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圖解日本人論──日本文化的村落性格解析 作者：蔡亦竹 出版社：遠足文化 出版時間：2018／7／4
司馬遼太郎的日本文化論
除了上述偏向社會學理論的日本文化論之外，其實在日本還有另一種偏重歷史、民俗的研究觀點。其中影響大眾較深的，首推國民作家司馬遼太郎了。
許多讀者都知道，司馬遼太郎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作家。除了他身為通俗文學而非純文學的作者、同時亦非學者的身分，卻帶給後世比許多專門家更多更大的影響力外，就我個人來說，司馬遼太郎的《這個國家的原型》（この国のかたち）更是讓我從一個普通留學生開眼，立志從事日本研究的生涯之書之一。連我之前的兩本著作《表裏日本》和《風雲京都》的日文副標題，也是為了向這位探討日本文化原型的大家致敬而命名。在前面的篇幅中，我曾經提到司馬遼太郎《台灣紀行》談論到的所謂「日本精神」——但是如果問我的話，我會說要了解真正的日本精神不是看《台灣紀行》，而是《這個國家的原型》。
提到司馬，很多日本人馬上會聯想到另一位學者梅原猛。梅原猛是京都學派的泰斗，同時也是司馬的好友。但是這位好友卻因為對司馬描寫大師空海的小說《空海的風景》進行強烈批判，讓兩人一度反目。在司馬死前不久與其和解的梅原猛，於司馬的追悼文集中是這麼描寫這位「國家作家」的：
國民作家具有四個要件。因為司馬完全達成了這四個要件，所以絕對可以稱其為與吉川英治相提並論的國民作家：
一、不問上下老女男幼，作品受到國民廣泛喜愛
二、教導國民人生的意義並給予生命上的啟示
三、觀察人生的觀點絕不偏倚，並符合當代的良知良識
四、具有適度的幽默和有節制的情色元素。
著有《坂上之雲》、《燃燒吧劍》等暢銷作品的司馬，作為受國民青睞的作家是無庸置疑的。不過除了國民作家外，讓司馬知識人地位更加穩固的，其實是他在一九八七年停寫小說後執筆的散文及隨筆作品。在完成了最後的小說《韃靼疾風錄》後，司馬就不再撰寫小說，而把評論活動視為其作家生涯晚期的主要工作。除了以時事為中心的《風塵抄》和以地方風土為主題的《街道行》外，《這個國家的原型》主要是以文化批評、總合性日本論為主，其內容包括了人物評論、地域觀察、物質論、民俗考察等廣泛範圍。這本著作不只可以作為一般日本人的通識入門教材，如果海外的日文學習者具有相當的基礎知識，也可以拿來作為優良的日本文化讀物。在台灣，雖然已有不少人透過《台灣紀行》認識司馬遼太郎這個作家，卻幾乎沒有人提到這位大師生涯末期的最高傑作。司馬在日本對於大眾的歷史觀影響至深，甚至還因此出現了「司馬史觀」這個名詞。所以作為一個私淑的司馬腦粉（笑），介紹一下這部作品當然也是相當合理的。
況且，這部作品也確實在日本文化論的眾著作中佔有一席之地。
光輝燦爛的明治陰濕悲慘的昭和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六年司馬過世為止，每個月他都在雜誌《文藝春秋》上連載散文〈這個國家的原型〉。與同期連載的〈風塵抄〉相比，〈這個國家的原型〉更強調公私間的分際和道德觀的思考。司馬當時是「以類似寫信的方式來表達自己感受到的種種事物，重新抽取出其樣貌再以說明文的型式嘗試書寫。」他不使用「日本」、卻刻意用「這個國家」這種名稱，則是為了強調身為日本人的自己，在探討日本文化時欲保有的客觀性。司馬將〈這個國家的原型〉的主角設定為「作為國家或者作為地域，或說作為社會的日本」，並且自「從別的星球前來日本旅行，將這個國家的風俗、習慣或是思考及行動的基本原型重新整理。如果可以的話，就抽取出當中的精華，提煉出其『原型』，再重新混合」角度切入。在此前提下，《這個國家的原型》全六卷裡共收錄了以下內容：
人物十一編、地域十四編、中世史五編、近世史十七編、近代史二十七編、宗教與思想二十六編、藝能與語言十四編、民俗與風土二十六編。（筆者整理）
你看，我就說我真的是司馬遼太郎腦粉。
