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網際網路和Google出現之前，我們過著怎樣的生活：你可以花了一整晚討論一九九四年足球世界杯的陣容，或是亨利八世妻子的順序。這類討論如今都能在短短三十秒內解決。回想這些難免教人緬懷過去，可是你也別忘了網路問世之前的生活是多麼艱難。一九八○年代，我正考慮出國留學，需要查找一所美國大學的地址。為此我到斯德哥爾摩的瑞典國家圖書館，找一本登記了世界上所有大學地址的磚頭書。當我終於要離家時，我甚至連自己要去的地方的照片都沒看過。而到了那裡之後，我對留學期間瑞典發生了什麼事一概不知（除了每週與父母通話十分鐘時，從他們口中得知的事）。
網際網路是否使我們擁有比以往更多的知識？這個問題不可能有答案。首先我們得計算真實的、有充分根據的信念有多少，然後以某種方式把人口成長納入考量，而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任務。假如硬要我猜，我會說民眾如今對大量事物的瞭解比過去多太多（例如世界某遙遠角落的樣子或流行文化）。可是除此之外，我猜民眾如今對世界的錯誤信念也比網際網路興起之前更多了。
蒙昧無知有兩種：錯誤不實的、沒有根據的信念，以及欠缺信念。這是得到錯誤資訊（misinformed）和無知（uninformed）的差別。一方面，當我說我不知道羅馬尼亞最高峰的名字時，我的意思是我沒有任何關於這問題的信念。由於我對此事一點頭緒也沒有，因此我缺乏知識——我是無知的。另一方面，如果我相信羅馬尼亞最高峰叫白朗峰，我的沒知識又是另一種：我有一個信念，但它是錯誤不實的。這樣的我是得到了錯誤資訊。
我在前文已強調信念在心理學上的核心作用——它們會引發其他信念，然後和欲望一起促成種種行動。基於這個原因，得到不實資訊比一無所知的傷害更大。如果我對氣候、疫苗和犯罪抱持錯誤看法，這將對我的世界觀和所作所為造成影響。這可能導致我不在乎減少碳排放，或選擇不給孩子接種疫苗。麻疹的疫情目前在歐洲各地的幼兒間爆發，部分原因是許多人抱持沒有根據的信念，認為綜合麻疹疫苗會導致自閉症，因而不讓孩子接種疫苗。然而，假如我對此沒有意見，這不會對我的其他信念和行動帶來直接影響。當然，它可能會帶來間接的後果。如果我對疫苗是否有害的問題完全沒有意見，我可能永遠不會帶孩子去接種疫苗——但若我真的相信接種疫苗對孩子是危險的，我沒帶孩子去接種疫苗的風險顯然大得多。而且如果我對某事沒意見，與我接觸並讓我基於既有證據而相信某事比較容易，因為不會有確認偏誤從中作梗。
近年來，關於專業之死，以及人們厭倦聽取專家意見而偏好自作主張的討論甚囂塵上。這在脫歐公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脫歐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戈夫（Michael Gove）表示：「這個國家的人已經受夠了專家。」我將在最後一章回頭談為什麼我們應該信任專家，但誠如尼可斯（Tom Nichols）在他的《專業之死：為何反知識會成為社會主流，我們又該如何應對由此而生的危機？》（The Death of Expertise）中所主張的，對專家的挑戰很可能與網際網路，以及網際網路讓每個人都能輕易搜索有關任何事物的資訊所產生的專業幻覺有關：資訊被包裝得容易取得，以至於我們有一種瞭解事物如何運作的感覺。在網際網路出現之前，你必須很努力才能讓自己熟悉本來一無所知的主題。你必須到圖書館借書，閱讀期刊文章，並使用參考書籍。這很費時，而且給人一種知識需要花心力取得的感覺。現在，關於任何事情的資訊幾乎都可以在一分鐘內獲取。知識顯得很容易取得，不再有任何理由信任權威。尼可斯不僅描述他做為一名政治科學家不斷受到非專家的質疑，還描述這種現象在整個社會中變得愈來愈普遍——醫生、律師、研究人員及許多專家的專業知識不斷受到挑戰。
