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
作者：森安孝夫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時間：2018年4月
抹煞「絲路」的行為
「絲路」這一用語不只是專家，就連一般日本人也耳熟能詳，是個充滿魅力的單詞。可是，近年我國的中亞學者，尤其是在研究伊斯蘭化「以後」新時代的學者之間，愈來愈多人認為在敘述中亞史的時候應該把絲路這個術語或主題拿掉。說得極端一點，這是在學問上企圖從中亞史抹煞絲路的行為。這也是自一九七○年代以來的所謂「絲路史觀論爭」再度捲土重來，而我無論如何也不能認可。這裡雖然提到的是專家之間的議論，不過也絕非與一般讀者毫無關係。豈止如此，以NHK電視台播出的新舊絲路系列為首的大眾媒體或出版界的風潮，與受到包含本書在內的絲路主題書籍吸引的讀者本身的態度，都成為遭受非難的對象。
絲路史觀論爭雖是環繞著以松田壽男、江上波夫為首，認為絲路不管是對中央歐亞史或是對世界史而言，都是極其重要存在的這一學說而展開，不過實際上他們兩位並不知情。真正最大的當事人，乃是欲將廣義的中亞史以「北方」遊牧民與「南方」綠洲農耕民的關係為中心來探討，對於由絲路連結起「東西」貿易的意義幾乎不認同的間野英二，與對此展開反駁的護雅夫、長澤和俊兩人。發端是起於一九七七年間野英二出版的《中亞的歷史》（講談社現代新書）。
間野認為日本的中亞史研究重點過分偏重於東西交通史，於是提出了下列的觀點：提及中亞首先會聯想到絲路，若是站在這樣的「絲路史觀」，中亞就成了單純是東西交流的「通道」而已，對當地社會的關注也少了許多。甚至，中亞裡面有些地區或時代與東西交流的關係淺薄，於是有可能被完全排除在關注範圍之外。因此，我想要描寫的不單純是絲路經過的地方，而是鮮明勾勒出作為「自成一體的世界」的中亞史輪廓。
然而，作為始祖般存在的松田壽男的「絲路史觀」並不是如此膚淺的東西。間野把松田的宏大史觀命名為「絲路史觀」，批評這種歷史觀是如何沒顧慮到在當地生活的遊牧民與綠洲農耕、都市民的動態，只是把中亞史作為東西文化交流史來討論，這樣的扭曲解讀並不公平。最初提出區分「北方」遊牧民與「南方」綠洲農耕民的天山─錫爾河線，注意到中亞「南北」關係的，毫無疑問地就是松田本人。
在《史學雜誌》（一九七三年）的〈回顧與展望〉裡，我曾經與梅村坦共同主張，因為「以東西交通、南北對立、南北共存等的角度來探討內陸亞洲史的看法已經過時了」，所以「今後的內陸亞洲史研究要打破東西交通或是南北對立這樣的外在視角，以各個地區或民族『與東西南北的交通和對立』作為立足點，從內側來建構那個地區以及民族本身的歷史，應該朝著這個方向前進。」這時的主張和間野在那之後的新書版提出的觀點之間有相當大的「差距」。間野所說的「南方」是中亞內部的綠洲農耕民，可是以松田為首的我們所說的「南方」更加廣闊，是並列於整塊歐亞大陸「南方」的大農耕文明圈。
若重複間野主張的要點，就是對中亞而言，重要的是北方遊牧民與南方的農耕、都市民，連結東西的絲路商人等的存在沒有太大的意義，將中亞史從東西交通史獨立出來，描繪成「已完結的一個小世界」。而且，他提出的有力根據之一是中亞出土的古代回鶻文書，說明：「回鶻王國的居民幾乎全部都是農民，我們無法找到任何明確存在的從事東西貿易的『綠洲商人』。」可是，這顯然是對事實的誤判。
回鶻文書的反證
早在間野說發表以前出版的佛教、摩尼教相關的古代回鶻宗教文書（尤其是序文或後書）或世俗文書裡面，都有不少資料顯示出回鶻人的商業活動。
例如某位佛教徒的懺悔文內容當中，就有這樣的敘述：「弟子烏托雷托，從前世到今生，在寺院、僧房或潔淨的地方，因為私情或沒有羞恥心，做了不該做的事，出借、使用寺院所屬的財物卻沒有歸還，或是做生意時矇騙重量、長度、分量，少給卻多拿……（中略）……一村又一村、一國又一國，作為密探四處遊走，如以上所述，我累積了許多罪孽和惡業，現在弟子誠心懺悔一切。」
