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
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時間：2018年6月
第四章 國家毀滅的人
「一夜之間！就在一夜之間。」多年後，艾莉卡．M還是無法掩飾她的驚詫，對於奧地利的瓦解，對於她的國家的末日，在三月十一日，在那關鍵的一九三八年。
艾莉卡歡度愉快童年的奧地利是「一個小孩所能擁有最美妙的存在」，但奧地利的肇建卻也許也是不太可能發生的事。一九一四年一戰爆發時，「奧地利」（Austria）只不過是位在強權哈布斯堡君主國（Habsburg monarchy）的一些德語區的非正式名稱。當一戰以哈布斯堡帝國的潰敗作收時，奧地利以一介新共和國之姿成立，成為那些德語人士的家園—包括約二十萬名猶太人，其中多數居住在首都維也納。最初幾乎沒有人相信這個高山上的小國能夠生存下來。「無法謀生」（Lebensunfähig）一詞是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對奧地利共同的判斷。較諸哈布斯堡的五千三百萬人口，奧地利的人口只有區區七百萬人。舊君主國最富裕的地帶淪於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許多如今淪於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的領土與奧地利分離，這摧毀了活躍的廣大內部市場。許多奧地利人或者覺得民族身分意義不大，或者就認為自己是德國人。
新國家的領導人試圖以「德意志—奧地利」（German-Austria）之名成立共和國，其憲法甚至尋求與北方更大的德國統一。這儼然是一戰的勝利方—美國、英國，更尤其是法國—所要避免的。在巴黎、倫敦方面看來，正是維也納與柏林的結盟展開了這場世界史上最血腥的戰役。逾百萬法國軍人戰死沙場，不是為了讓德國在終戰時能握有開戰時不曾擁有的奧地利領土。因此，一九一九年在維也納和聖日耳曼（Saint Germain）簽訂的條約明確禁止德、奧統一。美國於一九一七年加入西線戰事時，民族自決原則是總統威爾遜為西方同盟帶來的道德理據，而聖日耳曼的條約毋寧是對民族自決原則的違逆。
二十世紀初奧地利矛盾的形象往後二十年間凝結在希特勒與許多其他歐洲人的心中。希特勒對他的出生地哈布斯堡王朝和讓他畫家之夢破滅的維也納絲毫不寄予同情。他把城市看成是一個種族混雜的地方，只不過是個由實際掌權的猶太人用詭計所凝聚起來的空間。他於一九一二年從維也納搬到慕尼黑的時候，相信自己正從一座非德國的城市前往一座德國的城市。他似乎是為了逃避在哈布斯堡軍隊服義務役才前往德國，但一九一四年又自願從軍加入德國軍隊，並在一戰時充當通信兵。選擇成為德國人的他與許多德國士兵、政客分享同樣的想法：多族群的舊王朝正是由於其多民族的本質而註定要崩毀。對希特勒而言，奧地利的過去根本配不上德國人，至於其未來則根本不值一哂。他是加入德國的奧地利人；終有一日，其他所有人（當然，除了猶太人以外）都會跟上腳步。雖然希特勒在一九二○、三○年代並沒有把奧地利放在其思考的中心位置—這個位置總是留給蘇聯—但他認為奧地利和德國有朝一日自然會統一。他的國家社會主義黨（National Socialist Party）—包括其準軍事的單位衝鋒隊和黨衛隊—在奧地利和德國都很活躍。尤其在奧地利，顯然這些種族化的組織所從事的工作並不僅止於從內在轉變德國；畢竟，奧地利與德國在歷史上從未統一為單一民族國家。「德奧合併」（Anschluss）是納粹擘劃的願景中與奧地利人最為相關的一部分。
但是，對於像艾莉卡．M這樣從出生起就都生活在獨立的奧地利的猶太女孩來說，奧地利才是她的現實，而這個現實從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起卻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二十年間，無論如何奧地利國畢竟成立了，並從舊帝國中繼承了有大眾政治經驗的政黨。戰後奧地利建國後的最大黨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s）由於未能使新的共和國加入德國而旋即失去民心，然而社民黨在維也納大都會的執政卻並未受阻。這是第一個自力治理逾百萬人的城市的社會主義政黨。他們打造了一個小型的福利國家，名為「紅色維也納」（Red Vienna），成效卓著，頗受歡迎。
