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平等、自由與強制
在反對追求平等的理由中，一個很常見的說法是，推動平等會對個人自由造成不可接受的干預。諾齊克便曾以籃球明星威爾特．張伯倫（Wilt Chamberlain）為例，生動的對平等提出反駁，而海耶克等人也一再提起這個例子。但自由的價值同樣可以當作論據，用來主張要讓社會更平等。正如我在第一章說的，反對經濟不平等的理由之一，是它導致某些人對其他人的生活擁有過大的控制權。因此，在平等的論戰中，雙方都可以訴諸某一種個人意義上的自由（freedom）或政治權利上的自由（liberty）。本章的目的，是藉由檢視後者這種自由的種種爭議，以及我們在乎自由的各種理由，來釐清這場論戰。
干預一個人的個人自由，意指阻止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因此，幾乎在所有定義中，人們似乎都有初步（prima facie）的理由反對自由遭到干預。這可能正是為什麼我們干預一個人的自由時需要特殊的合理理由，反之若不會干預自由的話，則不需要。如果我們對某個政策唯一所知的，是它牽涉到干預某人的自由，我們就有顯而易見的理由反對這項政策。為了合理化此政策，必須證明這個明顯的理由實際上並不適用，否則其他人可能會基於另外的考量否決。
然而，自由並沒有因此而顯得獨特。如果我們知道執行一項政策，會致使某些人變得非常窮，而且有另一項政策可以讓他們不那麼窮，那我們當然有理由反對這個政策；除非支持者能證明這個理由不適用，否則政策會被否決。但即便這層需要並不是干預自由所獨有的，似乎也點出了自由和平等的的迥異之處。如我在第一章說過的，我們似乎沒有什麼理由要在乎平等本身──在乎人們擁有的東西之間存在差異；相較之下，不如在乎給弱勢更多資源之類的事。平等或許如同諾齊克所言，是毫無意義的模式，或者人們會在乎，只是出於嫉妒。
本書最重要的主題之一是，雖然我們未必有什麼顯而易見的理由反對不平等，但在許多情況下，仍然存在著反對不平等的好理由，只是我們需要探究這些不同的理由。同樣地，說到自由，也有很多因素會導致一個人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我們也有不同的理由去反對這種事。想要了解自由和平等之間可能的衝突之處，需要先了解每一種衝突產生的原因。
我之所以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可能是因為缺少必要資源，某些個體或機構提供的必要資源，而且他們甚或刻意阻止我得這些資源。我有可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因為我欠缺必要的教育，而我無法接受這些教育是因為我付不起學費。同樣地，我有可能不能去想去的地方，因為我沒有車，而且我沒錢買車或租車。
海耶克會說，在這類例子裡，我都不缺自由，而是缺乏我想要去做的權力（power）。他認為，視自由和這種權力為同一件事，會忽略自由的核心概念，因為在這些例子中，我的自由總是隨著財富而增減。而海耶克主張，除非有人對我做出人身限制或強制（coercion），阻止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否則的話，我的自由不會受到干預。他說，「一個人身處的環境或處境被另一個人控制，而他為了避免更嚴重的不幸，被迫不遵從自己的計畫，反而服務他人的目標」，唯有此時，我的自由才算是被干預了。
自由和權力之間的區別，在海耶克為他支持的立場所提出的辯護中至關重要。保障基本收入可提升很多窮人的權力，他們得以做自己有理由去做的事。而如果保障基本收入算是提升窮人的自由，那麼提升的程度需要跟上、甚至超過稅收對自由的干預，畢竟這項政策需要稅收來支持；海耶克拒絕這個看法。就他的觀點，稅收干預自由，而保障收入無法增加自由，只能讓人有更多權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海耶克說得沒錯。至少在很多牽涉到強制的情況中，都存在某些我們應該反對的要素，但在一個人因為欠缺手段而無法得其所欲的情況裡，並沒有直接出現這些要素。以我適才舉的例子來說，並不是因為有人為了要我依他的「計畫」行事，而以處罰來對我施加壓力，致使我無法接受教育或前往想去的地方。
