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228事件與國族認同下的「毒藥貓」
20年前當我還在進行羌族田野考察時，我關注本地的毒藥貓傳說及相關社會現象；我也意識到替罪羊或毒藥貓現象，最佳的例子之一應是夾在中、美關係下的台灣。以下我便以此為例，進一步說明國族主義下的民族國家建構，以及國家、民族與族群認同下的少數族群危機，以及因此產生的替罪羊與毒藥貓現象。
台灣原為中原帝國邊緣化外之地，清帝國始在此地設官經營。清代的台灣，除了原居於此的各南島語族群外，居民多來自中國閩粵沿海地區。中日甲午戰後的1895年，中國割讓台灣予日本。在日本據台之中後期（約當1910-1945），日本殖民帝國在台灣實行內地化（日語稱內地延長主義）及皇民化政策。如此同化殖民地人民的策略，可說是日本民族國家在擴張其領域後，進一步完成其「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作為。在此過程中，雖未有如納粹德國那樣，以種族滅絕行動來達成其民族國家之原初社群理想，然而對殖民地自然資源的剝削，對本地反抗運動的武力鎮壓，以及對民眾普遍的歧視，則與其他殖民帝國所為無異。
1945年日本作為二次大戰之戰敗國，將台灣歸還中國，由當時主政之國民政府接管。戰後台灣民生蕭條，接管台灣之軍政機構紀律欠佳，大陸來台軍民又普遍鄙視台民。這些背景都在台灣史學界對228事件的研究中被一再提及，其真實性沒有太多爭議。台灣史並非我的研究領域，但我一向關注人類族群認同與其「歷史」之間的關係。此「歷史」主要指的並非過去發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前因後果，而是人們如何選擇與想像過去發生的事，並將它們編成一歷史敘事與記憶來呈現。這樣的「歷史」在特定社會情境中產生，因此它也受到社會主流群體的支持（或修正），而成為「典範歷史」。典範歷史透過各種社會媒介傳播而發揮其社會意義，建構及強化當前社會之結構及權力體系，影響人們的族群或國家認同。發生在1947年之228事件與人們對它的集體記憶，以及它如何成為台灣典範歷史的一部份，便是很好的例子。台人對此事件的記憶與爭議，影響今日台灣族群關係、政治現實以及兩岸關係至鉅，也與本書主題密切相關。在這一節中，我將不涉入具爭議之「史實」，而將此政治暴力事件作為替罪羊及毒藥貓現象的一案例，希望能對這事件提供一些新理解。
根據台灣社會的一般認知，此事件首先以軍警取締販賣私煙而引起的官民衝突為導火線，繼而發生台民大規模反政府武力抗爭，包圍官署、辱毆大陸來台官民，終釀成國民政府增派軍隊來台「清鄉」平亂，捕殺與事者並株連無辜。我將此事件原委略述如下。在當時菸、酒、火柴等民生物資之生產、販賣控制於政府之制度下，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專賣局查緝員聯合警察查緝私菸，與群眾發生衝突而造成民眾死傷。次日，群眾至行政長官公署前示威請願，要求官方交出肇事者，遭衛兵開槍掃射造成更多傷亡。消息傳開後，敵對氣氛及衝突行動迅速蔓延全省。有些大陸遷台人士遭到追打，或甚至被殺害；更多示威者與無辜群眾在衝突中遭軍警開槍射殺。此後一週全省各地出現民間武裝團體，威脅官府、軍警機構，要求繳械及交出權力。各地反政府團體中，台灣共產黨謝雪紅領導之二七部隊最具組織及武裝規模。此時有以地方秩序為重的地方仕紳，組成「228事件處理委員會」，與當時的台省行政長官陳儀協談如何平息動亂，以及政治興革問題。在陳儀向蔣介石請示求援下，3月8日國民政府增援軍隊陸續抵台，在各地展開武力鎮壓，隨後更實施「清鄉」行動。便在此階段，許多出面與政府協商的台籍文化、教育、醫界人士被捕，受囚或遭殺害。228事件造成的死傷人數，根據行政院公布之《228事件研究報告》，死者約有18, 000人至28, 000人。
