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島國前進「公投百萬連署 島國前進民主」全台巡迴開跑記者會。資料來源：島國前進臉書粉絲專頁。
2014以前的社會運動
先來複習一下馬英九執政時期的社會運動概況：2008年馬政府上任後，陳雲林來台引發的諸多衝突事件，使得本土派群眾與青年站上街頭，前者諸如圓山飯店事件，後者諸如野草莓運動的誕生。野草莓運動就效益層面是失敗的，但卻帶起後續本土派青年將近六年的行動動能，算是重要的轉折點。
我以台灣農村陣線為例，同一年，馬政府也推出《農村再生條例》，引發了從環境、土地、社區到農業等相關運動的整合。有識者憂心：國民黨推出的農再「綁樁」計畫，將會加速農地流失，導致農村消失。這些社運者後來組織成為了台灣農村陣線，加上前述野草莓運動後的青年行動，匯集成一股新興且清新的社運能量。在接下來反農再、反對國光石化興建、反核、修正土徵法甚至到反自由貿易的運動，都有這些社運人士的身影。
這一系列的社會串聯與街頭行動，在2013年累積了極大的能量，從反核到年底的大埔強拆事件，還有恰好匯流的關廠工人運動 (註1)，這些能量，就在2014年的三一八事件爆發出來。此事件的社會影響力自不待言，改變了2014年年底的九合一選舉選情，直接導致了國民黨聲望的崩盤。
但必須要注意到的是，三一八事件也是讓原本表面整合的社運團體加速分化的主要關鍵。在立法院周遭，因各路人馬行動與集散的理念不同，例如形成運動核心的議場派、發起佔領行政院的社科院派、青島東及濟南路舞台的NGO集合、還有左翼的「賤民解放區」、中山南路的公投盟「左獨」組織等等，地域空間與符號展演作為政治象徵，劃出了下一個時代歧異的路線光譜。
2013年台灣農村陣線為了苗栗大埔的土地正義和居住人權站出來。資料來源：台灣農村陣線臉書粉絲專頁
民進黨因素
2014年，社會運動來到高峰，同時也是國民黨結構出現崩盤契機之際，面臨了路線轉折與取捨的問題，許多行動者看見了「參政」的契機：在自認為理想及目標不會改變的情形下，對於社運人士來說，無論是組織第三勢力或者加入民進黨，都是一個非常誘人的提案。
台灣農村陣線也面臨了這樣的問題，作為「水平連結、自願自決」的組織，農陣跟勞運的工委會不同，是非常鬆散的團體，組織核心的秘書處，也只負責行政事項，凡連署及行動，都要在群組內透過非正式討論來確定。在這樣的組織底下，個人選擇用何種身份參與社運，成員都是不會干涉的。農陣內部也有鬆散的共識，並不會反對個別成員參政。
但是在2016年，農陣核心人物接連進入執政核心，例如詹順貴受邀擔任環保署副署長、蔡培慧以民進黨不分區立委身份進入國會、曾旭正曾任賴清德的台南市副市長，繼而擔任國發會副主委等等。這些成員都是過去農陣組織的要角，特別是蔡培慧，更是兼具思想、組織及領導能力的核心幹部。雖然在她要入黨參政之前，有徵詢過其他成員的意見，大多數的成員也表示理解、祝福，但是仍有部分成員對社運前景並不樂觀。
的確在少了蔡培慧之後，農陣在組織上就相對缺乏能量，難以相同規模的倡議及動員。在歷經秘書處解散等漫長內部討論之後，於2017年6月，在網路上發表「組織重整」的聲明，坦承遇到瓶頸，目前暫以低度運作的方式重整，期待之後曾持續為農業相關議題發聲。
由此可見，民進黨完全執政之後，許多社運成員遇到的古典難題：改革需要相應的政治權力，與政黨結合，是個有效率的路線；但結合後，卻又會讓組織的獨立性產生負面影響。這不僅是農陣會出現的問題，許多參與社運的個人，特別是與在野時期的民進黨合作過的青年，也都有類似的掙扎。
第三勢力與NGO
要跳脫這個難題，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去選擇非執政黨也非國民黨的第三勢力。在三一八退場之後，以黃國昌、陳為廷、林飛帆三人為核心的成員組織成「島國前進」，以補正《公投法》為訴求進行倡議。同年九月，籌備半年以上的「公民組合」正式開會，預計參加2016的國會選舉，但因為諸多人為因素，例如黃國昌在策略上與范雲出現歧異，所以公民組合最後沒有整合成功，分成時代力量與綠社盟兩個團體，分別提名不分區立委。
