過午夜,但我還是坐下來,拿出筆電。我搜尋到國會通過巨額撥款給財政部處理國家「問題資產」的那份公文,然後找到關於五人監督小組的部分。看完之後,對自己能夠幫上忙的樂觀預期頓時冷卻不少。


新通過的法案列出五人小組成員的選擇標準、會拿到的報酬、費用報帳的方法等等;但是列出的職務卻只有短短四個字:「提出報告」。五人監督小組每三十天必須交一份報告給國會。就這樣,沒有要逮捕人、不能帶手銬,自然也沒機會押壞人遊街示眾。


那麼,國會給了我們什麼工具去監督財政部處理那七千億呢?法則上說我們可以「取證」,但身為律師的我立刻注意到監督小組沒有發傳票傳喚證人的權力。我們可以禮貌的邀請對方來作證,但是相對的,他們也可以有禮貌地拒絕(或是不客氣的拒絕,隨他們高興)。我們可以要求政府機關提供「正式資料」,被要求的機關「應該提供」,但如果任何政府機關認為我們想要的屬於「非正式的資料」怎麼辦?呃,我們很可能也拿他們沒辦法。


好吧!所以我們只得到相當有限的授權。沒有發傳票傳喚證人的權力,即使發現有什麼不對勁,也沒有吹哨子要求中止金錢轉移的權力。更糟的是,國會並未要求財政部長必須向我們解釋他的策略。


沒有,完全沒有。看起來國會對五人監督小組的期望就是寫些無聊的報告,在國家經濟走入絕境的期間放在國會議員的桌子上積灰塵。換句話說,這次在華府的冒險之旅,可能不會像我希望的那麼有意義。


但我已經答應了哈利.瑞德參議員,所以不管我怎麼想,我都得去。


一個在銀行工作、很有禮貌的年輕人打電話來


直到現在,只要我一想到二○○八年的金融海嘯,還是會想起佛蘿拉(為了保護個人隱私,這裡使用的是假名)。二○○七年,在我們進行更多的破產研究時,她是我們的訪談對象之一,當時她已經八十幾歲,她告訴我們,二十多年前他們夫妻退休後,搬到家人居住的南方小鎮,買了一棟樸素的小房子(她說「這樣就夠了」)。在老伴過世後,佛蘿拉一直都是自己一個人生活,靠著每月收到的社會福利金,過得還不錯。


兩年前,她接到「一個在銀行工作、很有禮貌的年輕人」打來的電話,他告訴她因為現在利率非常低,他可以讓她抵押貸款,每個月只要付一點點錢。她問他如果利率上升,月付額會變成多少錢。根據佛蘿拉的說法,他向她保證「利率上升之前銀行會事先知道」,而且他會「打電話給她,將她轉回到她原來的貸款」。


她答應了,沒過多久,她的月付額忽然提高了。她停頓了一下,然後輕輕的說:「那個年輕人再也沒打過電話來。」新的月付額吞掉了她全部的社會福利金。她嘗試過延遲付款、積欠信用卡債、向高利貸借錢,最後債台高築,只能申請破產。


為了找到更多在破產新法生效後才申請破產的家庭,我和夥伴發起另一項破產專題研究。每一個受訪家庭在接受一小時訪談後,可以拿到五十美元的報酬。佛蘿拉知道我們一般會在兩週後將支票寄到受訪者提供的地址,所以她告訴我們下週她就要搬離她的房子了。


「我會暫時先住在車子裡。」她說:「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收到郵件,你能不能告訴我該怎麼做才能拿到那張五十美元的支票?我真的很需要這筆錢。」


這是金融海嘯背後的真實故事:信貸巿場崩塌,將一個又一個的佛蘿拉捲入絕望的漩渦。有些屋主因為做了錯誤的決定,有些試著和金融系統對賭,但是有更多的無辜屋主陷入絕境,只是因為聽信銀行理專信口開河的謊言,而旗下員工做這種事,銀行根本心知肚明。


到了二○○○年代初期,貸款公司看到信用卡業者利用「前期優惠利率」欺瞞顧客來獲取暴利,也爭先恐後投入巿場分一杯羹。他們確實狠狠撈了一票。自從利率上限被移除後,銀行收取再高的利息都不違法,於是次級貸款也應運而生。