還有，古代回鶻語的世界級權威茨默（P. Zieme）在一九七六年發表的德文論文〈關於高昌回鶻王國的商業〉裡面引用到：「如果某位貴族的子女想要旅行到遠方做買賣的話，對望眼欲穿的商品產生渴望（以下缺）」等的佛教文本，另一方面也提到了包含未發表的書信，有相當數目的商業關係文書。正是現在，我們從古代回鶻文書裡面發現了包含大量書簡的商業文書資料，不只是其中已經公開的一部分（參照森安一九九七《岩波講座世界歷史》所收論文），當然在同樣從東土耳其斯坦各地（吐魯番、焉耆、尼雅、于闐、庫車等地）或是敦煌出土的佉盧文（Kharosthi）文書、粟特語文書、藏語文書裡面，還有近年西土耳其斯坦出土的巴克特里亞語文書裡，也陸續發現了顯示絲路實際商業情況的直接史料。今後，透過站在學界最前線的研究者們對這些史料進行文獻學的分析，將會一一解明事實，證明絲路貿易在近代以前的歐亞大陸深具歷史的重要性，這一點我可以很有自信地斷言。
若是以我自身的研究成果來說的話，我之前已經發表了一篇題為〈蒙古時代吐魯番盆地內七克台的回鶻人佛教社會〉（Takao Moriyasu,“On the Uighur Buddhist Society at Ciqtim in the Turfan During the Mongol Period.”）的英文論文，列舉相關事例，證明以農業為生活基礎的古代回鶻人，也同時和遠地的商業貿易有著密切的關係。因為該文比本書探討的時代還要晚，無法在這裡做介紹，但是至少在前近代中亞發現到這樣的事例，對研究近代中亞史的專家而言，是無法漠視的。
環境史的視點
就我個人而言，認為以上所述就足以完全駁倒以間野為首的「反絲路史觀」，不過其實從別的方向也提供了理論掩護。那就是妹尾達彥對於農牧接壤地帶的見解。妹尾採用環境史的觀點，為以唐代為中心的中國歷代王朝都市史研究吹進了一股新風，他的主張可整理如下：
在思考歐亞非大陸的都市形成與發展之際，必須注意到生態環境形成的界線。在歐亞非大陸上最大的生態環境界線，是橫跨農耕地區與遊牧地區界線的農業─遊牧分界地帶。其中最大的，就是在北緯四十度前後橫貫東西、超過一萬公里的帶狀區域；以地球規模來看就像東西走向的一條線，不過在歐亞大陸東部，其寬幅則是達到一百公里到三百公里。當然，這條界線也會受到地球年平均氣溫高低起伏的影響，隨著遊牧民南下或農耕民北上等情況，在歷史上縱跨南北數百公里移動，所以這個模式圖總是僅供參考而已。前近代歐亞大陸的都市，大多是在將生態環境概分為南北的農業─遊牧分界地帶的南緣，鄰近容易取得水源的地方。不只如此，這個農業─遊牧分界地帶與南緣地帶合起來的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東西南北物產交易的高度商業化地區，連結起這裡發達的各都市間且橫貫東西的陸路，就是歐亞大陸的主幹道──絲路。
以上是妹尾說的要點整理。雖然他似乎把絲路單純理解為綠洲之道，並不包括草原之道，對於這點我個人有所疑慮，不過其他以外的論點則是全面認同。
在世界史的重要性
的確，在一九八○年播放的NHK特別節目《絲路》裡面，貫穿全篇的絲路印象是「東西」交流與「文明通道」，漠視了當地的歷史與文化。但是，如果對當地出土的多語言文書加以解讀，並且進行精密分析的話，那麼前輩學者們使用漢文史料、波斯語、阿拉伯語史料等所謂中亞「外緣」殘留的史料，費盡苦心論證的絲路貿易及語言、宗教、文化交流的實際情形，便能夠如實地勾勒出來。隨著這些被埋沒在當地極度乾燥的砂礫底下或石窟裡面的一手史料重見天日後，現在可以確認當時中亞的多民族、多語言、多宗教的人類活動，不管如何都與絲路密切相關。因此，直到蒙古帝國時代為止，中央歐亞的絲路的重要性是絲毫不容置疑的。