《這個國家的原型》裡的中心要素其實是①日本思想的外來性、②昭和期軍國主義統帥權的暴走和其誘發原因、③到國家神道為止的古神道系譜。針對第一點，學者山折哲雄也認為日本因島國地形無法擁有具普遍性的思想，所以必須經由外部（主要是中國）輸入儒教、佛教和朱子學（是的，嚴格來說朱子學是不同於儒教的另一種學問）等思想，進而支持司馬的觀點。司馬本人將從唐朝輸入真言密教的空海視為日本史上第一位「國際人」，因此才會寫出《空海的風景》。但是在《這個國家的原型》提及佛教教義的內容部分，僅僅於〈華嚴〉一節中寫到空海的真言密教對抗奈良佛教的特徵，整本著作有關佛教的部分反而是把重點放在淨土真宗等鎌倉新佛教教派上。對明言《空海的風景》是自己最喜愛作品的司馬來說，這有點不太自然。但是如果從《這個國家的原型》的主旨看來，相較於輸入純粹密教的「國際人」空海，將重點放在鎌倉新佛教這種「日本獨特的宗教」反倒理所當然。此外，書中有關密教的內容與系統化的正統密教相較，這部作品更重視諸如「聖」（以為人祈禱和作法謀生的旅行僧）一類民間宗教者的存在。雖然當中思想要素的系統缺乏和不明確受到了學者福田和也的指責，遭批評本書把朱子學和尊皇攘夷思想直接連結，太過於跳躍，但是時代原本就由一個民族的「大眾」牽引，而一般大眾也並非每個人都有明確的思想存在。另一方面，大眾思想向來混亂多元，司馬把這些多樣的元素整理出來的結果，當然不會像特定個人思想家般井然有序。意識形態和思想這種東西，是在個人腦中構築出的人造產物。集合每個人腦中合理的人造產物所聚合成的集體意識，本來就充滿了不合理和分歧之處。所以就算每個獨立的思想家思緒多麼完整、對於大眾的影響如何巨大，仍然沒有任何一個單一思想家的意識形態足以代表整個民族。就像尼采和康德再怎麼偉大也不能代表整個德意志，福澤諭吉和丸山真男也無法代表整個日本一樣。研究者所能作的，是將這些眾多的要素整理成一個大概的方向。而在這個前提上，司馬的作品群其實已具有極大的功績。
在《這個國家的原型》裡，明治之後的近代部分佔了相當大的篇幅，同時也包括許多與宗教、思想、民俗、風土相關的敘述。這些內容是藉以說明上述①的外來思想朱子學，如何成為尊皇攘夷的原動力，再打造出「輔弼天皇」的藉口，進而造成②的昭和軍部憑著統帥權暴走的過程。古神道的解說則是用來追求原始信仰形態的作業，以證明昭和時代的國家神道是不同於古神道的另一種人造怪物的事實。
誠如研究者成田龍一所說，《這個國家的原型》其實是經歷戰爭的司馬，對樂天主義的明治如何進入恐怖昭和前期過程的總體檢。所以該書中近代之後的描寫共二十六編，關於統帥權有九篇之多。不過本書有關藝能與語言、民俗及風土的內容更高達四十編，換言之這本書不單純只是討厭昭和的「司馬史觀」產物。雖然司馬本身一直很討厭「司馬史觀」這個用詞，強調自己不是學者而是小說家，所以不希望大家使用「史觀」二字形容他的作品。但是司馬本人也說過昭和前期是個「陰濕悲慘的時代」，更明言「那個時代根本不算日本的一部分」。明治末期的日俄戰爭讓日本得意忘形，創造出與其長久歷史脫軌的昭和時代，他甚至使用日文中不存在的詞彙「鬼胎」來形容這個時期。另一方面，司馬卻對明治帶著好感，認為明治期間的日本是「未成熟而帶著一點傻氣」的帝國主義；昭和則是被參謀本部「佔領」整個日本，致使國家進入一種「魔法森林」，慢慢被統帥權侵蝕了明治成果的時代。
司馬眼中光輝的明治時代，其實早已種下日後敗戰的遠因。但是司馬把日俄戰爭視作「俄羅斯方面無從辯解的侵略戰爭，從日本開戰前後的國民感情來看，則帶有強烈的祖國防衛戰爭意義」。其實從這些言論上，就可以看出司馬因為個人體驗而生的「禮讚明治、厭惡昭和」主觀意識。這種司馬史觀受到廣大攻擊，特別是左派學者中村政則對「光輝的明治」和「黑暗的昭和」這種二元對立主張大張撻伐，強調這兩個時代的非連續性是太過單純化並且無視國際情勢的思考。針對司馬的明治光輝論和對於朝鮮半島作為日本對俄防線的看法，另一位左派學者中塚明也嚴加指責，認為這是合理化侵略行為的帝國主義理論。不過另一方面，保守派評論家谷澤永一則是擁護司馬的論述，認為司馬史觀受到攻擊是因為違背了日本左派的自虐史觀。司馬曾經作為戰車長實際參與戰爭，可說是昭和時軍部橫行的受害者，但是一方面他又未曾失去作為日本人的自豪。所以在這兩種心境的衝突下才產生了「日本人不可能一直都這麼蠢，以前應該也曾有智慧的時代」的思考。此一主觀意識其實很難論其對錯，不過正是這樣的心境，才讓司馬對日本全體的歷史和文化展開考察的旅程。其龐大的小說群和散文集，也正是這種考察的結果。
