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節返鄉，對許多年輕人而言，已成了一種另類的苦差。原因不外乎各個長輩的「問候」令人難以招架，因此也衍伸出了各種「年節交戰守則」，還有各式搞笑二創。這種現象，一方面，反映了當代台灣某種程度上處於「前現代傳統家庭人際關係」與「現代多元平等人際關係」變遷的進行式中；另一方面，則赤裸的顯示了，這類大多「相見不如懷念」或真的只有「一期一會」的長輩，其各色「問候」是多麼造成年輕人的壓力。
圖片來源：翻攝自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長輩問候
一般來說，社會走跳的各色青年，年節期間突然必須從知道「哪些該問、哪些該說」的「文明開化現代社會」，重返遵循另一套「哪些能說、哪些不能說」的「傳統家庭前現代社會」時，必須面對的，不外乎就是長輩各種基於不熟悉而有的關切。也因為不熟悉，長輩的這類關切，通常也只能用自己熟悉的單一標準，去叨絮於各樣早已多元化型態的婚生收入等「生涯選擇」。
長輩各式各樣的問候中，「婚生收入」這題可能還在「表達關切」的正常範圍裡，雖然讓人無奈，但不至於無法忍受。可一旦遇到某些男性長輩對晚輩大放厥詞，在晚輩面前把自己一知半解的事情夸夸其談，渾然不知晚輩在相關議題上的了解程度，可能高出這些男性長輩許多。此時，有教養的年輕男女，縱使內心千迴百轉、通常也只能不鹹不淡的哼哈以對。而這就是一種另類的「投之以（直男）說教，報之以尬聊」。而到底甚麼是「直男說教」？甚麼是「尬聊」呢？
「直男說教」（mansplain）的西方源起與東方變種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直男說教」（mansplain）通常指「以居高臨下的說教姿態向對方解釋某事，以為對方完全無知」；《劍橋詞典》則在類似的基礎上，補充了「特指男人向女人解釋她已經知道的事情」。所以《紐約時報》就將「直男說教者」（mansplainer）定義為「一個總是想要對任何事發表見解或給出解釋的男人（特別是面對女性聽眾的時候）」。
事實上，「直男說教」在西方語境中，除了特指無知男人對知識女性賣弄外，面對特定議題，例如政壇頻仍出現的性騷擾事件時，相較女性政治人物對各色議題的相對謹慎與反求諸己，男人則經常性的腦衝高談闊論，甚至以己度人的要求所有年輕女性政治人物應該對性騷擾事件進行表態，不表態就是「黨同伐異」或「雙重標準」，這也是一種缺乏多元性想像，將自己單一的「異男標準」視為放諸四海皆準「唯一標準」的「直男說教」概念。
不過相較於西方語境中，「直男說教」這個詞彙的出現，旨在創造特定概念作為思想武器，藉此打破性別刻板印象下社會建構的「男性優勢」；在華文語境中，「直男說教」面對的社會場景，則是在「性別」的維度之外，更納入了「年齡」的維度，因為這個社會「敬老尊賢」的倫常綱要，所以各色年輕時自許反叛的男性，進入中年以後卻更經常性的以「老異男」的性別、年齡與身分等權位紅利，用居高臨下的姿態，對可能更專業的年輕男女宣講自己可能一知半解的事物。
以「尬聊」回應「直男說教」
面對這些無所不在的「直男說教」場景，一般年輕男女基於「時間成本」、「損害控管」或「暴虎馮河」的直覺，通常不會與老異男說教者「直球對決」；而是為了避免完全零互動或衝突爆發，因此選擇迂迴的以各式無關痛癢的回應，維持起碼的對話。而這樣的對話，經常因為既表面又缺乏內容，無處不呈現尷尬的氛圍，因此就把這種迫於無奈但又無法終止的聊天型態，稱之為「尬聊」。
尬聊在當代社會的人際互動裡無所不在，人們時不時都有不得不聊天而無法終止對話的尷尬狀況。尤其在面對老異男各式自以為是的「直男說教」時，礙於親戚面子、社會觀感、權力位階，因此不得不維持禮貌微笑的「尬聊」，更是所有時下年輕男女都有的共同記憶。
而「直男說教」在東西方之所以都暢行無阻，逼著所有人都得用尬聊維持一種「表面的和平」，正是因為所有人默許一種中心化、由上而下與單一標準的「父權體制」作為社會運作的規則。而從近代美國對外政治現實的變遷中我們可以發現，這類「中心化、由上而下與單一標準」的治理模式，也就是類似上述父權體制的「菁英獨斷」，早在1990年代就已行不通。
冷戰終結導致美國菁英官僚獨斷的終結
蘇聯解體、東西兩大集團對峙的冷戰情勢不在後，對美國乃至美國人而言，最強大的外部地緣政治壓力也隨之消解。「歷史終結」帶來的自由主義最後一人，不僅展現在國家政體或世界秩序的追求之上，更展現在過去被視為「黑盒子」的外交決策上。
美國外交政策大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美國外交政策計畫主理人Michael Mandelbaum就曾在其著作Mission Failure: America and the world in the post-Cold War era中闡明，雷根下台後，老布希即位帶領美國打贏了冷戰與第一次波灣戰爭，但卻在1992年競選連任時失敗。其中一項重大原因在於，1989年64天安門事件爆發後，老布希力主不要將中國列入侵犯人權名單。他當初的想法是不願輕易放棄「尼克森─季辛吉體制」已經建立的「聯中制蘇」框架；而且他也相信，自由市場改變了蘇聯，也必然改變中共。而正是老布希對中國的軟弱，誤判了國內的民意，因此導致連任失敗。
