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日子我是每天下午兩點前就會打開電視或是平板，等著收看衛福部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的許多人之一。
一開始當然是因為關心疫情變化，但仔細回想返台一年以來，除了鑽石公主號，武漢包機，磐石敦睦艦和最近的部立桃園醫院幾個獨立事件讓人有幾分心驚膽跳，以及偶有隔離期間違規趴趴走的個案，台灣和許多國家天天上萬人感染，上千人死亡的疫情相較，說是乏善可陳也不為過。
因此許多時候，關心的重點自然而然落在我從事了一輩子的工作，記者，身上了。
圖片來源：華視新聞頻道Youtube
網路普及，新聞分秒必爭，報導品質要求降低
不過是二十年前吧，重大新聞如果不靠電視廣播現場轉播，就得等當天的晚報或是隔天的早報。外電人少無法到處跑，只得定時盯著中央社的新聞螢幕，收音機中廣新聞整天開著，下午三點多就去大樓櫃檯巡晚報來了沒。這種新聞報導或是傳播的方式，對許多沒買過報紙，大小新聞只要打開手機就有的年輕人而言，恐怕是天方夜譚。
隨著網路普及，傳統媒體面臨的挑戰日益增加，網路版即時新聞分秒必爭，讀者求快求短手機一滑便過，都是記者的夢魘。除此之外，還有點閱率的壓力，加上越來越少有人願意花時間看長稿，也造成記者下筆前必須絞盡腦汁，只求讓讀者有興趣點開來看，於是聳動或是與內文不符的標題屢見不鮮。
這種趨勢也讓媒體對報導的要求降低，逐漸走向短而淺，常常一個議題過了就不再回頭思考。這不是只有台灣才有的現象，即使是我的老東家路透社，新聞取材的準則也漸漸傾向有沒有人看，只看點閱率多少，而不光是值不值得，有沒有新聞價值。
但這是記者在採訪現場，因為有壓力，競爭激烈就可以胡言亂語的藉口嗎？
例行疫情記者會，媒體亂象一一現形
除了去年中有一段時間一直零確診記者會每週一次，一年多以來政府每天召開疫情記者會，有時甚至一天開兩次。我就算不是身經百戰，也可以稱得上見過些世面，放眼世界像台灣這樣天天召開記者會絕對是異數。
即使了解這是台灣防疫成功的手段之一，我還是十分驚訝記者會經常進行到沒有記者發問為止，更詫異為什麼有這麼好的機會可以問到飽，許多記者卻只是在膚淺無意義的問題中打轉。我不禁要懷疑，是不是因為時間沒有限制，導致坐在台下的記者漫不經心，只需按表操課舉手舉到可以提出一個問題交差了事，而不在意是不是已經有同業問過，並且得到答案或被拒絕。
記者發問不提服務單位，是否不願為發言負責
讓人詬病的還有多數記者提問時不願說出自己服務的媒體，理由是避免網民肉搜攻擊。然而記者若是替閱聽大眾提出想問的問題，何須擔心被攻擊？應該會獲得掌聲才是。但很不幸許多問題不僅毫無意義，並且反覆再三不知所云，這種表現除了對受訪者不尊重，更顯露出自己的無知，被網民嘲笑也是理所當然。
記得多年前在台灣跑央行新聞，有個記者問了個非常膚淺的問題，央行總裁看了他一眼答道：回家做功課之後再來問我。當時我初出茅廬印象深刻，以後參加記者會不敢不做功課就上場，深怕當眾出醜。可惜如今官員面對媒體多半和顏悅色，或許這也是造成一些記者不知上進的原因之一吧。