然而無論如何，司馬對於「人」、特別是「日本人」還是充滿熱愛，而這也是司馬作品對我而言具有無限魅力的理由。
「合理主義」和民俗學的思考─真正的「日本精神」為何？
上面提到的司馬良友、同時亦為「好敵手」的梅原猛曾經指出，司馬受到著名東洋學者內藤湖南的影響甚深。內藤除了是日本學的大家外，同時也是中國通的漢學家，還曾在台灣擔任《台灣日日新報》的前身《台灣日報》主筆。內藤認為日本的獨特性產生於大部分時間都陷入戰亂的室町時代，也因為戰亂造成的殘酷現實環境，讓其後的日本發展出獨特的精神和不同於中國的文化，而這些文化的立足點就是強調現實和可行性的合理主義。
由於內藤對中華文化的深刻了解，他經常提到一條兼良這個人物作為例證。一條兼良的知名著作《日本書紀纂疏》，是以全漢文寫成的日本史書《日本書紀》注釋本，可見其漢學知識的深厚。最高曾擔任關白（日本王朝中人臣的最高位）的一條兼良，對平安時代以來形成的「有職故實」這種日本王朝特殊文化肯定也相當熟悉。為內藤所重視的一條曾擔任當時將軍足利義尚的教師，並把教材寫成了《樵談治要》一書。在其著作中，一條除了教導當時還年輕的義尚各種治國之道外，為了巴結邀請自己來講學的頭家娘─也就是年輕將軍的媽媽、被稱為日本史上第一愛錢惡女的日野富子——還加入「自古以來婦人干政都不太好，但是如果本人OK那就OK」等內容，甚至提出應該禁止「足輕」階級這種不切實際的建議。
在社會動亂的室町時代出現了並非武士但是拿錢打仗、毫無節操而且作戰時什麼都搶的足輕，他們是武裝陽春所以腳程很快的雜兵。一條家視為至寶的龐大漢學、和風藏書就是被這些雜兵們糟蹋銷毀的。在內藤眼中，一條兼良這個人物代表的是過去僅將中國輸入文化稍加改變的古日本文化的消滅，和足輕這種破天荒階級所代表的時代重整和合理主義的抬頭。因此，要研究日本只需要探討應仁之亂（引發戰國時代的大亂）之後的社會，因為這些才是今天日本人可以親身體驗、而且真正脫離中國獨自發展的文化結晶。所以許多學者也認為應仁之亂是日本的「重開機點」，比起亂前的平安、奈良時代，亂後的歷史才是真正讓日本具有自我特色的演化過程。但在重視聖德太子和親鸞思想、認為怨靈鎮魂、天台本覺論（主張萬物皆有佛性而修行只是發掘本來佛性的思想）等奈良、平安期精神遺產才是日本思想底流的梅原猛眼中，信奉合理主義的司馬當然沒有辦法完整描述出平安時代佛教大師空海的完整樣貌。
的確，司馬曾經明言「日本料理、建築、儀式禮節的原型全部都在室町時代形成，現代日本人可以說是『室町之子』」，在《這個國家的原型》關於民俗與風土的二十六編中，以「甲胄」、「庭園」、「醬油」等物質為題的多達十七篇。就算提及真言密教，也非探討真言宗的教義，而是介紹「湯聖」（為人建設浴室或讓貧病人入浴的僧侶）這種被視為「雜密」的存在。以我一個民俗學徒的眼光來看，司馬的這些主題並沒有嚴密的田調資料和精緻的資料比較手法，但是其所注目之處卻與大眾生活密切，問題意識及論點也和民俗學的方法論極為相近。法國文學研究家鹿島茂指出司馬對於家族人類學的深刻關心，藉由各地區的逸聞傳說，將日本文化與南方古老風俗的關連性、多樣性介紹給日本大眾，同時他還從土佐、長州、薩摩地區士族社會的若眾組、鄉中等聚落團體裡發現了平等意識，提出就是這種平等意識造就了明治維新成功的假設。司馬也注意到日本堂、表兄弟姐妹聯姻的習俗，舉出日本沒有從中國導入科舉、宦官、同姓不婚等制度，導出日本獨特卻又充滿南島色彩的血統思想，在某種程度上致使民俗學知識更加普及於日本社會。所以司馬和梅原的論點之爭，其實更像是民俗學與哲學兩種學問間的基本不同，雖然兩者乍看之下互相矛盾，但是若經過整理的話，都可以成為有助了解日本的材料。
作者為日本筑波大學地域研究科日本研究碩士，同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文學博士。專攻民俗學。現職為實踐大學應用日文系助理教授。在學術和政治、實務和夢想間漂流，留學日本現居台南。人生的信條是「既生於世，豈不遊哉」。
著有《表裏日本》《風雲京都》（以上皆由遠足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