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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的美國國會大廈，聯邦參眾兩院舉行特別聯席會議，以認證各州選舉人團的總統副總統選票，場外抗議的川普支持者與警方爆發衝突，部分人士更直接闖入國會大廈。戲劇性的衝突場景為風波不斷的總統大選再添情節，雖然結局只是稍微延遲兩院的選舉人票認證。挺川與反川陣營對這起事件有截然不同的解讀，親川者質疑第一波闖入者可能並非川普支持者，暗示其中有ANTIFA的暴動分子滲透；而對於部分左翼媒體來說，川普支持者可以輕易衝進國會，而不是被警察痛打，再次證明這是一個「白命貴」的國家。在挺川與反川雙方各種陰謀論耳語之間，版本差別之大近乎沒有交集，顯然是某種「後真相」時代的見證，你的真相不是我的真相，我的真相就只是我的真相。
距離上一次美國國會大廈遭到強行攻入，已經是上兩個世紀的事，主角還是英國軍隊。如此聳動到近乎只會在特效綠幕發生的情節，居然活生生在現實上演，不免引起人心震盪。不過，耶魯大學的法政學者Bruce Ackerman，早在十年前出版的著作中預言，選舉的輸家動員他的支持者，通過體制外的路線抗爭，只是時間問題。意味著過去只是運氣好，如果當年高爾願意，也會有足夠多的人願意為他走上街頭，原來世界自由燈塔美國的代議民主體制如此脆弱，只能依賴輸家的節制才能自我免疫。
可是問題並不只在川普身上。某種程度上，川普的存在像是美國民主的替罪羊，彷彿只要拿下川普，美國自豪的民主體制就會繼續健康運作，像是一切都沒發生過。但愛憎川普所衍生的後真相現象，所反映的是美國兩大黨，以及其支持者之間，越來越巨大的分歧。而這顯然不會因為川普離開政治舞台而消失。
在上個世紀的70年代，兩大政黨在墮胎問題上的立場幾乎沒有分歧。共和黨的福特是溫和派，其夫人Betty Ford更是彼時女權運動的重要人物；雷根固然在墮胎問題上立場強硬，但在他的加州州長任內，他曾經簽署放鬆墮胎管制的法案。一直到90年代，墮胎問題才成為區分兩大黨支持者的最重要議題之一。
許多人把墮胎議題的政治化視為保守派對60年代「反文化運動」的反動，但後見之明的成分居多，它無法解釋為什麼該議題直到90年代才發酵？後來成為反墮胎議題教會主力的美南浸信會，在1973年對於羅伊訴韋德案的反應其實相當溫和，直到80年代，他們才開始在墮胎議題上採取強硬立場。
積極人士的組織串連工作，是現在共和黨與福音派血濃於水的主因。美南浸信會中共和黨傾向的牧師，在80年代還佔不了三成，但在柯林頓任內，已經飆破八成；福音派系統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比例，直到90年代初，都還是以緩慢的速度增加，到了2012年，卻突然快速成長，上升到30%以上。福音派的政治遠見還在於關注最高法院法官的議題立場，福音派主導的輿論風向，甚至足以逼迫總統撤回提名。小布希曾經提名白宮法律顧問Harriet Miers擔任最高法院法官，但在她支持墮胎權的過往曝光後，她立刻反遭自己政黨支持者的強行杯葛。
政黨自然都是各種議題光譜的交集，但要像共和黨這樣，在減稅、墮胎與擁槍三個議題上都必須完全政治正確，堪稱具有美國特色的保守主義。細究之下，不難察覺其中矛盾，減稅背後的理據是國家必須減少對個人的干預，但美國的紅色選民卻又同時不放心把女人的子宮交給個人與市場「看不見的手」。
對共和黨的支持者來說，減稅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的主張。共和黨對於白人藍領階級的著力，始於尼克森的「南方戰略」，其核心思想是共和黨很難得到黑人選民認同，但南方白人對有色族群的恐懼，卻是共和黨的機遇。尼克森一手挑起認同政治情緒，另一手則扮起「紅色托利」，其要訣是要打消白人藍領選民對於「共和黨會縮減社會福利、醫療保險、教育補助」的憂慮。
不過，根據最近幾年的調查顯示，多數的共和黨選民其實並不支持減稅方案，共和黨中最大力支持減稅方案的群體，年收入都超過某個驚人的數字，這並不令人意外。雷根時期知名的共和黨策士LeeAtwater曾經微調尼克森的南方戰略，他的主張是，南方選民並不是市場基本教義派信徒，他們是民粹主義者，民粹主義者信仰的是有能力撼動當權者，並帶給他們光榮感的人；而如果非要繼續減稅，那就要讓選民感受到，其他的有色族群會受更重的傷。
維持選民的光榮感，與保持他們的危機感，經常是一體兩面。擁槍議題就是最好的例子。與墮胎議題一樣，擁槍議題的政治化，也是相當晚近的事。作為教育與訓練組織，全美步槍協會起初並不關注槍枝管制議題，在它逐漸涉入這個議題的過程中，擁槍的權利也逐漸成為「美國人」自我認同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前全美步槍協會會長的Kayne Robinson曾經把槍枝管制立法視為對步槍協會的「恐怖聖戰」，並呼籲支持擁槍的美國人民為自由而戰，因為他們正深陷戰爭狀態，對手是肉眼看不見的自由敵人。