在維也納之外的地方，基督教社會黨（Christian Socials）是主要的政黨。如同其社會主義派的勁敵，基督教社會黨在民主制度當中的競爭經驗豐富，其歷史可回溯到王朝時代。然而不像社民黨，基督教社會黨從不相信與某種理想化的德國統一那一套。他們認同羅馬天主教，而羅馬天主教信仰是區別多數奧地利人與多數德國人的特徵之一。其中一些人是君主制主義者（monarchists），每每緬懷古老的多民族帝國。
在奧地利的猶太人數量比在德國略多，在奧地利兩大政治運動中都位居要職。多數奧地利猶太人居住在維也納，其中多數投給社民黨。但保守組織中也有猶太人的身影。例如，奧地利君主制運動的領袖就是猶太人。
奧地利的主要政治衝突就存於左派和右派這兩股在地傳統當中。一九二七年，甫贏得選舉的社民黨在首都組織了總罷工，但卻也沒有奪權的打算。一九三四年，基督教社會黨在左右翼準軍事組織發生衝突時支持右翼，導致了短暫的內戰。奧地利正規軍支持右派，左派遭到鎮壓，其象徵性的結局是：軍隊從俯瞰城市的山丘朝向公共住宅區開火，而公宅正是紅色維也納的政績。社民黨自此遭禁，而基督教社會黨則自我革新為右翼聯合勢力「祖國陣線」（Fatherland Front）的最大一支。與社民黨有所牽扯的奧地利政治家、記者則逃離國家，其中猶太人為數頗眾。
納粹從來就不是奧地利最大的政黨，也未曾贏過選舉。他們雖是重要的第三勢力，但人氣難望前兩名項背。然而隨著一九三三年社會主義派蒙羞，而希特勒模式則在德奧國界兩邊上演，納粹借勢得以挑戰奧國的威權政體。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奧地利納粹黨人謀殺了奧國總理恩格爾伯特．陶爾斐斯（Engelbert Dollfuß），但這場政變並未導致他們所設想的舉國上下叛亂，兇手反而遭到逮捕處決。奧國的猶太人把陶爾斐斯的政權看做阻隔國家社會主義的藩籬。雖然祖國陣線看起來與法西斯組織非常相仿，服儀規範自成一格—甚至有自己的十字黨徽用以與納粹的卍字黨徽（Hakenkreuz）匹敵—但兩者的政治觀卻頗為不同。祖國陣線認為奧地利是「更好的德國」（the better Germany），認為奧地利人是德國人，但卻並不把德國人視為一個種族。祖國陣線中固然有反猶主義者，但卻並未按照希特勒的模式制訂反猶政策。儘管左右翼都有相當程度的反猶主義，但猶太人仍持續在奧國政府機關任職，以奧地利公民身分生活，並未受到太多阻礙。
希特勒一九三三年掌權德國，這以新的經濟形式引發了奧地利問題（Austrian question）。德國從大蕭條當中復甦所製造出的吸引力不能只歸因於傳統或民族主義。在德國謀得職位的奧地利人對此相當驚艷。如同其東歐的鄰國，奧地利乃是一個農業國家，因此也受到大蕭條的重創。祖國陣線雖姿態看似激進，但若純以經濟政策而論，卻是歐洲最保守的政府之一。在納粹德國累積了大筆的預算赤字之際，祖國陣線治下的奧地利奉行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以囤積外幣和黃金儲備。從希特勒的角度來看，這是另一個奧地利必須與德意志國合併的理由—而且是日漸迫在眉睫的理由—因為德國需款孔急。
正當德國在歐洲確立地位的同時，奧國正在失去其盟友。一九三四年，在奧國的納粹政變失敗之際，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重整旗鼓以保衛奧地利。義大利的法西斯「領袖」（Duce）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仍希望在巴爾幹半島、匈牙利、奧地利確立義大利的影響範圍。兩年後，在希特勒重新武裝德國後，墨索里尼唯有接受合夥關係（而且很快地成為合夥關係中的配角）。他從奧地利問題中抽手，把問題丟給希特勒解決。因此，一九三六年，在日後名為「君子協定」（Gentlemen’s Agreement）的協議中，奧國的納粹黨人得到特赦，其中某些人還得以進入政府。奧國的納粹利用他們來進入公領域對德奧合併的議題施壓。同年十月，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宣布締結「軸心」（Axis）。對維也納方面而言，這意味著政治孤立。以當時的術語來說，軸心國就像是一把炙叉，而奧地利就宛如在這把炙叉上炙烤著。