進入近代，西歐列強的備有槍砲火藥與羅盤的遠洋海船，透過「海洋之道」稱霸世界，於是內陸亞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開始降低。誠如佐口透所言，即使在近代，通過內陸亞洲的國際貿易由於有俄國與清朝間的貿易盛況支撐，總量甚至凌駕了近代以前，可是占世界貿易的比例仍然遠遠不及「海洋之道」。也就是說，通過內陸亞洲的貿易絕對量雖然有增加，可是在世界貿易量整體裡面，地位相對低下，因此內陸亞洲在世界上的重要性，不論經濟面也好，文化面也好，都逐漸降低。
近代的東西土耳其斯坦居民，大多數都已經變成農民。即使在前近代，絲路貿易是商隊攜帶奢侈品移動來進行的遠距商業，與各地區內的定期市集等自成一體的日常生活程度的交易是截然不同，鮮少和一般農民產生直接關聯。因此，絲路貿易對在地的居民而言並不重要，可能會有這樣的評論吧。但是，我認為商隊的通過及停留應該也會刺激到當地經濟的發展，因此不會做出這種評價。
相反地，當我們將焦點放在七世紀前半時，我們可以注意到，當玄奘通過典型絲路商人的根據地──索格底亞那時，他親自見證了「力田（農業）逐利（商業）者雜半矣」的事實。不只如此，他還說「風俗澆訛，多行詭詐。大抵貪求，父子計利」。我們並不是在說中亞史裡面的農民並不重要之類的，而是在前近代世界裡，作為第三級產業的商業就占了百分之五十是很不尋常的，可以說這裡面存在著某種特殊性。
近代以後，軍事力的核心從騎馬軍團變成了槍砲，貿易的主要路徑也從「綠洲之道」和「草原之道」轉移到「海洋之道」，於是中亞硬生生地被拉下世界史的大舞台，以後的中亞史在論述時就成為多數的區域史之一，因此可以理解近代中亞史研究者對於作為雅稱的絲路甚至會感到彆扭。我並非否定區域史的意義，例如日本平安時代史的研究完全不會輸給中央歐亞史的研究，但是，平安時代的日本僅僅是接受同時代的亞洲大陸的影響，而不是積極地扮演了與世界史直接產生關連的重要角色。
蘇聯瓦解後，中亞再度受到世界矚目；可是，自帖木兒帝國滅亡以後的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的中亞史，並未跳脫區域史的框架太遠。也就是說，那個時代的中亞史即使是區域史，不管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的哪一方面，都不是世界史的中心。先前，我把絲路地帶定義為「前近代的中央歐亞」，這是因為探討近現代的中亞或中央歐亞的狀況時，並不適合用絲路這個術語，也不希望大眾媒體任意使用例如「絲路在現代復甦」這樣的概念。
歐亞大陸史的時代區分
在本書，雖然也使用源自西洋史的概念，用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現代的術語來區分時代，可是這些並無法直接對應到亞洲史。以中國史而言，從唐末到五代、北宋是所謂的「唐宋變革期」，要視為古代進到中世的轉換期，還是中世進到近世的轉換期？這個問題在東京學派與京都學派之間引起激烈論戰。但是，從西洋史誕生的概念要擴及到整個世界史終究是有難處，所以我認為沒有什麼意義。儘管如此，漢帝國與唐帝國是截然不同的存在，所以我不認同將兩者含括在相同的古代帝國範疇之內。要說日本史的飛鳥、奈良、平安前期被稱為古代，所以將同時代的唐朝也列為古代，這是很奇怪的道理。另一方面，若是規定法蘭克帝國與唐帝國同屬於中世的話，西歐史對於中世的暗黑印象又無法套用在燦爛輝煌的唐帝國身上，因此也不恰當。
雖然現在是迎接脫離西歐或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觀束縛的時期，可是古代或者中世之類的術語作為普通名詞來使用很方便，因此即使在本書也會經常出現，作為指稱某個文明圈或民族相對古老的時代或是中程時代般的曖昧用語。只是，在此必須事先說明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因為同時必須依照各專門領域的慣例，例如中世波斯語比古代土耳其語最早的例子還要古老，所以也會出現古代和中世的用詞逆轉的現象。