「我們往往在遇到所知不多的事情時，高估自己的能力。」
心理學中有種認知扭曲叫作「鄧寧—克魯格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以心理學家鄧寧（David Dunning）和克魯格（Justin Kruger）命名。他們證明了能力和自信間有一種反比關係。簡言之，我們往往在遇到所知不多的事情時，高估自己的能力。自一九九○年代以來，研究者已進行了許多實驗，顯示這類認知扭曲發生在所有領域——它和諸如邏輯推理、語法寫作、醫療個案評估或打網球之類的能力有關。舉例來說，最高估自己邏輯能力的學生在邏輯考試中表現最差。這沒什麼好驚訝的，畢竟你需要用來評估自己在X方面能力的知識，恰恰就是有關X的知識或從事X的能力。基於相同的原因，能力較弱的人很難評估其他人的能力。鄧寧在最近一次的訪問中說，這種認知扭曲和在網路上輕而易舉就能找到資料，產生了一種有問題的互動：欠缺自知之明的能力，強化了虛假不實的專業感。根據鄧寧表示，當前的問題不是人們失去了形成主見的能力，而是人們太容易就拿定主意了。
我們在網路上找到資訊的速度大概和忘記這些資訊一樣快。我們讀過的東西不會全留在認知系統裡。不過，認知系統的極限也不是很明確。哲學家近年來開始討論起延伸認知（extended cognition）這件事。這個觀念是說我們用來解決問題和儲藏資訊的工具，也是我們認知系統的一部分。原始案例的主角是想去紐約當代藝術館的奧圖和印加（Otto and Inga）。印加知道當代藝術館位在第五和第六大道之間的五十三街，於是出發了。有阿茲海默症的奧圖開始失去記憶，因此把需要記得的東西都寫在一個隨身筆記本，其中包括當代藝術館的地址。他需要翻筆記本確認，但他快速又熟練地做這個動作，然後就像印加一樣輕鬆自得地往當代藝術館出發。奧圖筆記本上的資訊能不能算是他信念的一部分呢？這個問題也許有點怪——信念肯定是一種心理狀態，某種存在體內的東西，不是嗎？但克拉克與查默斯（Clark and Chalmers）想強調奧圖筆記本中的資訊，和在印加腦袋裡的資訊有一模一樣的功能。它對奧圖的行動有一模一樣的影響，而且（幾乎）和印加腦袋裡的資訊一樣容易取得（印加有時得花幾秒鐘想起博物館位於第幾街）——既然如此，我們為何不能說印加的信念在她的腦袋裡，而奧圖的（部分）信念在他的口袋裡？
這篇關於奧圖和印加的哲學文章，寫在智慧型手機接管我們的人生之前。智慧型手機在現代人生活中的作用翻轉了問題：我們是否已將部分認知外包給手中的智慧型手機？手機提供給我們的資訊，可能對我們的行動發揮和腦中資訊一樣的作用，而且（起碼幾乎）同樣容易取得。整體來說，我們有什麼理由把心理狀態限制為腦袋裡發生的事呢？這是當代哲學熱議的一個問題。無論你的答案是什麼，大家都同意一件事：手指滑一下就能取得的資訊，對你我行動的影響和腦中儲存的資訊是不相上下的。
重點不光是我們積極地尋求資訊。就在每個人口袋裡都多了一支智慧型手機的同時，社群媒體也有了重大突破。在此之前，臉書這類平臺的使用者主要局限在美國大學生的圈子。成立之初，臉書基本上是使用者個人的天地——分享可愛的家庭、美好的假期，以及令人垂涎欲滴的晚餐的照片。我們也玩開心農場之類的迷人小遊戲。不過，臉書很快開始發揮其他功能。二○○八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一位不知名的年輕參議員巴拉克．歐巴馬成功透過臉書動員了年輕支持者。二○一一年阿拉伯之春期間，社群媒體為在不同社區（例如開羅的解放廣場〔Tahir Square〕）組織及從事抗議活動的年輕人提供了重要的交流。沒多久，我們開始在臉書分享新聞文章和YouTube影片。在臉書出現前，一個網站要透過Google之類的搜尋引擎，或擁有會主動造訪網站的一票讀者，才能吸引人們的目光。現在突然出現一種截然不同的吸引關注的方式。鈔票也成了一大因素，因為臉書允許愈來愈多的廣告商加入，也設計了更多投放廣告的方式。我們分享的內容愈多，廣告商就愈感興趣。人們很快發現分享的內容是真是假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內容被分享了。我們不斷被餵食各式各樣的內容——甚至不再需要主動去找尋。點擊經濟的時代到來，為通常被稱為「同溫層」（filter bubbles）的現象奠定基礎。