關於228事件的資料蒐集、公佈、研究及論述發表，在台灣一直很受政府關注及社會的普遍重視。在政府方面，無論是為了掩過飾非，或為平息爭議、撫平傷口，或為從中獲取政治利益，兩黨（中國國民黨與民主進步黨）執政者都傾向於建立一個典範歷史論述。在民間，它成為部份台灣人建立與「中國人」有別的「台灣人」認同之集體受難記憶；對另一些人來說，它或是一種充滿遺忘與偏見的歷史，或是為了社會和諧不應經常被提及的過去。無論如何，對於此事件之調查研究，除了追求真相、追兇以實踐「轉型正義」之外，我認為對於它「為何會發生」基本上仍缺乏深入探討。便如對於納粹德國的大屠殺，有些學者認為將之完全歸罪於希特勒等頭領人物是不足的，我的看法也一樣；關鍵不只在於誰做了什麼，而更應在於了解他們為何會那樣做。以下我便由本書主題，替罪羊與毒藥貓現象，來對此政治暴力作一些理解。
20世紀上半葉，中國逐步發展為一民族國家；先是其國族主義在清末至1911辛亥革命的反滿政治氛圍中滋生，後來又在五四運動年代之反帝國主義浪潮下得到成長。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擴張其國族生存空間。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持續接受許多西方思想概念，因而也習得民族國家爭取生存空間的理論與作為。日本侵華戰爭，以及日本在戰場上的種種不人道罪行，更進一步激發中國人的國族主義。
在台灣方面，日本據台約40年之後，前階段台民與日本殖民政府間的衝突基本上已成為過去。此時日本為了支援其太平洋戰爭，而加緊將台灣殖民地內地化，此便是「皇民化運動」。1936年開始，日本殖民政府在台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以強化台灣民眾的「國民」意識，去除其以中國為祖國的觀念，堅定其為日本臣民之信念。中日戰爭期間的1941年，日本政府更在台推行「皇民奉公」運動，在各地成立各種「奉公會」，以深化台人的日本皇民思想。鼓勵台人以從軍─台灣特別志願兵─來實踐其皇民認同。日本在台實施皇民化政策，可以說是其民族國家原初社群的擴大建構；將殖民地民眾轉變為天皇子民，如此包含殖民地的國家領域內皆為大和民族同胞。雖然皇民化政策實行的時間並不長（1936-1945），但在此之前台灣社會上層的文化界與專業人士，已普遍接受日本語言、文化與社會生活規範，因此它的確對社會上層台民之文化認同（或也對其國家認同）產生相當影響。
因此，當1945年代表中國之國民政府接收及開始治理台灣之時，皇民化的台灣人，特別是其中皇民化程度較深的知識分子及士紳階層，在大陸來台軍政人員眼中自然具有「內部毒藥貓」之性質。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台灣本地人非但具有「不是自己人也非外人」的我群邊緣人特質，更與中國人所恐懼、憎惡的日本人有些相似。如我在前面幾章所言，人們對逼近身邊的「毒」特別感到難以忍受。這便是1947年228事件發生的背景之一。另外，對於國民政府之治台軍政官員來說，事件發生並快速演變為武裝暴動後，另一個「內部毒藥貓」對他們心理帶來更大威脅，那就是藉機煽動台灣民眾反政府暴亂的潛伏共產黨。特別是此時在大陸，國民政府軍與共軍的戰事激烈，國軍一再受挫，節節敗退。而在台灣228事件發生時，日治時期便已在台發展之舊台灣共產黨人，以及中國共產黨中央派遣來台發展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等秘密團體成員，皆趁機活動，彼此聯結。他們或鼓動台民的反國民政府統治抗爭，或直接組織武裝部隊（如謝雪紅率領的二七部隊）發動軍事攻擊。如此對兩種「內部毒藥貓」（皇民化台籍士人、台灣共產黨人）與「外部毒藥貓」（軍國主義日本、全球及中國大陸共產黨勢力）相聯結的恐懼，以及在台大陸軍民身為少數之恐懼，終因一小事故而釀成鉅災，使得許多台籍知識菁英成為國家集體暴力下的替罪羊。
