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台獨運動工作者，也是一名創業者，而我的創業事業與紡織有關。因為工作關係，會接觸一些時尚產業、服飾產業相關人員，我觀察到有非常多年輕人才不斷出走，外移去中國北京或中國上海創業與就業。他們跟我說，那裡才有「市場」，比起留在台灣，在那裡更有機會被看見，所以選擇遠走他國他鄉，因為他們在台灣連「出發」的機會都沒有。而年輕世代出走的現象讓我十分憂心與著急，畢竟這可不是壯遊。
回顧台灣三十年前，許多台企也曾出走過，但好在留給了台灣一絲機會的是，幸好大部分企業的研發中心還留在台灣。圖片來源：北北新巢臉書
回顧台灣三十年前，許多台企也曾出走過，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因為土地價格與水電勞動力相對便宜，大舉將廠房移往中國或其他鄰近東南亞國家生產，這樣的結果使得台灣的政治與經濟都跟中國難捨難分，但好在留給了台灣一絲機會的是，幸好大部分企業的研發中心還留在台灣。但三十年後的現在，此刻的台灣正面臨更嚴峻的考驗，青年世代人口往中國移動創業、就業的困境。這一次，如果有能力改變現況的人還沒看見這一波對台灣的衝擊，不用再等三十年，恐怕不用十年我們就什麼也沒留下。
二零一四年，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發反服貿運動，使中國全面檢討對台統戰策略，同年提出「三中（中小企業、中南部、中低收入）一青（青年）」強化對台基層年輕人統戰，到去年，中國已將「三中一青」戰略進一步轉化成「一代一線」，專攻年輕一代與基層一線。
沒錯，無論從哪一個觀點去看，中國對台灣來說相對重要。根據《富比世》二○一五年所發布的「Top 10 China Dependent Countries」十個出口最依賴中國市場的國家調查，台灣位居全球第二，在全球化分工體系當中，台灣企業在生產與組裝上不可避免的與中國有許多互動。
過去，全球化發展的過程裡台灣將經濟嵌進中國而動彈不得；到如今，面臨中國崛起，台灣也呈現「國家以上，國格未滿」的情況。小國小民的台灣受大國掣肘，難以主動完成台灣人民在民主化轉型後期對國體正常化的期待—由台灣人民制定的新憲政體制，同時又無法以「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在台灣」之姿重新取得大多數國家承認，甚至在中國打壓下，得不斷面臨邦交國陸續與我斷交的困境，僅能在中、美兩國的態度之間尋求主權的空間。
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在2015年發佈《中國製造2025》計劃，計畫未來主導航太、資訊技術創新、人工智慧、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面對這樣的狀況，除了傳統外交手段，台灣經濟在國際參與的空間裡就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
中國的經濟發展快速，但配合著中國特殊的政治體制，中國的發展並未如西方主流觀點所預測的，持續與中國保持交往就會使中國更加民主與自由之發展。相反的，中國正反過來影響著全球，輸出帶有中國特色的遊戲規則——由國家協助侵害智慧財產、妨礙全球的自由權利…舉例像是中國政府要求外國企業遞交產品接受深入的安全測試，除要求提供敏感的軟體原始碼之外，還要求交出加密數據密鑰以取得使用者個資；或是像2016年，中國北京智慧財產局裁定美國蘋果公司手機在外觀設計上（I6/I6S）侵犯中國深圳佰利公司（Shenzhen Baili）手機專利，類似事件屢見不鮮。因為中國帶給全球的惡質的政商生態，再加上中國生產過剩與投資過剩使得全世界經濟混亂等諸多影響，各國無不因此重新調整對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政策。 面對中國我們回頭檢視台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被海洋環繞的海島台灣，說大不大也住了2,357萬人。我們沒有大面積的土地，也沒有比起大國可匯聚的巨量資金，這是我們與大國競爭的資源劣勢。在這艘台人安身立命的「大船」上，政府與民間企業除了在經濟上尋求新解方，接下來更應努力打造能源與資源可以再生循環利用的機制環境，重新學習追求發展先思考與海島共存。
但是，我國政府現在仍常以舊思維在思考台灣經濟，以犧牲環境做為代價來回應企業缺水、缺電、缺工、缺地的需求，提供減稅、低電價等補貼或縱容高污染產業，在地小人稠的台灣，將生產要素中的土地不合比例的大幅開放給企業購地進行生產。雖然政府在回應企業五缺時同時也拋出「五加二」創新產業計畫等多項計畫，看似一一刻畫出台灣未來產業的願景，但只怕大談AI+IoT（編註：人工智慧+物聯網）只是追趕流行，最終變成一張新潮的「包裝紙」用來包裝大興土木，最後完成建造相關的硬體，擴大了內需使GDP增加，建築物多了卻而未真正做好重點——協助建立產業生態系。
面對來勢洶洶的中國統戰，「護台」也絕非只靠政府可以辦到，亦需要民間積極活動起來。圖片來源：台灣港務公司網站
台灣當前應該要做的事情，是運用原本就擁有十分豐沛的統計數據來提供產業方向，讓民間企業能更有計畫性、不浪費的生產。站在既有的產業基礎上，用科技協助解決傳統產業的問題，而不是砸大錢癡夢下一個橫空出世的百億獨角獸。政府應該要一改過去的做法，多提出宏觀經濟的政策，打造出好的產業環境，引導民間資金進行投資創新，而非不當干預微觀經濟活動。應使企業承擔投資的真實成本，而非不計成效盲目鼓勵式的補助，更不是一板一眼追求數字而不求實績的補助，然後更積極的實踐公民權，重新建構台灣社會的共有價值，與人民共同合作促進共善社會，打造公平、公共利益大於個人利益的社會價值。
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但面對來勢洶洶的中國統戰，「護台」也絕非只靠政府可以辦到，亦需要民間積極活動起來。台灣社會此刻必須認知到當前台灣的處境與困難，關於履行培育人才與傳承的責任與義務，而不是大家一起眼睜睜看著年輕世代出走，我們都應好好思考如何「傳承」下一個世代，使共同體得以延續。
傳承，不僅意味著許多傳統企業必須思考開放家族企業（family corporation）的公司型態，讓內部階級得以流動注入創新動能也給予人才機會。在商業文化上，「傳承」更意味著將生產與創造構建在本地文化與歷史之上，使越在地越國際這句話能真正得以在百業中實踐而非淪為口號。傳承中最重要的是「分配」，分配也是傳承，分配作為社會再生產中連接生產和消費的中介，分配才能使社會才有辦法永續發展，社會階級可以流動，使人人不分貧富都有機會出發，有一個機會可以透過努力能擁抱夢想，成為整個國家創新、進步的動力。
政府與民間聯手，企業更要主動起身動起來，用更開放的心去投資下一個世代，讓下一個世代的台灣人能打下活躍於國際社會的基礎。身為海島子民的台灣人有與自然共存的價值與冒險犯難的精神，在民主、自由環境下孕育出的台灣文化，這是我們與他國有別最可貴的武器。一如數百年來的台灣傳統，我們是如何的以民間社會豐沛的商業能量與文化活動的能量，立基台灣，靈活穿梭在大小國度之中，帶台灣連結國際。
作者中間字唸ㄐㄩㄣˋ，1988年出生，落腳在大稻埕。勞碌命，少年時期就出社會工作，做過導遊、木工工人、進出口貿易，關心青年貧窮與勞工權益的台獨運動工作者，也是組織者與創業者。現為北北新巢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