各種新「貸款產品」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冒出。貸款的家庭時常在合約裡看到陌生的術語,比如「期末整付(balloon payments)」、「選擇性還款指數型房貸(option ARMs)」和「提前清償罰金(prepayment penalties)」等。許多人沒有仔細閱讀所簽署的文件,都像佛蘿拉一樣輕易聽信了銀行理專的不實敍述。貸款公司發現貸款產品越複雜,反而提供越多的機會可以在這裡放個陷阱、那裡藏個罰則。


金融業者很快就賺進高額利潤,他們不再像從前那樣謹慎調查借款人信用和收入。購屋頭期款大幅降低,罰款和手續費卻漲得比天還高。貸款業的獲利如此驚人,理專甚至挨家挨戶去敲門,並集中火力將成本最高、最具爭議性的產品推銷給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居民。還有一些貸款業者瞄準的,就是像佛蘿拉這樣的老年人。


有時他們以低月付額為誘因,有時他們會告訴你立刻就能拿到一大筆現金。數百萬戶積欠上萬元信用卡債的家庭,誤以為這些貸款是救命仙丹。電視上一天到晚都有權威人士告訴觀眾,還在付信用卡高額利息的人都是笨蛋;甚至連聯準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也鼓勵美國人借二胎房貸。單純以算數來說,這樣講似乎沒錯:如果次級貸款的利息只有三%,為什麼要欠卡債、負擔一九%的利息?問題是,三%只是剛開始的優惠利率,印刷精美的宣傳單上從來不會告訴你,如果利率調高或你遲繳,你的利率將會漲到多高;宣傳單上也從來不會出現漂亮的房子前插著「法拍中」牌子的照片。


這些新貸款為房巿添柴加火,導致房價節節高升。一路上漲的房價,吸引了投機客前扑後繼,似乎每個人身邊都有那麼一兩個靠買賣房子賺大錢的人。在房價屢創新高的情況下,大部分的人都選擇無視危險信號,一心想著坐等房巿繼續看漲,萬一真付不起房貸就小賺一筆把房子賣了就好,一切都會沒問題。


但事與願違,當房屋巿場終於崩潰時,好幾百萬人全被套牢。他們付不出房貸,無法重新貸款,房子也無法脫手。到了二○○八年底,高達五分之一的屋主欠銀行的錢高於房子的巿值。銀行撤銷貸款,法拍屋的通知堆積如山。


房市崩塌重創了中產階級家庭,對大部分家庭而言,房子不只是居住的地方,更是最有價值的資產。房子是他們的儲蓄、退休金,也是將來要留給子女的遺產;房子不只是他們最大的投資,也是他們最大的希望。付清房貸的家庭等於有了一艘救生艇,不管將來發生什麼事都不用害怕,但如果貸款金額比房價更高,這艘救生艇就像被灌了水泥,會將他們拖入無底深淵。


一蹶不振的房巿,徹底擊垮了美國的中產階級家庭。


第一次跟財政部開會,竟然被暗中捅了一刀


瑞德參議員打電話來的一個禮拜後,我便飛到華盛頓和監督小組其他成員見面,開始進行所謂的「監督」。我們要趕快組織起來,越快越好。


問題資產救助計畫的成員裡有民主黨也有共和黨,但負責主導的是小布希政府的財政部長亨利.鮑爾森(Henry Paulson)。當五人監督小組抵達華盛頓時,國會通過問題資產救助計畫才七週,但財政部卻已經承諾一千七百二十億美元的撥款。這麼多錢在幾乎沒人監督的情況下就轉走了,讓我們非常擔心,於是我們要求鮑爾森部長和其他財政部官員來和我們開個簡短的會議。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我站在財政部大廈的大門前,心情有點緊張。我和其他兩位監督小組成員——戴蒙.西爾弗斯(Damon Silvers)和里查德.尼曼(Richard Neiman)約在這裡碰面,我們三個是民主黨代表,里查德是眾議院議長南茜.裴洛西(Nancy Pelosi)指定的,我是瑞德參議員指定的,而戴蒙則是另外兩位參議員共同指定的。