在228事件中有另一些替罪羊，那便是事件暴發時被凌辱、毆打、殺害或被拘禁的大陸來台民眾。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時，因政權轉移而民生凋敝，社會中已因此彌漫惶恐不安。另外在許多台民（特別是皇民化的台灣社會菁英）心目中，大陸來台軍政人員紀律差，但又經常抱持其來自上國的優越感，鄙視台民。面對外來的中國國民黨軍政勢力之恐懼，面對內部經濟敗弊、社會騷亂的恐懼，許多台人也產生自身為受迫害少數的危機感。皇民化的台灣籍日本兵，在日本戰敗退出台灣後，更有自身居於少數的深切危機。於是在此情境下暴發的228事件，讓部份台籍人士由替罪羊成為反噬的毒藥貓，而又讓大陸來台軍民成為其消弭恐懼的另一種替罪羊。
另外值得我們省思的是，在事件前後，甚而至今日亦然，人們相互間的許多鄙視、仇恨、衝突，皆為在狹隘的族群認同下對「他族」形象的選擇性建構，並藉此他族意識來凝聚我族。譬如，我曾在1990年代初對台灣民眾進行一些口述歷史訪談。在這些訪談中我常聽得許多閩南籍老人說，當年他們見到來台的外省軍人又窮又髒，讓他們對祖國相當失望；我也常聽得外省老人說，當年他們來台時本省人又窮又髒，大多數人都沒鞋穿。這看來是相當矛盾的記憶陳述，事實上它們反映一個簡單的社會現實─當時（及至今）無論「本省人」或「外省人」都不是同質的群體，皆有貧富、賢與不肖。無論以台灣士紳對比大陸來台士兵，或以大陸來台官員對比台灣鄉民，皆是一種刻板印象，或是被建構的同質化他者與我群意像，皆為人們在群體認同下選擇性地觀看、想像與建構。
兩岸及中美關係下的「毒藥貓」
在大陸的國共戰爭中失利後，國民政府於1949年遷台。因國民黨政府所代表的中華民國，仍以政治及文化上之正統中國自許，因此20世紀初以來的中國民族國家建構也延續到台灣。透過普及教育及文化政策，台灣人由國族歷史及一般文化知識中逐漸強化其中國人認同。此中國人認同的內涵，在血緣上包括所有台灣與大陸民眾（但以原住民與少數民族為國族邊緣人群），在空間上包括整體台灣與大陸地區。此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之國族建構並無不同，也就是「國家域內皆我同胞」的原初社群建構。與此同時進行的是反日、仇日之民族教育，以及批判中國文化大革命因而加強「中國文化」教育。在歷史教育中強調日本侵華、據台時的種種惡行，期望藉以洗刷日本國族思想及其社會文化餘毒；228事件成為應被遺忘的政治禁忌，但它仍潛存於許多民眾的記憶中。
1950-60年代是在台灣被稱作「白色恐怖」之國家暴力最嚴重的時期。這是由於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檢討其在大陸的軍事潰敗，認為當時許多軍政高層早已暗中「附匪」是重要原因之一。而228事件又涉及共產黨潛伏份子，如此造成嚴重的恐共、疑共氛圍。毫無疑問，「匪諜」並非全為想像。然而國民黨政府長期與中國共產黨作戰，最後全面潰敗而退居台灣，此一記憶讓政府軍民對共黨十分恐懼─共產黨是他們心中的外界毒藥貓。白色恐佈時期最流行的一句警語，「匪諜就在你身邊」，反應的便是國民黨政府對內部毒藥貓的恐懼與猜疑。就在如此內部毒藥貓與外界毒藥貓相勾結的恐懼與猜疑下，情治單位獵巫的對象遠超過「匪諜」，而更包括批判執政、要求民主改革者，以及任何涉及「紅色」共產思想者。白色恐佈時期直接死於此政治暴力者，據估約有4000-5000人，因此入獄者更高達十餘萬人。
1970至1980年代台灣逐漸成長的本土化運動，在1987年政府宣佈解除戒嚴後有了更多且影響深遠的發展。同樣在解除戒嚴後，兩岸政府與人民的密切交流，亦造成許多重大影響及變化。這兩股主要潮流彼此激盪至今約三、四十年，其重要發展略如：台灣的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成立及兩次執政（2000至2008以及2016 至今）；該黨推動的台灣本土化運動，以及更激進的台獨運動興起；早期大陸探親、旅遊造成兩岸人民間的認識與誤識；後來又因中國經濟崛起，吸引大量台灣人到大陸經商、就業或就學，造成新的彼此認知與情境，等等。如此造成今日台灣由政界到民間普遍的統獨對立氛圍；以及在國際局勢下，特別是在美國與中國之政治、經濟角力下，造成兩岸間詭譎多變的關係。這樣的複雜情境，產生多重的內部毒藥貓與外界毒藥貓，存在於台灣島內族群關係中，以及存在於國際局勢下的兩岸之間。以下我對此作些說明。