同溫層有各種類型。我們的朋友構成一個同溫層。我們傾向與有相似背景及世界觀的人相處。就我所知，儘管我在美國有很多朋友，可是我的臉友中沒有一個人投票支持川普。我們也傾向信任臉友。這顯然與我們之前提到的內團體偏見有關——傾向信任自己所屬的群體，而對其他群體充滿不信任。資訊學與電腦科學教授門澤爾（Filippo Menczer）早在十年前就曾主持一項實驗，結果證明七二％的大學生非常信任來自朋友介紹的人脈，甚至到了願意分享個人登錄帳號密碼的程度。門澤爾決定測試人們願意相信看似來自友人的不實資訊到什麼地步。他做了一個假網頁，專門散播憑空捏造的名人八卦，然後在頁面上放廣告。等到月底時可以兌現收入。他的頁面被朋友分享的次數多到廣告開始賺錢了，這還是在他有在網頁中指出內容純屬虛構的情況下。
十年後，門澤爾的實驗已實際在全球各地發生。舉例來說，我們知道馬其頓的年輕人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分享假新聞賺了大錢。然而，看似由真人架設但其實是電腦生成的頁面（也就是社群機器人）也是很常見的事。而且臉書顯然不再只是做為個人用途，公司、政黨和各種意識形態團體也大量地使用臉書。專為臉書設計的政治性專頁不斷發送極為片面且錯誤的資訊流，然後透過每個人的朋友網絡向外傳播。這些專頁包括占領民主黨（Occupy Democrats）、憤怒的愛國者（The Angry Patriot）、當個自由派（Being Liberal）、受夠的美國人（Fed-Up Americans）等等。（瑞典版包括為彼得史普林佳挺身〔Stå upp för Peter Springare〕和奧丁大軍〔Soldiers of Odin〕）。它們的目標只是為了獲得更多分享數，而政治新聞愈是兩極化愈是容易被分享。Buzzfeed二○一六年秋季對臉書政治專頁所做的分析顯示，美國右翼專頁發布了三八％的虛假不實或誤導性資訊，而同一項數據在美國左翼專頁當中為二○％。只要內容是由朋友分享，而且驗證我們本來就相信的事，我們就會傾向信任這些內容，並進一步對外分享。例如二○一六年秋天流傳的一則故事，說川普在一九九○年代接受採訪時，曾表示假如有朝一日他要競選總統，他會選擇代表共和黨出征，因為他們的選民比民主黨的選民笨。這對我的朋友圈當然是令人非常滿意的「新聞」，因此在這個故事被揭露為子虛烏有之前早已被分享了無數遍。
作者為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斯德哥爾摩大學（Stockholm University）哲學教授。
她是一名國際學者，時常在世界各地演講、授課，發表的文章散見於各大國際研究期刊；亦為歐洲科學院（Academia Europaea）、瑞典皇家科學院（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及瑞典學院（Swedish Academy）院士。
書名：《另類事實──關於知識和它的敵人》
作者：艾莎．威克福斯（Åsa Wikforss）
出版社：春山
出版時間：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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