一九三八年二月，希特勒在位於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的宅邸召見奧國總理庫爾特．許士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如同前任總理陶爾斐斯一樣，許士尼格代表基督教社會黨和祖國陣線，也就是代表反對德奧合併的奧地利右翼。希特勒要求對方讓步，意味著奧地利主權的喪失。許士尼格受到威逼，但一旦回到了維也納，他又再度挺直了背脊，違抗希特勒的意願，宣布就奧地利獨立議題舉行公投。希特勒利用民族自決的語言來把德方的要求施加在他認為是德國領土的地方，因而讓奧地利人民作決定。許士尼格確信能夠贏下公投：投票的問題充滿繁文縟節來確定正確答案為「是」；投票過程全程公開，並非祕密進行；有些發送的選票上已經印上了答案；一九三八年，多數的奧地利人口的確偏向獨立；最後，無論如何，他的威權政府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操弄結果。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十日，支持奧地利獨立的宣傳透過廣播、報紙以及（依循奧地利傳統）在維也納街頭的彩繪標語整整持續了兩天，主要的宣傳口號單純就是「Österreich」—奧地利。奧國毫無外援，已為過去的盟友義大利所遺棄，又不受大不列顛和法國垂青。為求集結內部的支持，許士尼格希望能反對希特勒的要求，喚起歐洲強權的注意。理解到箇中風險的希特勒威脅要入侵；在這第二輪的威脅之下，許士尼格屈服了。公投並未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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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卡．M是對的：一夕之間風雲變色。三月十一日傍晚，奧地利人緊偎在收音機旁收聽來自總理的一則重要宣布。這是週五的夜晚，但艾莉卡的家人與其他原先很遵守宗教傳統的猶太人一樣打破安息日的戒律來聽收音機。儘管這或許並不會對於特定人士造成立即的威脅—若是這樣還能合理化他們違反猶太律法的行為—但在維也納的猶太人把這則收音廣播看成攸關生死的事是正確無誤的。
傍晚七點五十七分，許士尼格宣布決定奧地利不再防禦希特勒的入侵。就從那時起，奧地利國就不復實存。正式的權力落入奧籍納粹律師阿圖爾．賽斯—英夸特（Arthur Seyß-Inquart）的手裡，而其大計就是終結他現在正在治理的政體。群眾對奧地利的終結之意義領會得竟遠比在維也納和柏林的納粹人士所預期的都還要快。當晚，群眾嘯聚街頭，大呼納粹口號，四下找猶太人來毆打。對於猶太人而言，那一夜無法治狀態的奧地利比過往二十年奧地利有國家地位的時候都還要危險。他們的世界陷落了。
「擦洗派對」（scrubbing parties）於翌晨開始。奧地利先鋒隊成員透過名單、透過個人情報、透過路人所知，識別出猶太人，強迫他們跪地用刷子清洗街道。這是一場儀式性的羞辱。猶太人往往是醫生、律師或其他職業人士，但現在忽然得雙膝跪地，在群眾的譏嘲前做粗活。恩斯特．波拉克（Ernst Pollak）回憶道，「擦洗派對」的奇觀是「給奧地利人的餘興節目」。一名記者形容道：「灰塵撲面的猶太籍外科醫師跪倒在五、六名配戴猶太卍字臂章、手持狗鞭的小太保面前，蔚為奇觀。輕佻的維也納金髮女郎們彼此嬉笑打鬧，只為了更靠近這一幕。」同時，猶太女孩遭到性虐待，而年老的猶太男性則被迫公開表演體育活動。
隨著猶太人地位的象徵性摧毀而來的，是從猶太人身上的巧取豪奪。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圍繞著維也納第一區華美的環城大道（Ringstrasse）上約有百分之七十的住宅屬於猶太人的財產。三月十二日拂曉開始，這樣的比例每時每刻在銳減。猶太人的企業被標記起來，他們的私家車被開走。衝鋒隊早已為他們自己想要占有的猶太人公寓列出清單，眼下機不可失。猶太籍教授、法官被趕出自己的辦公室。奧地利的猶太人開始自殺：三月有七十九人自殺，四月再增加六十二人。
