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涵榆

Apr 14, 2021

我們都是李義祥！

今日公祭，明日忘記？

四月二日上午九點二十八分，高速行駛在台鐵東部幹線的太魯閣號在清水隧道的撞車事故釀成巨大傷亡，不僅震驚全台灣，也立即成為國際媒體即時新聞焦點。多國政要在第一時間就向我國政府表示慰問與哀悼之意，展現台灣近年來在國際社會各方面的努力獲得普遍的認同。

圖片來源：翻攝自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然而，國民黨卻在此時依舊無所不用其極藉機發動一連串的政治鬥爭，在事故事實與責任尚未釐清之際要求內閣下台，更繼續抹黑高雄氣爆善款，抵制衛福部成立的捐款專戶，支持者更是傾巢而出，惡意攻擊呼籲捐款的名人。

檢調單位在事故發生之後，立即不眠不休地展開密集調查，政府與民間展現強大的救援行動力，盡全力撫慰傷亡者及其家屬。這是台灣社會在面對災難、不肖政客和媒體的政治鬥爭的時刻，所展現的生死與共的凝聚力與善的力量。

即便有這股善的力量，我們也必須警覺，太魯閣號事故會不會淪為接續「愛傑婚變」和「鮭魚之亂」的另一個「媒體事件」，很快被淹沒在爆量的訊息和影像洪流之中？民眾的反應是否很快冷淡，無感而後遺忘，應驗社群媒體流傳的「今日公祭，明日忘記」？

直視事故的複雜性

在追求各種效率與便利的現代文明體系裡，高風險社會似乎已是無可避免的發展方向，政策、就業、食品、老化、健康、交通、生態等都進入越來越普遍的風險化。雖然風險和災難具有偶發性或不確定的本質，但是什麼樣的風險評估與管理機制，什麼樣面對災難的方式，將完全顯露一個國家和社會是否理性成熟，也將決定災難對整體社會的衝擊和破壞。

太魯閣號事故到底凸顯了什麼問題？除了鐵路交通基礎建設和危險通報系統、台鐵內部的營運文化之外，還有更深層的面向值得全民持續關注。

日前報載運安會考察事故現場和班車紀錄器之後，已對外發佈事故的一些具體事實，將肇事原因指向李義祥操作工程車不當。問題是，這樣「操作不當」偶發事件是在什麼結構之下產生的呢？李義祥的工程公司後面還有哪些更大的企業勢力，他們為何可以在有違法記錄的情況下還能多次承包台鐵和其他公共工程，特別是在花蓮縣幾乎可說是呼風喚雨為所欲為？這是否牽扯台鐵、花蓮縣政府和其他公部門內部什麼樣的權力與利益網絡？

除了政治與司法之外還有什麼？

這些問題成為最近幾天媒體熱議的話題，這些問題恐怕凸顯台灣某種根深柢固的結構。筆者期望檢調單位能徹底清查事故的所有眉角，釐清真相和追究責任，蔡英文總統所帶領的黨政高層也真的必須大破大立，否則災難肯定還會重演，悲劇將不再是悲劇，將荒謬地吞噬更多生靈和摧毀更多家庭。

司法調查和政治宣示與行動有其必要性，在災難發生的當下能夠安撫民心，但我們也必須深思，要理解甚至破除「災難結構」除了政治與司法行動之外還應該有什麼。

「風雨生信心，患難見真情」，古今中外以災難凝聚向心力或強化身份認同的事例不勝枚舉。美國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出現一波愛國主義的狂潮，「雙子星大樓爆炸和倒塌的時候你人在哪裡？」成為集體歷史記憶的指標，如同九二一大地震和SARS疫情也已成為三十歲左右以上的台灣人共同的記憶。如果經歷SARS的台灣從當中學到如何建立健全的防疫體系，我們又能夠或應該從太魯閣號事故學到什麼？