我在1997年出版之《華夏邊緣》一書中，曾說明當時我所見的台灣本土化歷程。李登輝主政時之國民黨政府，已藉政治力多方促進本土化。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又積極推動，政治本土化與文化本土化二者齊頭並進。舊台灣文學、老臺灣民俗，成為重新被發掘研究的對象。台灣史研究在政府之鼓勵下成為顯學，各地方政府大興修地方志之風。相對的，台灣人對中國歷史之失憶也在進行之中。
台灣人本土認同之興，除了與政黨輪替等政治變遷有關外，兩岸開放探親、觀光及文化交流造成的影響也不能被忽略。在《華夏邊緣》一書中我曾提及，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造成的影響。當時兩岸經多年分途發展產生的社會文化差異，以及在兩岸政治對立氣氛下，以及在當時兩岸經濟成就差距下，許多台灣民眾赴大路探親、觀光與投資經驗被媒體選擇性地負面報導。相反的，兩岸社會相同之處以及良好的接觸經驗，則受台灣民眾及社會媒體忽略或被壓抑。
進入21世紀之後至今，兩岸及國際間的政治、經濟情勢有很大的改變，因此台灣民眾之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又有了新的面貌。首先是在中國經濟發展及其國際地位方面；在改革開放政策下，19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成長突飛猛進，其躋身於國際經濟大國之勢已不可擋。如此「大國興起」之態勢常被大陸媒體、網友誇耀，造成中國與日、美等強國間激烈的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衝突。其次在台灣方面，由於大陸經濟體的磁吸作用，許多台灣商人將其事業移往大陸，許多台灣人也到大陸就業、就學及定居。據2016年的估計，約有40萬7千台人赴陸。特別是在2008至2016國民黨重新執政權期間，台灣政府積極推動兩岸交流，努力促進陸客來台觀光，希望藉由陸客強大消費力，來解決台灣經濟與就業市場不振的問題。此舉雖在經濟上有些助益，但卻激起許多台灣人的認同情感；有些本土認同強烈的台灣人，將陸客炫富的消費行為視為對台人的侮辱。部份陸客在台的失禮、違法行為，廣為新聞媒體報導及經網路傳播，成為許多台人心目中妖魔中國的代表。可以說，自稱大國崛起之中國，在許多台人心目中卻為外界可懼的龐大敵對勢力，也就是外界毒藥貓，而陸客則是此外在勢力侵至身邊的內部毒藥貓；閒言及批評陸客的脫序行為（有些報導及網路言論幾近霸凌），有些台人用以表達「他們」與「我們」的不同。
更被台灣獨派人士，或有強烈本土認同之民眾，視作內部毒藥貓的是當時的總統馬英九先生─引進陸客及大陸經濟勢力也因此引進對岸政治影響力的內在敵人。2014-2015年連續發生的「太陽花學運」以及「反課綱微調運動」便是在此隱憂及恐懼下爆發的群眾抗爭運動。以下我簡單介紹這兩個讓民進黨得以在2016年贏得執政權的關鍵政治事件。
因不滿馬英九政府計劃與大陸簽定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稱服貿協議），進一步擴大兩岸經濟交流，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之間，許多大學生及公民團體透過網路集結，並強力入侵及佔領立法院，要求政府退回與大陸之間的服貿協議。此群眾抗爭運動被稱為太陽花學運。這個群眾運動，以及民進黨之居間運作與支持，是讓國民黨在次年總統大選中失去政權的關鍵。2016年再度執政的民進黨政府，為回應太陽花學運中台灣年輕世代的訴求，以堅決不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之「九二共識」為其兩岸政策基調，而大陸則認為「一個中國」為兩岸關係的基本原則，因此海峽兩岸間的交流陷於低潮。