但是在這些例子裡，我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確實是強制性的。我沒有錢，所以我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因為要做這些事得先擁有或使用的資源，是屬於另一個人的財產；除非我用錢跟他進行交易（exchange），不然他會禁止我得到或使用他的財產。我沒辦法取到一輛車，因為每輛車都屬於某個人。法律禁止我沒有得到擁有者的允許便使用這些車，而如果我用了則會遭到處罰。所以，如果沒有錢，我就沒有能力得到我想要的，是因為財產權的存在，而財產權正是由強制力所支持的。這麼一來，以海耶克的話來說的話，只要我的財富變多了，我會有更多權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羅伯．黑爾（Robert Hale）很久以前曾強調過，這種「背景強制」（background coercion）的重要性。可惜，他接下來的解釋可沒那麼有道理。他認為，如果有一方同意某個安排，只是基於另一方的堅持，那麼前者就是被強制同意的。以我之前舉的例子來說，如果我把本來要買食物的錢用來租車，以便出席一份工作的面試，黑爾會說，我是被強制付這筆錢的。但他又很快補充道，這並不代表在此情況下，租車商這麼做是不被允許的，也不代表我跟他們之間是非自願的無效契約。他認為，一件事有沒有牽涉到這種強制及其對錯，是兩個不同的問題。然而，要是把每一件對彼此有利的對價（quid pro quo）交易都說成是強制，確實像是扭曲了我們一般說的「強制」，或許甚至耗損了這個概念的力道。
然而，海耶克對自由和權力的區分真正值得注意之處，並不在於他區分了強制和其他防止人們為所欲為的限制，而是在於他區分了兩個反對讓人因為某些因素無法為所欲為的理由，至於這些因素是否構成強制並不重要。首先，人們有理由反對某個有價值的選項，原因在於這些因素變得無法取得，或是必須付出巨大代價或風險才能取得。這個理由的力道完全取決於人們想要這個選項的理由力道有多強。但仍有另外一種理由，可以用來反對人們陷入他人控制、屈服於他人意志的處境，一如海耶克所描述的處境。反對這種處境的理由相當多樣，不只取決於那些變得難以取得的選項到底多有價值之外，還有其他眾多因素，而我在以下提出其中三個因素：
第一個能決定我們多有理由反對屈服於他人意志的因素，是我們和控制者之間的關係。相較於陌生人或宿敵，被家庭成員或所愛之人控制，可能會比較不令人反對（但在某些情形下或許會更應該反對）。
第二個能決定我們多有理由反對受他人控制的因素，在於控制者有多少權限（discretion）能決定我們該做什麼。正如海耶克的觀察，如果法律能夠規範控制者可以強制我們做什麼，那就比較不需要反對。原因之一可能是法律會使干預變得容易預測，我們得以提早計畫如何應對。但除此之外，這其中也有人的因素存在：一種情況是控制者只能根據法律下令（而且要有理由），無法選擇要不要遵從，也不能改變法律；而在另一種狀況下，控制者可以隨心所欲命令我們做任何事。在這兩種不同的關係之間，後者顯然比較應該反對，因為控制者可以用難以接受的方式，任憑己意決定我們的命運。
第三個決定我們多有理由反對被他人控制的因素，則是生活中的哪個面向會被控制。由別人決定自己做事有哪些限制，像是房子可以蓋得離土地邊界多近，或由別人指示自己該怎麼過生活，比如和誰結婚。後者顯然更糟，原因之一在於，選擇伴侶這類的多數個人抉擇，如果是由別人決定，或是在他人強烈影響之下決定的話，無論影響的方式是威脅或是用金錢或職務收買（offer），這件事的意義都會改變，而且通常會被破壞。重點是，有些選擇只能依據自己的理由，而且是特定類型的理由（如不能是為了金錢利益）來決定。