類似的末日修辭不難在親川言論中看到。
在這類論述中，擁槍權利成了被尼克森稱為「被遺忘的人」的鄉村白人（主要是男性），在面對「左派」政府、都會菁英、自由派媒體與有色族群的「步步進逼」時，手上唯一掌握的武器。儘管從現實的政治議程來看，民主黨在槍枝管制議題的立場上一再倒退，擁槍勢力持續在州議會與國會中獲勝，眾議院甚至在2017年通過法案，允許槍枝所有人可以跨州「隱蔽持槍」（concealed firearms），擁槍派的末日感幾乎沒有來由。
在福音派、頂級富豪與擁槍利益團體組成的紅色聯盟中，共和黨自身幾乎失去了交涉政治議程的主導性，類似艾森豪這類被歐巴馬視為政治標竿的共和黨人，幾乎不可能在如今的共和黨中出線。老布希曾經公開批評全美步槍協會，他並且因為在減稅議題上不循雷根路線，而被保守派視為叛徒，因此種下落選敗因，老布希讓保守派認定他們陣營當中，有很大可能出現潛伏者，RINO（Republican In Name Only）一詞在90年代開始廣泛出現在保守派的文宣與耳語中；小布希得要在減稅問題上一再保證才能說服那些蔑稱他爸爸「41」（指第41任總統）的富豪級支持者捐輸政治獻金，但小布希為了挽救拉丁裔選票所做的移民改革，以及推出教育與醫療改革的政府支出擴張計畫，都再度讓保守派質疑其忠誠。
布希父子之後，所謂「深層政府」的說法不逕而走。
在紅色保守派的世界觀中，外有世俗力量挾同婚與墮胎議題進逼，內有RINO與深層政府潛伏，在這終局之戰，他們無法不挺身而出，對抗「左翼勢力」。「左翼」或者「社會主義」同樣也是一個啟人疑竇的指控，歐巴馬的健保改革方案，放到歐洲哪個國家都是右派方案；歐巴馬在政治上的追隨者是共和黨的艾森豪；歐巴馬自承他「穩健改革」的政治思想啟蒙是保守主義思想家柏克；歐巴馬確實也比上一個民主黨總統，在政策意識形態光譜都更接近於中間路線，但共和黨選民對歐巴馬政府的不信任感卻是屢攀新高，如果不是歐巴馬膚色的關係，那顯然原因就是現在共和黨在政策光譜上的位置已經位移 。
川普或許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但可能是當前共和黨政治路線中，最政治正確的總統。他是第一個在全美步槍協會演講的現任總統，那是連被保守派視為教父的雷根，都心有顧忌的場合。由福音派、頂級富豪與槍枝愛好者在幾十年間構築起來的紅色堡壘，並不會因為川普是否在陣而瓦解。其實，川普對民主的殺傷力可能被過度高估了。
小布希曾經接受其策士的提議，嘗試將共和黨的「南方戰略」轉化為「拉丁戰略」，也就是爭取拉丁裔選民鞏固共和黨的基底。但共和黨一直都不是紅色政治聯盟的主導者，小布希的轉向很快就被聯盟的巨頭否決。拜登之所以提名拉丁裔的賀錦麗，證明了拉丁裔選民在美國大選中的地位，儘管成效如何還須驗證；川普丟了共和黨從柯林頓以後從來都沒輸過的亞利桑那州，該州既是拉丁裔移民聚集處，也是共和黨穩健保守政治家的基地（高華德與麥侃都出身該州），對共和黨來說無疑是重大警訊。
即使在那個共和黨被詹森橫掃的1964年，高華德也沒有失掉保守派重鎮亞利桑那以及「南方腹地」州喬治亞這兩個州，尼克森當年的觀察是對的，共和黨的機遇是憤怒的白人；但正如共和黨資深參議員Lindsey Graham所警告，共和黨現在的危機是沒有更多的憤怒白人，無法再多了。無論川普的支持者宣稱大規模選舉舞弊如何存在，共和黨的選票基底正在萎縮是事實，部分傳統「紅州」也因為產業變遷而逐漸「紫化」，但共和黨卻因為早在紅色政治聯盟中失去主導權而無法支應變局。
這對美國的民主政治前景來說，並不是件好事。在社會的常態分佈中，部分議題極端立場的存在是正常現象，但極端立場裹脅建制政黨，卻對健康的民主競爭環境不利；共和黨選票利基的萎縮，恐怕造成未來競逐總統的弱勢，如果共和黨始終贏不下總統，將加深保守派選民對民主遊戲的不信任感，更坐實其末日將臨的切身感，形成「反體制」傾向可能只是時間問題。川普的支持者無論如何都相信選舉舞弊的存在，足以證明民主機制已經無能再收束民粹能量，各種陰謀論敘事其實只是催化劑。
川普終究會離開大眾的政治視野，但共和黨的路線，卻會持續影響其政治命運，當然，還有美國的民主前景。不論理念的話，僅就現實政治層面來說，至少，共和黨得認真想想，如果（憤怒的）白人就是不夠多，以後到底要怎麼贏？
曾在老布希政府中擔任住房與城市發展部長，也曾經搭檔角逐副總統的共和黨資深眾議員Jack Kemp，一貫地主張共和黨必須對日益加劇的收入差距，以及美國的多元化趨勢做出審慎的政策回應，他多次自承是「同情心過剩的保守派」，在其生前最後一次的演講中，他公開呼籲共和黨：
「林肯的政黨需要重新省思與審視其歷史根源，那是作為解放、自由、公民權利，讓所有人機會平等的政黨。」
作者興趣是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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