近年來的兩岸局勢，更受到中國崛起後的國際關係之影響。中國與日本在釣魚台問題上針鋒相對，兩國政治領導人物皆為一時強人，使得中日關係惡化。而台灣之本土化運動人士，自1990年代以來便常以美化及歌頌日本治台經驗，來強調「外來政權」（指國民黨政府）之殘暴、貪瀆與無能。馬英九執政後期發生高中歷史教科書爭議。其緣由是，在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教育部便著手對民進黨執政時期完成的高中教科書綱要進行修訂，主要是針對其中有爭議的歷史與國文兩科。專案小組學者們於2012年完成此工作並發佈，但修訂後的版本未能讓統、獨政治光譜兩端人士感到滿意。於是教育部在次年又另成立課綱檢核小組，對新課綱再做微調─主要是對有去中國化或媚日之嫌的課綱文字作些修改。爭議的幾個焦點─如稱「日本統治」與「日本殖民統治」何者為宜，如「婦女被迫成為慰安婦」之陳述是否為歷史事實─皆涉及日本殖民政府之治台歷史，以及日本在二次大戰時期的戰爭罪行。此爭議後來演變為，許多青年學生、公民團體成員及教師們，於2015年七、八月間在教育部前長期群聚抗議。教育部一度被侵入佔領，後來又演變為統、獨兩派人士之街頭對立、衝突。2016年民進黨重新獲得執政機會；反課綱微調運動為其勝選的重大關鍵。因此民進黨政府廢除馬政府時期之課綱修改及微調，重申自李登輝、陳水扁執政以來，在「本土派」政治勢力支持下建構的台灣歷史記憶。在此歷史意識形態與政治趨勢下，以及在日圓貶值帶動的赴日觀光風潮下，台日關係有升溫趨勢，在民間日貨與日本料理也大受歡迎。在外交戰略上，民進黨政府也有意強化與日本之友好關係，以對抗中國要求統一的威脅。
在美國方面，川普總統就任以來，強力執行美國優先政策，以完成其選舉承諾，「讓美國再偉大起來」（Make AmericaGreat Again）。無論在經濟上或軍事政治上，其心目中的首要敵手便是中國。在政治及全球戰略上，川普派遣海軍以自由航行權之名，強力介入中國與相關東南亞國家間的南海爭議。在國際貿易與科技競爭中，川普對中國實施高關稅之經濟制裁，以圖平衡中美貿易逆差，以及防堵中國科技產業升級之長程規劃。在中美兩強國的政治經濟角力中，美國政府及國會皆有意增進與台灣的關係，以挑戰中國堅持的「兩岸一中原則」，藉此增加美國對中國談判的籌碼。台灣政府亦樂於藉此機會突破被封鎖的國際外交困境。
在如此之台灣島內局勢下，以及在海峽兩岸及相關強國之國際關係中，產生多層次的多數與少數情結。以台灣之省籍情節與統獨意識形態來說，許多「外省人」覺得自身為少數族群，尤其在閩南、客家、原住民等被獨派人士建構為「真正的或本土的台灣人」而感到自身被排除在「本土」之外的情況下。然而對於台灣的獨派或本土派人士來說，面對近14億人口且國際政治經濟實力日益壯大的中國，他們也覺得台灣人是少數。尤其在中國堅持「一個中國」且得到國際大多數國家承認的政治現實下，更覺得「台灣人」是被迫害的少數。以中國近年來面臨的國際局勢來說，人口眾多、經濟實力強大的中國並非無懼；中國亦感受到自身被美國及其日本、印度、澳洲及歐盟各國孤立之危機，以及感受到台灣、香港與這外界龐大敵對勢力的勾連。
於是在台灣內部，對一些本土派與獨派人士來說，中國大陸政權便是外界的毒藥貓，而在台的統派人士，或被普遍認為親中的外省人，則是近在身邊的內部毒藥貓。當大陸對台灣的敵意與威脅增強時，他們常將對中國的厭憎轉移到內部毒藥貓身上。憎惡統派人士及外省人，對之施以言語暴力。與內部毒藥貓的矛盾與衝突，也會讓他們更討厭中國。前面數章中我曾強調，人們特別恐懼、厭惡近在身邊的「毒」或敵人。此種恐懼與厭憎情感來自人們的原初社群認同，而國族主義下的民族國家，便是一種基於原初社群理想之政治體。因此，愈感受到中國對台灣的敵意與威脅，愈使得許多台灣人沉浸在「純粹的或真正的台灣人」之想像社群中尋求慰籍。在這樣安全溫暖與同質性的原初社群中，人們常猜疑及難以容忍「異質」與「污染」，也就是內部異己，因而難以擺脫對內部敵人的恐懼。