所以海耶克推斷而出的區隔，不只是區分了強制和其他限制一個人能否得其所欲的方式。唯有思考我此時正在試圖區分的這兩種理由，才能理解強制有什麼可反對之處，以及判斷什麼時候仍然可以讓強制變得合理，也才看得出來海耶克所說的。
在多數情形下，這兩種理由都可以用來反對強制。強制通常包含威脅──「做A，否則的話，我就做B！」而對被威脅的人來說，B才是他有好理由不想要的事。他可以用前述的第一種理由來反對這種威脅，因為這消除拒絕做A又不會遭受威脅中懲罰的選項，以致他做選擇的情境變得更糟。此外，另一個應該反對威脅的原因是，他如果遵從威脅，免不了陷入他人的控制之中。至於收買，只要可以改善當事人做選擇的情境，並因此不適用第一種反對理由，通常也不會被當成是強制。
但在第二種理由下，收買也是應該反對的。比如，你有錢的舅舅願意買輛車給你，前提是你要放棄立刻結婚的打算。你依舊可以選擇結婚而不要那輛車，而且你還多了一個選項是，先拿到車，之後再結婚。舅舅的收買看起來並沒有讓你的選項變差，或許甚至更好了。（雖然放棄一輛你可能需要的車子，也許使得現在結婚這件人生大事發生什麼改變。）然而，由於舅舅嘗試控制的是你現在要不要結婚，這個例子因而看起來有了強制的意味。因為這是那種你會有強烈理由想要不受他人的控制或影響，自行決定的事情。
一個強制性的威脅（或者該說是「強制性」的收買）是否可以容許，至少需要考量以下幾個因素：（一）被排除的選項有多少價值，或是因此變得多難取得或缺乏吸引力，以及一個人是否有權利（entitlement）做選擇；（二）如果不接受要求，一個人的損失會有多大；（三）威脅者是否有權力阻止你做這件事；（四）接受要求代表受到對方以這種方式控制。
先舉個最標準的例子：有個搶匪拿槍指著你說：「要錢要命！」在這當下，你有理由保住錢，有也理由保住命。此外，這裡也有個和強制無關的問題，亦即你有權（entitle）保住你的錢，而搶匪無權（right）殺害你。我想這就足以認為搶匪的行為不可容許了。而且你也有理由反對受到搶匪控制。這種要求根本是羞辱。而在其他情況下，這種理由又相形重要了。
我們再以裁員為例，雇主有很好的經濟理由減少他雇用的勞動力，這時他告訴一個員工，只要跟他發生性關係就不會被開除。在這個例子中，該員工無權（entitle）繼續工作，但雇主有權（right）開除她（這個強制本身能不能容許，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另一個議題）。這名雇主所為不可容許的原因是，他以開除員工的權利，強迫她遵從他的計畫；而這個計畫牽涉到對個人來說相當重要的選擇，因而特別應該反對。我們可以從這裡得到結論：即便為了經濟效率或其他的理由，雇主必然有權能決定員工的去留，但如果他們像前述那樣以這份權力威脅或勒索員工和準員工，也是不可容許的。
接著我們來思考刑法中的強制。刑法會有合不合理的問題，是因為它施加的懲罰都牽涉到非常嚴重的損失──諸如受到監禁、失去財產，甚至失去生命，而這些都是一般情形下人們有權（entitle）不受其害的事情。儘管如此，許多刑法看起來都很合理，因為這些法律會制裁謀殺、持械搶劫等人們有好理由不想涉入的行為，由此保護每個人不受其害。至於受制於這些法律意味著被他人控制，這件事看起來反而不是什麼關鍵因素。
在諸多人們有理由反對法律的例子中，如反對環境法規、土地使用區劃（zoning code）、職業安全健康規範，以及近日的稅法等例子中，反對的理由主要都是基於這些法律排除的機會有何價值，而不是遵守這些法律會受其他主體所控制。後者這種理由比較常用來反對針對個人行為的規範，如防制吸毒或要求騎機車戴安全帽的法律。面對這些規範，人們除了會失去某種機會，也有理由對於「被人指教該怎麼過生活」覺得反感。就算他並不重視這種機會──如從來沒想過騎機車不戴安全帽──也可能同樣有理由產生這種不滿。
任何行動或政策只要屬於「將沒人想要的結果加諸於某個行動方案（course of action），以阻止某人這麼做」這種廣義上的強制，很可能會受到前述討論中這兩種初步的反對。一項行動或政策是否可以容許，我們需要考慮兩件事，第一件，是有哪些人們不想接受這種要求的理由，是可以歸入這兩種初步反對的理由；第二件是有什麼理由可以允許控制者做出這種要求。我要說的是，在這麼廣泛的意義下，諸如期望能更有辦法獲取某個機會（亦即想要海耶克所說的權力）、反對被其他人所控制等理由，都可以用來反對強制性的要求。
