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葉啟政（台灣大學社會系退休教授）
訪問者：
晏山農（「思想坦克」總編輯）
鄭凱榕（「思想坦克」副總編輯）
紀錄整理：張詠瑛（台灣大學社會系碩士）
地點：紫藤廬
時間：2018．7．23
《中國論壇》成立於1975年10月，據我所知，聯合報所以成立此份政論雜誌，乃是應國民黨政府的要求的。圖片來源：蔡其達提供
記得，在許多年後，有次，我們倆一起吃飯聊天，他提到，之前有一天他的岳父（我前面提過之曾經擔任警備副總司令的李立柏將軍）告訴他，蔣經國在某個階段之後，即明白地告誡有關單位的人員不得再任意逮捕「異議分子」了。我當時笑著對楊先生說：「您為什麼不早說，否則，我們就可以再往前衝一點！」現在回想起來，說這話的背後不知含著多少辛酸，因為，在那些日子裡，其實，我們都很害怕「突然被消失掉」，即使楊先生有著「好」岳父，也不例外。他就曾經告訴過我，他的老岳丈有次對他說：「國樞啊！你做的事我都贊同，但是，我必須告訴你，一旦到了『那個』時候，我也救不了你的。」說來，這句話是多麼沈重、無奈，我想，這是生於1980年代以後的新生代所無法體會的。
從1970年代以後，台灣社會一直是與時推進著，隨著時間的邁進，有著不同的議題位大家所關心著。《中國論壇》成立於1975年10月，據我所知，聯合報所以成立此份政論雜誌，乃是應國民黨政府的要求的。「於私」，有著安頓當時從《聯合報》總編輯位置退下來的楊選堂先生（筆名「楊子」）的意思；但是，更重要的是，「於公」，希望藉此把學院裡被標示為「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圈籠在一個可以「約束」的圈圈當中，免得與先前剛由康寧祥先生主辦的《台灣政論》雜誌產生串聯，擴大了影響範圍。撇開這個權謀的問題不談，在當時臺灣還在威權政權的全面掌控下，以《中國論壇》為據點，讓這些較「溫和」之學院派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有個園地「發洩」自由民主的理念，未嘗不是一個尚有意義的作為。在這樣的情形下，單純地以自由與民主的ABC來宣揚民主政治與批判時政，還是有一定的社會意義的。甚至，可以藉此與思想和態度比較「激進」的《台灣政論》以及其他的所謂「黨外」雜誌，一方面相區隔，另一方面則是相呼應。在這樣的狀況下，《中國論壇》作為學者論政的園地，基本上可以說是「溫和」的，而正合乎楊先生的性格－溫和而漸進。
記得應當是在1980年前後，當時適逢國民黨將召開中常委會議、並選擇新的中常委。我們在《中國論壇》編輯會中決定舉辦老、中、青三代的座談會來對國民黨當局建言。座談會舉辦了，座談的稿子也整理出來了，結果，社長楊選堂先生一直拖延著，不肯將稿子刊登出來。原來，聯合報的老闆王惕吾先生將競選是屆的中常委，而在這老、中、青三代座談會的言論，特別是老一代的建言特別「醒目、嚴厲」（中生代則其次，年輕一代的卻是最「溫和」），楊選堂先生因擔心文章一出會影響王老闆的選情，就企圖「湮沒」整個座談記錄，不想刊登。這事當然引起我們這些編輯委員的不滿，想想，外面已經有人譏笑我們是聯合報養的「打手」，風評已經不好了，如今又碰到這麼一回事，大家感覺的很不是味道。
記得，就在編輯會結束後，楊先生、胡佛先生、張忠棟先生和我四個人又到忠孝東路頂好大樓附近一個我們慣去的咖啡廳討論這件事。我記得是張先生提議就此「拆夥」，我即接著建議還是緩一緩，因為只要他們三個「大寇」一離開（尤其是楊先生與胡先生），《中國論壇》無疑地即等於宣告結束，這對當時的言論園地有所不利，這些學院知識分子的建言空間將是盡失。結果，他們接受了，留下來，只有我離開了（多年後，張先生也因另外理由而離開）。我把這件往事提出來，會的是彰顯楊先生的行事風格，他是一個為人處世「溫和」，經常會顧大局的人。
「澄社」成立得太遲了，成立的時候，台灣的問題已經不是當年單純地為了爭取自由與民主的民主政治ABC場景，而是涉及了更難以處理的國族認同問題。圖片來源：澄社臉書
「澄社」在1989年成立，當然，楊先生與胡先生是最主要的推手。其實，早在成立前幾年，就已有了這樣的構想，在我的記憶裡，單就我個人曾經參與討論的場合就有四次之多─分別在胡佛先生家、李鴻禧先生、陶百川先生、和地處臨沂街一家私人的福州館子，更別說楊先生他們這些長輩們的聚會，以及楊先生私底下與我談了多少次了。所以，總地來說，先前大家談的很多，就是遲遲不敢採取實際的具體行動，原因只有一個─害怕被逮捕。以我個人的看法，「澄社」成立得太晚了，此時得台灣社會所面對的問題已經不只是落實自由民主體制的問題，而是牽涉到更廣、更棘手的問題，其中，無疑的，國族認同的問題（簡單地說，統獨問題）已經漸漸地成為無法迴避的重要課題了。就拿最早參與之成員的所謂「省籍」歸屬來說，最重要且活躍的成員是楊先生這一輩的，他們基本上是認同中國的，而後來引進的這一批較為年輕的，其中，認同台灣的就比較多。
記得，當時在台北市忠孝東路的假日飯店召開籌備會時，就因宣言內如何處理有關國家認同問題的意見分歧，導致黃武雄與李永熾兩位先生憤而離席，沒有加入。我則因看到在台上當主席的楊先生一臉尷尬，念著長久的情份，勉強留下。這樣的意見分歧後來一直在執行委員會裡發燒著，不時弄得很不愉快（我是第一屆的執行委員，也是其中唯一之年輕一代的）。
我想說的是，「澄社」成立得太遲了，成立的時候，台灣的問題已經不是當年單純地為了爭取自由與民主的民主政治ABC場景，而是涉及了更難以處理的國族認同問題。這個問題觸及的，可以說是個人心靈底層的集體感情歸屬，本無誰對誰錯的區分可能。正因為如此，所有的分歧與爭執可以說是難以有共識，得到解決的。所以，我一直認為，「澄社」一成立，就已註定「死亡」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楊先生擔任首任的社長是很辛苦的，他必須不時地在老少兩代與中國／台灣認同兩端之間諸多不同意見尋找平衡點。說真的，這很難做得好。不過，也正因為如此，讓楊先生那「溫和」、慣於協調與折衝的性格得以展現，因為他讓自己的國族認同感情收斂起來，保持某個程度的「中立」。我的意思是說，正因為是楊先生當首任社長，所以澄社得以延續存在、並發揮了一些作用。
綜合這些來看，無論就學術活動或書生論政的角度來看，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楊先生都一直扮演著領航人的角色，功不可沒，也無人可以匹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