雖然本書的目標是跳脫西洋中心史觀，可是當西歐各國的大型船隻駛出大海「發現」新大陸，透過軍事力擴大殖民地實現稱霸世界的偉業，甚至軍事力的重心從歐洲移往美國的結果，到了現代就形成在美國主導下的全球化席捲世界各地，這樣的歷史潮流是無法否認的。故此，以十六世紀為分歧點，在那之前的悠久時代統稱為前近代或近代以前，以便與近代以及近現代做區別。意即，本書所正式採用的世界史的時代區分用語就只有這個而已，一般說來，西洋史的古代、中世就會對應到本書的前近代吧。
關於中亞史的時代區分，羽田亨提倡了雅利安人時代與回鶻人時代的兩大區分。然而，這個始終是以近代以前的東西土耳其斯坦與天山北路為對象而已。間野英二沿襲羽田說，把整體的中亞史稍微放寬，分為三個時代：Ⅰ雅利安人時代（西元前五千年至西元前七世紀左右的史前時代，與之後直至九／十世紀左右為止）、Ⅱ 突厥人─伊斯蘭時代（九／十世紀至十八／十九世紀）、Ⅲ 近現代（二十至二十一世紀）。
對強調伊斯蘭化的質疑
對於間野的時代區分，大致上我也同意，可是並非毫無疑問，因為這個時代區分的觀點過於西側，意即從伊斯蘭方面的角度出發。東土耳其斯坦整體完全變成土耳其─伊斯蘭世界是在蒙古帝國滅亡之後，也不過是從十五世紀開始的。可是，間野卻從九／十世紀開始就定義為突厥人─伊斯蘭時代，也太過傾向伊斯蘭中心主義，只從西土耳其斯坦的角度來看中亞而已，不是嗎？
唐帝國的建立與伊斯蘭的崛起同樣發生在七世紀，是歐亞大陸史上的大事件；不過，伊斯蘭教直到本書的主角唐帝國末期為止，都沒有跨越帕米爾地區。唐代的絲路東部地區，亦即東土耳其斯坦─河西走廊─華北北半部、北方的準噶爾盆地─蒙古高原、南方的西藏─青海，不管是哪個地區，基本上都是佛教世界，那裡只有摩尼教在回鶻人的軍事力背景下出現某種程度的滲透，還有景教（基督教的一派）、祆教（瑣羅亞斯德教）的錦上添花，可是與伊斯蘭教幾乎是完全無緣。的確，雖然可以確認到在海路的玄關廣東有伊斯蘭教徒的居留地，長安也有伊斯蘭教徒的使節來訪等，可是在唐代一般廣泛分布的大宗教是儒教、佛教、道教這三種宗教，西域特色的稀有宗教也是只有摩尼教、景教、祆教，所謂的三夷教而已。
《唐文粹》卷六十五的舒元輿撰〈重巖寺碑銘〉裡記載：「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他為了誇示佛教寺院的為數之多，用摩尼教、基督教、瑣羅亞斯德教寺院的稀少來襯托，而後來漢語所指的清真教或回教──亦即伊斯蘭教，在排名上還摸不著邊。與做為大眾宗教的佛教、基督教、摩尼教不同，祆教是不向異民族傳教的伊朗系民族宗教，完全不被漢人所接納，所以在中國的信徒極為少數，但伊斯蘭教徒的數目卻還要更少。
在坊間，有一說認為回教是指由「回鶻＝回回＝維吾爾」民族傳來的宗教，這完全是假的，可是到現在依然流傳著。本來「回鶻（維吾爾）」與回回就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唐代的「回鶻」人從信仰薩滿教的階段突然改信摩尼教，十世紀後半以後改信成為佛教徒的也有增加的趨勢，而成為伊斯蘭教徒，不過是在蒙古帝國崩壞後的十五世紀以後的事。
根據間野的說法，中亞的範圍是從本章開頭介紹的廣義中亞即內陸亞洲開始，但是不包括內外蒙古、西藏的地區。他的理由是，蒙古、西藏在近代以後是佛教世界，必須與信奉伊斯蘭教的地區有所區別。然而，歐亞大陸的歷史，一方的主角是中央歐亞草原部的遊牧民，另一方的主角在認定上，則不只是中亞的綠洲農耕民，還包括了位在歐亞大陸整體南側的大農耕文明圈的農耕與都市民。我們的立場是透過兩者間從不間斷的緊張與友好關係，探索歐亞大陸史的動力，所以實在無法理解為什麼要把遊牧民活躍的內外蒙古和西藏從中亞史移除。這裡恐怕也是因為把重點放在伊斯蘭的緣故吧！在概觀整個中亞史時，過於強調伊斯蘭化，就會輕易忽略了歐亞大陸東部到西藏的佛教文化圈的存在，從而出現不協調的情形。