2020年一月的台灣總統大選，尋求連任的蔡英文總統與民進黨立法委員們，全力推動「反滲透法」的立法程序，並快速於2019年12月31日在立法院通過此法案。這個法案的意義在於，提醒民眾中國大陸的勢力已透過其在台灣的代理人滲入我們內部；它反映一原初社群對內部敵人的「猜疑」，而這樣的猜疑容易讓人們在「獵巫」中失去理性判斷。總之，獵巫（找尋內在毒藥貓）是解除群體內部緊張、外在恐懼以及團結社群的方便途徑。也因此，社群內掌握權力者常提醒眾人注意外患與內憂，以及兩者間的串聯，以讓支持群眾團結在一個純淨的社群之中。如同小孩子們玩的蓋被子游戲；與手足及鄰居好友共同躲在一裡面黑暗但溫暖的大棉被下，以棉被外的恐懼（如想像外面有魔鬼或大野狼），來增強被蓋內手足朋友間的團結。
對於許多中國大陸民眾及領導官員來說，在兩岸之歷史與國際現實下，台灣人原來就有「不是外人也不是自己人」之性質─替罪羊的普遍特性。因此在中國面對內在矛盾及外界敵對勢力之雙重恐懼下，台灣很容易成為前者解困舒壓的替罪羊。目前台灣以親美、日作為外交抗中策略，此作法無疑將強化自身在中國眼中的此種形象─對中國大陸而言，美國率領的全球反中力量之集結，是一龐大、可怕的黑暗勢力（外界毒藥貓），而此勢力透過台灣（內部毒藥貓）已近在身邊。近年來大陸國族主義情緒高張，一般認為是由於大國崛起情懷產生的自信、自負。此應是毫無疑問。然而除此之外，2008之西藏314事件、2009新疆75事件、2014香港的雨傘運動與現在（2019-2020）仍在進行的反送中示威、2014台灣太陽花學運，這些發生在中國邊疆或「邊緣」之政治騷亂，皆受到許多西方國家及世界主流媒體的關注，以及得到國外官方及民間團體的支持。如此更強化許多中國民眾及黨政領導們心中內憂（內部毒藥貓）與外患（外界毒藥貓）相勾結的危機意識，也使得中國國族主義情緒進一步得到強化。
居於「純淨」國族主義原初社群之邊緣，因此被認為有潛在危險及「不純淨」的國族邊緣人，如台灣人、台灣的外省人，以及中國大陸之維族、藏族等等，在被猜疑、排斥及被邊緣化的危機感與挫折下，其激進者也可能由無辜的替罪羊，變身為對主體人群有反噬意圖與行動的毒藥貓。在中國，前述西藏314事件，2009以來多起主要發生在朵康藏區的藏族自焚事件，新疆75事件等，都具有此種性質。在海峽兩岸之間，民進黨政府在戰略上連結美、日，以及加強購買或自製先進武器，皆等於警告中國，台灣是有反噬意圖及能力的毒藥貓。在台灣內部，以推動兩岸統一為主旨之「中華統一促進黨」、「愛國同心會」等組織的出現，以及其涉及的多起集體暴力衝突事件，也讓他們成為獨派或本土派台灣人心目中具有威脅性的毒藥貓。這些毒藥貓行為，無論是直接的暴力反噬，或是「弱者武器」之羞辱，皆被自視為核心的群體視為與外在勢力相聯結之「叛徒」作為。因此這樣的毒藥貓反噬行為，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更讓人們堅信內部毒藥貓與外在毒藥貓相互串聯，而讓更多無辜者成為替罪羊。
作者為哈佛大學博士，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台師大講座教授，中研院院士。研究領域為中國民族、游牧社會、族群認同與歷史記憶。曾長期在青藏高原從事結合史學與人類學的羌、藏族田野，建立由邊緣理解中國之方法基礎。由理解邊緣族群而將其奇特化為熟悉，因而將吾人熟悉的知識視為奇特，並以同一邏輯重新理解它們。主要著作為《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擇》、《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等書。
書名：《毒藥貓理論──恐懼與暴力的社會根源》
作者：王明珂
出版社：允晨
出版時間：2021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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