有記者認為因為和採訪對象十分熟識，所以無需報上姓名。舉例政治人物被堵受訪，從沒聽聞要求記者先報上媒體名稱的呼籲。然而疫情記者會是政府現場即時轉播的正式官方記者會，不是只有一群互相熟識的記者和認識他們的受訪者在一個房間裡溝通說明，兩造面對的是想得到完整而正確訊息的全國民眾。每天記者會開始之前，指揮中心沒有例外一一報出列席者的職稱姓名，發問的記者卻避而不提身份，很難讓人不以為是因為不想為自己的發言負責。
第四權在民主發展過程中極為重要，人人有權監督讓媒體變得更好，就像媒體的責任也在於監督政府。記者如果連為自己合理提問辯駁都做不到，如何在工作上為複雜甚至難以辯護的公共議題發聲？如果鄉民無理霸凌，難道媒體如此手無縛雞之力無法聯合為自己的行業辯護？
毫無同理的提問、不做功課不做記錄
毫無同理的提問，在記者會上也經常出現備受批評。記者當然不是張老師或心理醫生，但考慮新聞對象的立場是基本原則。數不清有多少次記者死纏爛打，要指揮中心提供感染者與疫情無關的個人資料。記者發問前必須考慮的是，這些細節對疫情報導有何助益？幾乎是沒有的，除非內容是八卦小報周刊雜誌在撒狗血。
不做功課不做記錄，一開口就想要有個答案可以抄，也是記者會上常見的戲碼，例如提問是不是第一個在台灣染疫過世的外國人。這在台灣只有九例死亡的情形下，說沒有記錄讓人無法置信，發問純粹懶惰不想找資料。另外指揮中心已經公告發布的一些施行細節，硬是要主持記者會的人再唸一次，或是追根究柢問一些目光如豆的無用枝微末節，幾乎讓人以為在應付耍賴的小學生。
疫情之始的為何不全境普篩，到最近疫苗問世後的購買細節，作為記者這些都是合理並且應該問的問題，但是在受訪者再三說明解釋，並且告知商業談判必須保密之後，還是不斷跳針反覆，幾乎讓人以為面對的是失智病人。即使回覆已經說過了，這是考古題，也絲毫感覺不出提問者的羞愧，因為隔日必定再問。
記者因為媒體立場而提出惡意且不合理的問題
然而最讓閱聽大眾憤怒的，應該莫過於記者因為媒體立場而提出惡意且不合理的問題了。例如拿著國台辦對台灣的例行謾罵，或是政治人物的胡亂臆測，甚至連勝文莫名其妙要求蔡英文向美國總統道歉，一再要求指揮中心回應與疫情本身無關的政治口水，對想要了解疫情的閱聽大眾毫無助益。
有時我想或許是自己對新聞採訪的看法太嚴厲了，一再逼問為何不買中國疫苗的惡意思維，至少和疫情相關。但當我聽見要指揮官對與疫情毫不相干的變性網紅聲稱懷孕一事作出回應時，我對記者的同理心瞬間又化為烏有。
稍稍有一點自尊的記者不會糟蹋自己的專業至此，而如果對自己的工作方式從不檢討自甘墮落，就沒有權利要求閱聽大眾不群起攻擊。
基本常識提問，觀眾都可以解答了
我感觸最深的是，當記者問出一些令人發笑的基本常識問題時，觀看直播的網友紛紛代替疫情專家即時回答並且言之有物。我看著不斷跳動的答覆，不禁要為在疫情中認真報導的醫藥記者抱屈：原來媒體的功能包括為閱聽大眾解釋議題傳播訊息，如今這些不自重不努力的害群之馬，反而需要民眾為他們解惑了，然後大肆訕笑。
這些完全不合格的記者，不但沒有負起第四權的光榮使命傳播資訊，揭露社會陰暗面，發揮對社會的影響力，監督政府施政並為公眾行使話語權，反而把台灣媒體的努力和聲望都賠進去，實為民主過程中的污點。
作者在海外漂泊二十多年後，目前與同為路透社記者的英國丈夫，在八里左岸和普羅旺斯之間如候鳥般移居。希望兩人近半個世紀的國際新聞生涯，能提供些許真切看台灣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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