對世界史時代區分的新建議
那麼，在此謹提供我個人對世界史時代區分的建議。雖然有說法指出人類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六百萬到七百萬年前，可是我們智人的歷史頂多就只有二十萬年左右，最後終於在一萬一千年左右前發明農業之後進入歷史時代。以往的世界史也深受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影響，總是會以生產力為中心來探討。換言之，就是農業地區中心、農耕都市文明中心史觀。但是，我把焦點著重在軍事力與經濟力（糧食生產力、工商業和能源）上，以及背後的情報蒐集傳達能力。
世界史的八個階段：
①農業革命（第一次農業革命、以及較晚的家畜革命） 約一萬一千年前開始
②四大文明的登場（第二次農業革命、車輛革命） 約五千五百年前開始
③鐵器革命（較晚的第三次農業革命、馬戰車的登場） 約四千年前開始
④遊牧騎馬民族的登場 約三千年前開始
⑤中央歐亞型國家的優勢時代 約一千年前開始
⑥火藥革命與海路帶來的全球化 約五百年前開始
⑦工業革命與鐵道、蒸汽船（外燃機）的登場 約二百年前開始
⑧汽車和飛機（內燃機）的登場 約一百年前開始
我認為世界史的大潮流大致上可區分為以上的八個階段，為了使其特徵能夠與中央歐亞史和世界史連動，而設了④「遊牧騎馬民族的登場」與⑤「中央歐亞型國家的優勢時代」這兩個時代區分，而⑥火藥革命，即殺傷力高的槍砲登場與⑦工業革命以後，人類進入機械化文明時代，可是也才五百年不到而已。在那之前的兩到三千年間，最強的軍事力是什麼？最快的情報傳達手段又是什麼呢？答案就是馬，就像作為機械化文明根基的動力，其表示單位至今仍留存著「馬力」（horsepower）一詞。培育優秀的馬，善於騎馬射箭的集團，也就是騎馬遊牧民族，堪稱地表上最強的軍事集團。不只是農業生產力，馬的軍事力、情報傳達能力與絲路商業帶來的經濟力也應該得到相應的評價，才能夠真正理解前近代的歐亞世界史。
九到十世紀可視為廣義的中亞史及中央歐亞史的一大轉換期，這點我與間野抱持相同意見。但是，我把那個時代──即遊牧民把草原作為根據地的同時，也支配了包含農耕地帶或都市的地區，這樣的中央歐亞型國家（若用稍微過時的用語是「征服王朝」）成立的時代及其定位，視為歐亞世界史的一大轉換期。當然，這種中央歐亞型國家的完成體就是蒙古帝國，之後的繼承國家有帖木兒帝國、鄂圖曼帝國、蒙兀兒帝國、俄羅斯帝國、大清帝國。
因此，從中央歐亞的立場來做時代區分的話，以十世紀前後為界，在那之前稱為中世，之後稱為近世，十六至十七世紀開始稱為近代，應該也可以與全球世界史產生連動，但是目前還沒有人這樣主張過。
作者為大阪大學名譽教授，神戶市外國語大學客座教授。東洋文庫兼任研究員。專長以敦煌．吐魯蕃出土文書、蒙古高原碑文及漢籍史料為中心，研究伊斯蘭化之前的中央歐亞史。著有《回鶻摩尼教史之研究》（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1991）、《東西回鶻與中央歐亞》（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5）；編著有《回鶻文契約文書集成》（大阪大學出版會，1994）、《中亞出土文物論叢》（朋友書店，2004）、《從粟特到回鶻──絲路東部民族與文化的交流》（汲古書院，2011）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