戴蒙.西爾弗斯是個大塊頭,個子很高、大手大腳,穿著一身寬鬆的黑西裝、白襯衫,講話速度會讓你覺得他腦袋裡塞滿的各種點子正在爭先恐後的想要被說出來。他從哈佛拿到學士學位、管理碩士學位及法學博士學位,大可到任何一家事務所賺取高薪,但戴蒙對這些都沒興趣,相反的,他到加州為草莓工人組織工會,又到紐奧良為造船工人組織工會,最後成了美國勞工聯盟的首席顧問。在破產法修正案開戰時,美國勞工聯盟曾經和我們聯手對抗大銀行,因此我和他有數面之緣,所以知道我至少有個不錯的夥伴。


另一位監督小組成員里查德.尼曼,曾是負責監管銀行的官員,後來在銀行業服務很長的一段時間,最後出任紐約銀行監理長。在那天以前我並不認識他,但我希望他豐富的經驗會對我們有幫助。


財政部大廈是全國性的歷史地標,外觀和白宮很像,只不過更大也更像城堡。巍峨的石柱,美麗的白色大理石,圈圍出十二萬平方呎的面積,周圍小心翼翼的環繞著鐵柵欄,閒雜人等不得出入。這裡的維安由美國特勤局(Secret Service)負責。鐵欄杆大門後是第一警衛哨,所有的訪客都得登記查驗;而設在大廈裡的第二警衛哨,則擁有金屬探測門和檢查攜帶物品的X光機。所有訪客都必須通過兩次檢查,以確定他們真的在事先核准的名單上。在我們三個人終於進到大廳後,立刻有專人帶我們直接走到會議室。


這是我第一次造訪財政部大廈,可是沒有時間讓我四處參觀。我們被告知鮑爾森部長不在,不過其他官員願意花幾分鐘和我們談談,包括鮑爾森部長欽點主導問題資產救助計畫的副部長尼爾.凱什卡利(Neel Kashkari)。


我們知道時間不多,所以凱什卡利一出現,我們就開門見山提出此行最主要的問題。我們追問他各大銀行的最新情況:財政部是否還會進一步紓困大銀行?能否讓我們看看財政部與銀行之間的紓困條件?凱什卡利不贊成我們使用「紓困」一詞,我們為此爭論了兩三分鐘。有一點他倒是說得很清楚:需要大筆現金挹注的危機已經解除,財政部接下來的重點是幫助規模較小的銀行。


會議很簡短,我們很快就回到財政部大廈鐵柵欄門外的人行道上。


但週五這場會議結束後不到四十八小時,新聞報導財政部允諾將再從問題資產救助計畫裡撥款兩百億美元,給先前已經拿到兩百五十億美元的花旗集團,而且還會再給三千零六十億。這全是納稅人的錢,金額之大令人震驚,但新聞爆發的時間點更是叫人難以置信:原來,就在問題資產救助計畫負責人告訴我們大銀行危機已經解除的同時,他的同事就在走廊的另一頭準備著金額龐大的第二次花旗紓困。事實上,後來在「問題資產救助計畫特別監察小組」的報告裡提到,在財政部裡工作的人都稱那個週末為「花旗週末」。


我不僅吃驚,更是怒火沖天。我能理解美國正陷入金融危機,我也知道機密資訊必須受到嚴格保護,更懂得必要時我們必須保密一段時間,甚至有些官員會說:「現在我無可奉告。」可是,我們遇到的卻不是這樣。在我們開會時,財政部的人並沒有表現出任何猶豫或遲疑,他們送我們走出會議室時,心裡很清楚我們相信他的話、相信財政部對大銀行的紓困已經結束,而且他非常清楚自己在誤導我們。


當時,我們五人監督小組甚至連第一次會議都還沒開,不管我原先對合作和正義的期待有多高,都在這一刻幻滅了。顯然,想要讓過程透明化將會是一場十分艱難的硬仗。




作者是麻州資深參議員。曾任哈佛法學院教授,也是經濟議題專家。美國民眾普遍認為她是消費者金融保護局的催生者。她以歐巴馬總統助理的頭銜幫助設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她也擔任過問題資產救助計劃國會五人監督小組的主席,以及國會破產法審查委員會的資深顧問。擁有兩個孩子、三個外孫,現在和丈夫布魯斯・曼恩住在麻州劍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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