深刻理解災難結構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說，我們不願意理解的、壓抑的就會反覆重現，形成創傷結構或筆者在這裡所說的「災難結構」。也就是說，災難不單純是外在的自然、物理或人為因素，也不是全然不可測的偶發事件。災難之所以為災難，是因為對人類所處的世界造成災難性的衝擊，相當大的程度和我們回應災難的方式、我們做事情的態度、行為模式、價值觀、對待他人和整個環境的方式密不可分。

災難發生的當下，人們在經歷無語的驚嚇和惶恐之餘，會有很多反省和舉動。但弔詭的是，那些反省和舉動有可能正好暴露我們並不真的想要改變什麼深層的結構，如果我們只是急於獵捕罪魁禍首：一切的一切，就是選擇性地遺忘那令人極度震驚和悲傷的災難，有多麼日常多麼像我們所熟悉的周遭許許多多的人，包括我們自己。

平凡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

是什麼樣的社會、文化與心理因素讓李義祥這樣的人寄生在政商權力與利益網絡之中，乃至於造成如此巨大的災難？思考這個問題，也就是思考太魯閣號事故暴露的災難結構。

「平凡的邪惡」是現代政治哲學大師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於1961年親臨大屠殺推手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軍法審判法庭觀審提出的概念。筆者礙於本文篇幅的關係，暫且不深論「平凡的邪惡」這個概念涉及的複雜的道德哲學論爭，特別是對康德提出的「根源邪惡」（radical evil）的回應或修正。

簡單來說，鄂蘭認為如大屠殺這麼巨大的罪行或災難不需要有撒旦般邪惡的心理動機或人格特質。艾希曼的問題在於他欠缺思考能力和同理心，無法和人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更令人驚嚇的是，他像每一個當時平凡的德國人！

短視近利、不重視細節、無所謂的文化

時空拉回到發生太魯閣號事故的台灣，我們無須妖魔化李義祥，他就像是我們之中每一個平凡的台灣人，孕育出李義祥這樣的人的因素也孕育出許許多多再平凡不過、甚至平凡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台灣人，在家庭、學校、工作場合、電梯、捷運、超商、餐廳、咖啡廳裡……無所不在的台灣人。

面對鄉里惡霸或地方勢力的欺壓，除了少數人挺身而出反抗之外，有多少人漠然以對，有多少人自己就從那樣的壓迫當中得到哪怕再微薄的好處？要不然買票和賄賂文化是怎麼形成和延續的？

又有多少在社會上任何一個角落的言語、身體和性暴力就是因為「大多數的沈默」才持續發生，長則十多年之久？甚至有多少父母和老師將言語暴力合理化為「嚴格管教」？職場和演藝界又是如何把性騷擾合理化為通過儀式？

放在更大的歷史視角來看，前一陣子的「鮭魚之亂」不過只是眾多「XX之亂」其中之一。武漢肺炎疫情初期有「口罩之亂」、「酒精之亂」和「衛生紙之亂。日常上活大小事物，包括美豬、美牛、雞排、蛋塔……盡皆可亂，無所不亂。許多人甚至可以為了排隊領一塊免費的雞排茫茫到深更！

不知道各位讀者朋友是否曾在人山人海的美食街用餐的時候，旁邊杵著閒雜人等覬覦你的位置，連開口「請問你們是不是…」或者「我們等一下可不可以…」都不會？

又多少人進出公共場所願意幫其他人hold住門，讓他們先進出？筆者就曾在咖啡廳目睹一位母親自顧自地滑手機走進來，沒注意到門夾住跟著進來的小孩，情急之下筆者衝過去解救那小孩。那母親什麼也沒說，隨後進來的父親也沒說什麼，反倒是厲聲斥責他太太…

不顧防疫守則在電梯內大聲聊天、插隊不守秩序、亂停車、亂開車門、開車搶快不懂得禮讓、公共場合大聲講手機、不懂得如何和他人維持禮貌性的目光接觸．．．有太多太多諸如此類的「小惡」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看成代表台灣人率真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