有了這些自由和強制的概念為背景，我們便可以轉而討論「自由」和「促進平等」之間的衝突了。促進平等的方式之一，是靠稅制重新分配（redistributive taxation），亦即拿某些人的資源做為提供其他人福利的資源。而另一種促進平等，或者說防範不平等的方式，則是所謂的「預先分配」（predistribution），依法律和政策決定個人的稅前收入。如羅爾斯的差異原則，便是企圖用來解決經濟制度中「造成稅前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面向。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法律是個好例子。如果迪士尼和默克藥廠（Merck）握有專利和版權的時間沒那麼久，這些股東也不會這麼有錢。如果智慧財產權的效期短一點，造成的不平等照理說會少一點。我之後會繼續討論到，為何預先分配是更為根本的問題。但既然靠稅制重新分配比較受人關注，我就先來談談這部分。
稅收可能是干預自由最典型例子了。不想被罰錢或進監獄，就要交出部分收入做為稅金這件事，迫使我們更不容易做到原本可以用那筆稅金去做的事。而且，繳稅常常也牽涉到服務他人的目標，而非自己的目標──這筆錢可能用在我們根本不認同的戰爭、提供福利給我們認為不符合資格的人、資助我們覺得浪費錢的體育館或博物館等計畫。被法律要求付自己的房租，或是償還自己積欠的債務，都不會這麼令人反對，因為這些債務是我們為了追求目標而自願承擔的，並非受他人的意志所迫。
有人會說，只要稅金是經由正當的政治和法律秩序所徵收，而且這套秩序也批准用稅金支付前述支出，那麼我們依然欠這套秩序一筆稅金。因此，繳稅猶如還債，這是一筆我們必須放棄，而非有權保有並任意使用的錢。這個回應方式可以說是丐題（question begging），把結論藏在問題裡，因為它預設了稅收法律具有正當性，但這點正是問題的重心。不過，宣稱我們有資格保有自己的稅前收入，同樣是預設了我們賺取收入時，身處的這個政治與法律架構具有正當性。稅收法律是這個架構的一部分，它和其他部分有相同的法律基礎，當中也包括規定了財產權的法律。所以，因為稅收拿走了在這套法律架構下屬於某個人的東西，而宣稱稅收不具正當性，這是說不通的。
因此，要了解有哪些理由可以反對靠稅收重新分配，最好的方法並不是認為，錢是人們靠自己賺來的，而受所處法律制度保障的稅前收入，有一部分被這種稅收奪走了，所以我們應該反對。而是因為一套允許靠稅收重新分配的法律與政治制度，本身就不公不義（同時人們在此制度賺來的稅前收入，也因此染上了某些道德汙點。）
然而，任何稍顯煞有其事的觀點都會允許某種形式的稅收。比如說，假設有些觀點認為把稅金用在執法和國防上（也只用在這些上）是正當的。從這種觀點看來，如果法律只要求人們為此繳稅，違者處以罰金或徒刑等處罰的話，就不會被看作是應該反對的干預個人自由。這類法律會是強制性的，會藉由減少可支配收入，縮減個人追求目標的手段，然而，法律也可能以其他方式增加個人收入，以保障這類稅收得以實現。
作者為著名哲學家，哈佛大學講座教授，專攻倫理學與政治哲學。他拓展了盧梭、康德與羅爾斯的契約理論；也是繼羅爾斯之後，當代道德契約主義代表人物。曾任哈佛大學哲學系主任。與湯瑪斯•內格爾一同創辦了享譽全球的哲學刊物《哲學與公共事務》。著有《我們彼此負有什麼義務》、《寬容之難》、《道德之維》等書。
書名：《為何不平等至關重要》
作者：托馬斯．斯坎倫（T. M. Scanlon）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21年0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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