「擦洗派對」也是政治性的。猶太人在特定的地點用強酸、刷子或徒手清除一種記號。他們在擦拭的是一個數日之前才塗在維也納街道上的文字—那便是「奧地利」。那個字是許士尼格公投宣傳的口號，而今猶太人會被說成是公投的組織者。這也是猶太人曾在其中身為公民的國家之名。在街道上一圈又一圈的圍觀群眾中，在目光和譏嘲之下，猶太人將奧地利拭去。
奧地利人用以將自己與其他公民以及與消逝的國家區別開來的除了言行還有他們的「大頭針」—跟鋪在路上的政治宣傳，大頭針也是一項奧地利的政治文化傳統。除了納粹黨人以外，三月十一日以前曾是社民黨員或基社黨員的人也開始佩戴納粹大頭針。因此，在「擦洗派對」邊上袖手旁觀之舉萬萬不是一個中立的立場或者一次觀察的行為而已。旁觀之舉本身就傳達了新的群體疆界，且將責任推諉給過去。我們觀看，他們表演。猶太人應為奧地利負責，他們才應該為那舊秩序負責，不是我們。他們現下的懲罰就是他們過去共謀的明證。我們之所以區隔開來則是我們無罪的明證。責任因而在自欺欺人之下完美切割。霎時，種族化組織的暴力取代了過去二十年的政治體驗。
奧地利的諷刺能手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曾於一九二二年寫道：奧地利是世界末日的實驗室。此際對德國人來說，奧地利成了實驗的領域，並開發出些許令人驚豔的教訓。有位維也納的猶太人追憶道：「奧地利人一夕之間都成了反猶主義者，並教會了德國人如何對待猶太人。」此前沒有奧地利版的紐倫堡法案（Nuremberg Laws），猶太人出現在公共領域並不受限，也不會將猶太人排除在社會之外。在許士尼格發表演說前，猶太人一直是平等的公民。猶太人在經濟上擔綱要角，有些人在政體內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奧國的終結在五週內為奧籍猶太人招致而來的暴力可以比擬德籍猶太人在五年的時間裡在希特勒統治下所經受的磨難。在奧地利的組織者通常是納粹黨羽，但他們乃是在國家崩解的條件下運作，國家的傾頹使他們的革命能加速進行，走得更遠。諷刺的是，在一九三四年長刀之夜受到屈辱的衝鋒隊的確辦到了其被謀害的首領所想要的「二度革命」（second revolution）—只不過是在奧地利，而非德國。
奧國的納粹黨員在數日乃至數小時內所辦到的，對於德國納粹黨人來說毋寧帶來始料未及的靈感和啟發。居然能夠立即獲致群眾支持併吞，希特勒本人也甚感驚喜。在維也納皇宮外部的英雄廣場（Heldenplatz）上，希特勒宣布德奧合併。這發生在三月十五日，許士尼格投降的四天之後。隨希特勒而來的是利用衝鋒隊製造出無政府狀態的納粹領導人，將無政府狀態作為己用。三月二十八日，賀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要求有序地重新分配搶奪而來的猶太財產。及至一九三八年底，在奧地利的猶太企業約五分之四已經收歸亞利安人所有（aryanized），遠比德國本土的步調還快。
八月，萊茵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的黨衛隊（SD）猶太部門的首領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維也納設立猶太移民中央局（Central Office for Jewish Emigration）。一九三八年，六萬名左右的猶太人離開奧地利，德國則有約四萬人離境。而且多數德籍猶太人是納粹將維也納的所學付之實踐之後被驅離。
作者是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現代東歐史，畢業於牛津大學，曾在巴黎、維也納和哈佛大學擔任過研究員。曾獲漢娜‧鄂蘭獎章、萊比錫書展大獎、美國藝術文學院文學獎項，文章評論散見全美各大媒體、報章雜誌專欄。撰有多部備受稱譽的史學著作，包括《血色之地：希特勒與史達林之間的歐洲》、《論暴政》（On Tyranny）、The Road to Unfreedom: Russia, Europe, America等。同時也是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外交關係理事會暨良知委員會的成員、維也納人類科學研究中心的常駐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