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Ｐ的民調居高不下，而與之競爭的對手卻苦於如何提升自己的支持率。個人如何獲得支持，在韋伯對權威的分類中，將個人卡里斯瑪視為是權威的三種原型。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屏東蔣月惠議員一夕之間從咬警狂哭萬民所指的瘋人變成捍衛弱勢的聖者，柯Ｐ的民調居高不下，而與之競爭的對手卻苦於如何提升自己的支持率。某些人發個照作個事會被廣泛地稱讚，而某些人做一樣的事卻被認為是虛偽、做作。
為什麼有些人能夠獲得成千上萬人的支持？而有些人卻無論如何都得不到相同關愛的眼神？這是社會科學的基礎問題，社會權力的來源即在於如何獲得比競爭者多的支持，確保此一支持的持續以及剷除對此一支持的威脅。個人如何獲得支持此一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背後有著複雜的社會機制，在現代社會科學的創建者之一韋伯（Max Weber）對權威（authority）的分類中，將個人卡里斯瑪視為是權威的三種原型。
韋伯對卡里斯瑪的理解深受基督教歷史和神學的影響，特別是Rudolph Sohm對新約聖經的研究，在新約中，使徒保羅多次使用此一辭彙稱呼哥林多教會的領導者，在希伯來文的語境中，此一詞彙意謂著上帝的榮寵（grace），在希臘文的翻譯中，此一詞彙則代表著無條件給予的恩惠（favor freely given）。無論是哪一種意思，都清楚地表示出了卡里斯瑪此一詞彙具有的內涵，即卡里斯瑪是一種恩賜的天賦，具有此種特質的人能夠得到人民的支持，這種能力帶來的權威有別於另外兩種權威，而某種程度上另外兩種權威都可以視為是卡里斯瑪型權威的演化。
在早期的概念發展中，卡里斯瑪被簡單理解為一種純粹的個人特質，這種特質是無法言說、無法傳遞，由上帝賜予、與生俱來的。卡里斯瑪與早期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偉人理論（great man theory）一脈相承，認為歷史與人類社會的變革都是被偉人所左右。在當代的社會中，卡里斯瑪此一詞彙被當作一種心理學意義上超凡的魅力，例如日文的語境中，カリスマ此一詞被廣泛地用在形容一些具有超凡能力與魅力的人身上，比如設計師、明星或政治人物，某種程度上，這一詞代表了一種無法用常識來解釋的人格特質與魅力。
在學術社群中，長久以來的爭論環繞著個人特質究竟是不是就是卡里斯瑪的全部，還是卡里斯瑪包含了不止個人特質還包括了其他東西？韋伯對卡里斯瑪的定義其實並不清楚，卡里斯瑪似乎是一種內生的特質，然而韋伯又說了某種環境下有利於此種特質權威的興起，在對宗教的討論中，韋伯又將卡里斯瑪型的領導者分為了啟示型和模範型的，似乎暗示了卡里斯瑪的可模仿性，這就更模糊了後人解讀他對卡里斯瑪的理解。
從韋伯以降，卡里斯瑪的研究經過了若干發展，在1960─70年代間曾經是一個相對熱門的主題，許多西方當代的社會科學大師都曾對卡里斯瑪的現象著迷，著名社會學者Peter Berger就從卡里斯瑪的角度研究了以色列的先知們的社會背景。在政治學界，學者指出了卡里斯瑪的政治人物多半出現在從穩定的結構走向不穩定之際。這些類型的研究質疑將卡里斯瑪等同於個人特質的說法，而提出了個人的社會背景與結構環境都對卡里斯瑪型權威的浮現有所影響，韋伯之後對卡里斯瑪概念做過最大貢獻的恐怕是人類學大師Clifford Geertz了，在他的經典定義中，他提到了卡里斯瑪的人周邊都沐浴著一層聖光（aura），許多之後的研究者因此拋開卡里斯瑪領導者而專注研究這層聖光，問題意識開始放在究竟是什麼打造了卡里斯瑪？
在80年代後對卡里斯瑪的研究逐漸沒落，在此時興起的實證風氣下，此一概念被認為太過泛泛無法形成客觀的衡量標準，然而在2000年後，西方社會科學界在這幾年來又重拾對卡里斯瑪的興趣，這個研究趨勢的復甦有幾個重要的源頭，第一，政治學界從90年代末起，對威權體制研究的反思；第二，人類學與社會學對於新宗教運動的研究以及現代化理論對宗教預測的破產；第三，民粹型政治人物的廣泛出現；第四，新媒體的研究。在此一潮流下對卡里斯瑪的研究與網紅、民粹、威權韌性等現象有了交集，學者重新發現卡里斯瑪此一現象的重要性與普遍性。
近年來一些新興的研究多半採取了上述由下至上的觀點，研究卡里斯瑪是如何形成與被打造的，耶魯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耶魯中國（Yale-China）辦公室主任的Andrew Junker從對法輪功的研究指出了李洪志的權威是一種信徒集體打造的過程，芝加哥大學美籍菲律賓裔社會學者Marco Garrido在2017年於《美國社會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對菲律賓前總統Joseph Estrada高支持度的研究中提出了一個看似簡單卻合情合理的解釋，他認為這是因爲Estrada的談話行為被廣泛地視為是真誠的（sincere），如何表演這種真誠就是卡里斯瑪型領導者的重要工作。在我自己對70─80年代證嚴法師卡里斯瑪形成的過程研究中，我提出了卡里斯瑪時刻此一概念，解釋了內部組織結構的巨變如何跟外在媒體的觀察相連而促成了新的卡里斯瑪領導者。
當前的社會環境與過往大為不同，新媒體的浮現改變了訊息的流通和真實的再現，台灣正面臨著一個新的卡里斯瑪時刻，在此一時刻中，各個真假先知爭先恐後地以各種方式透過媒體傳達卡里斯瑪訊息，而一般百姓們在對真假難以判斷的情況下，只能以訴諸於最素樸與直接的個人經驗來決定何者是聖而何者是偽。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