Mandelbaum認為，老布希之所以認為沒將中國列入侵犯人權名單，國內民意也不會有太大的反應，是以卡特總統過去的紀錄做為參考指標。因為卡特雖然標榜「人權外交」，但卻在1979，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剛結束的三年後，刻意忽略中國慘烈的人權紀錄，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國內民意也沒有太大的波瀾，所以老布希團隊才在64事件後意圖如法炮製。
但這種做法等於忽略了冷戰東西對峙的兩極國際結構已經消失，在喪失蘇聯的地緣政治威脅下，民眾和他們的代表開始要求外交政策上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沒有評估美國國內民意與政治勢力對外交政策的關心已經超越冷戰時代，更沒有發現，人民容許卡特姑息中國，是因為蘇聯的地緣政治壓力；反之，一旦蘇聯瓦解，本來基於國家安全而有的各式保密理由，因此形成菁英的、專斷的、由上而下的、外交決策黑盒子，自然會因為民意求知的慾望與民代立法權監督的行使，必須代之以多元的、溝通的、平等的形式來形成決策。
後冷戰這種強調多元平等的決策形成方式，某種程度上契合網路時代分眾的去中心化邏輯。而這樣的決策模式，若是從性別的角度切入觀察，則是一種帶有女性特質的決策模式。也就是，更看重同情共感、溝通與折衝、傾聽、身段軟、低姿態、更樂意照顧並調和各方利益；反之，過去這種在冷戰的全面核暴力威脅下，由上而下的精英主義與專斷決策，則更展現了帶有男性父權特質的決策模式
陷入「（直男）說教」與「尬聊」的中台關係
進一步來看，無論是國內議題或對外行動，北京方面的官方決策與談話之所以永遠令人不耐，就是因為極權體制與父權體制僵化導致缺乏溝通與多元意見的消化能力；更沒有所謂傾聽、低姿態、柔軟的照顧各種多元需求的必要。因為極權政體的特色，就是只有一種聲音，這個主旋律絕對正確，不容挑戰。甚至在極度缺乏自信的狀態下，也必須編造出「四個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讓人在國際政治的詭譎暗巷中自信爆棚的吹哨壯膽，繼續維持一種自居長輩的天朝心態。
基於這樣的心態，北京方面的男男女女，只要對所謂「台灣問題」開口，基本上就是對台灣自顧自的進行直男說教；而台灣人的普遍做法，從兩岸初步接觸時還報有期待，卻陸續遭受六四事件、千島湖事件與台海飛彈危機等事件的期待重創；接著三通、雙邊經濟互賴逐漸增加，陸客來了、陸客不來了、農產品賣中國發大財、養套殺國貨取代台貨、解放軍戰機繞台取代陸客環台，期間中國的各式決策，搭配著各式自信和咒語般複頌的文告，只是讓兩岸雙邊的溝通，陷入一種「『尬聊』應付『（直男）說教』」的狀況。
也就是，每當台灣面對中國時，就會進入年輕人年節應付熱愛直男說教長輩的模式。每回工商團體和媒體，甚至海基會自己在那「春暖花開」後，各種殷殷期盼與善意，得到的就是「兩會定調兩岸溝通繞不開九二共識」或「王毅敦促美國恪守一中原則」，也就是中國自居中心將邊陲台灣視為禁臠，開口就必然是以神之自信反覆進行各式直男說教，而原來所有可能的溝通誠意，面對這個只會直男說教的政權，最後都會變成籃球場上的垃圾時間與各種不得不為的尬聊。
政治極權與性別父權下每個人都是受害者
在中國共產黨的「舉國體制」裡，對於維護黨國意識形態這件重要工程上，層峰沒有主動指示，下面的人也要自主表態、自主舉報，無時無刻進行忠誠儲值，唯恐面對忠誠檢驗閘門時刷卡過不了關。這樣的狀態，正如同美國漢學家孔飛力在《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一書所描述的，極權系統中，任何人無論權位高低都是極權體制的受害者。其中安全需求最大的不是別人，正是最恐懼權力喪失的極權體制權力核心；而這正如同一個父權系統中，任何人無論男女老幼其實都是父權體制的受害者。老異男之所以需要不停的對所有其它人進行直男說教，就是因為覺得世界必然繞著我為中心，如果不是我就沒有面子，大家不聽我的我就是個失敗者。
當追求一個去中心化的多元平等社會成為當代的普世價值時，無論是在西太平洋的兩岸互動中，用多元平等價值牴觸中國共產黨的威權統治，讓北京無法成為金字塔頂端只要指手畫腳就能維持自幾天朝上國的地位；或甚至是在台灣社會或一般家庭裡，用多元平等價值牴觸藍白綠老男政客或普通老異男為主的父權社會，讓這些在朝在野的老異男，無法只憑性別、年齡與權位，就可以漫天胡扯的對所有人噴灑直男說教的口水。
以上種種都再再提醒極權中國和各色老異男，他們與現代社會多元平等價值的落伍與格格不入；所謂多元平等價值也如同哥白尼的地動說般，直接挑戰了這些直男說教者的前哥白尼天動說。
然而，正因為我們都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斯文人，自然不會跟前現代豬打架，把自己弄髒又讓豬很開心，所以無論是面對對台灣說教的極權中國或對年輕人說教的老異男，通常採取的策略就是忽略與放空的尬聊應付。
印度桂冠詩人泰戈爾曾言：「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報之以歌。」但無論是面對極權政體或是父權社會，都是「臣妾做不到」也不該做的。至少中華文化綱常代表的父權旗手孔子也說過：「以德報怨，何以報德」。所以，我們也只能「投之以桃，報之以李」，當中國「投之以說教」，台灣就「報之以尬聊」。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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