回顧公民組合一開始的發起名單，大多是社會運動領域的要角，可以看出「參政」其實在社運場中是一個重要的選項，只是與誰結盟、如何奪權的問題而已。其實就連左翼運動，也在這樣的思考中徘徊。
另外一個鮮明的例子，就是在民進黨於2018年再度修正《勞基法》之後，同年4月，數個勞工團體組成「左翼聯盟」，他們認為民進黨過於右傾，而綠黨及時代力量基本上不算是真正的左翼政黨，因此希望各勞工團體一起合作，參加年底大選。特別的是，發起人幾乎都是資深工運參與者，是在人民民主陣線與勞動黨之外，以選舉路線為號召的左翼團體。
全面執政的民進黨立場趨於保守，導致第三勢力政治機會的出現，代表目前社運團體或個別參與者，並不會固守於陣地戰，他們為了實踐理想，是可以有許多戰略戰術的取捨考量。但也相對導致社運組織的重整，動員能量與2014年相比，有不小的落差。
一般的NGO社團則相對穩定很多，因為有穩定的募款機制及組織分工，所以就算參與者離職，NGO也能找到新的人材補上。例如地球公民基金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及台灣人權促進會等等社運團體，就持續扮演監督政府的重要角色。但這兩年來，NGO仍然面對到人材流失、公民參與熱度不足的現象。
組織文化的世代更新是關鍵
近年社運團體與民進黨政府最大的衝突點，就是2018立法院黨團強勢通過的《勞基法》修正案，將七休一的勞動條件再度放寬。不僅勞工團體非常不滿，連一般社會大眾都感覺民進黨明顯傾向資方。而在階級矛盾之外，青年世代也對於民進黨的支持度大幅降低，因為青年普遍低薪、高工時的現象，形成「青貧世代」，相對佔據政經高地的中小企業主及民進黨高層，幾乎可說是世代之間的衝突。
雖然社會運動的熱度降低狀況下，無法形成大規模的動員。但事實上公民接受資訊的方式，以及動員網路不斷在改變，社會運動有可能形成更有彈性、更出來意料的形式。例如2017年聖誕節前夕，因立法院強行修正《勞基法》，抗議者原先在立法院外與警方對峙，但在傳統勞團動員的群眾解散之後，還在立法院前的抗議者轉入無組織、無規劃的「大逃殺」行動。或者在修法前後出現的街頭文化干擾：噴漆及貼貼紙等等微型抗爭。再例如政府高層無論如何宣傳修法的必要性，青年的文化操作就是一律以「講幹話」，解構官民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新世代零碎與無組織的行動邏輯，這不但是傳統民調政治無法明確掌握的，也是過去社會運動組織無法觸及的部分。這種分散與原子化的，形成集體倦怠的「厭世文化」，青年在文化上反抗上一世代家父長提供的教條準則，以看似消極，卻真誠面對現實衝突的態度，來回應保守的政治氛圍（我們就是廢柴，不打算回應長輩的期待），增加了社運未來的不確定性及顛覆性。
因此，無論是政黨或是傳統社運本身，都必須理解基於媒介的改變，組織動員的形式也會隨之變化。台灣的社會運動「趨勢」，從民進黨在2014年九合一選舉之後，就面臨了「重整」及「更新」的時期。就像一款軟體需要進行更新（update），以支援下一個世代的「使用者體驗」，不僅操作介面的邏輯轉變，甚至連舊的硬體都必須配合升級。組織如何不斷透過世代之間的對話，適應新的媒介環境，就成為了未來社會運動參與者必要思考的問題。
註1： 關廠工人運動從90年代就開始，至2012年，因勞委會起訴尚未繳還貸款的關廠工人，引發了新一波的抗爭，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甚至於2013年2月發動臥軌抗爭，同年9月與其他社運團體組成「929社運連線」，至台中國民黨全代會抗議，是2000年後少見的社運匯流行動。
註2：工運組織近年受挫較大的事件，意外地是因為性平事件造成的。輔大的性侵害事件，民陣的領導人物夏林清在處理過程中，受到極大的批評，也相對傷害到許多民陣成員。而不久之後爆發桃產總部分幹部的性平爭議，也讓桃產總士氣受到很大的打擊。這兩件事的效應，似乎也讓工運出現更新的契機。
作者為台大台文所博士生，曾參加台灣農村陣線活動，現於彰化縣溪州鄉公所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