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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怡忠

美中新冷戰進入第二階段,但這次是由中國發動


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美中新冷戰並未因美國政黨輪替而結束


一般認為川普政府發動的貿易戰開啟了美中對抗的無限升級,而2020年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的系列發言,則將這個競爭關係進一步推向對抗,並產生新冷戰的效果,畢竟連龐培歐自己也承認美中競爭已經類似一種新型的冷戰,但不同於過去美蘇冷戰的型態。


也因此當川普總統敗選,而預計接任的拜登團隊在競選過程也多次公開反對將美中關係推向新冷戰,拜登更說美國的首要敵人是俄羅斯,中國則是個「重要的競爭者」(serious competitor),更提到與中國的關係是有競爭也有合作,還說要在氣候變遷、非核擴散、以及大規模傳染病疫情等三大議題上要與中國合作。


由於中國對武漢肺炎疫情的作為,正是川普政府全面與中國決裂,並將競爭關係轉向對抗關係的主要原因,因此拜登團隊在武漢肺炎疫情要與中國合作的定性,不僅暗示拜登政府不會針對武漢肺炎疫情向中國究責,更將中國視為對抗疫情的合作夥伴,屆時拜登政府如何看待中國不透明的疫苗研發與許可過程,是否採信中國公布疫情的實像,是否會認真對待中國操控世界衛生組織所導致的問題等,是不是會在其建構「競合的美中關係」下而晾在一旁,外界都在看。


但拜登政府如果認為只要不走川普抗中路線,把美中關係向「競合」重啟,冷戰就不會出現。這種看法可能太過天真。事實上美中冷戰不僅會持續,而且還正要邁入第二階段,只不過這個新冷戰的第二階段是由中國發動的。


五中全會透露的戰略玄機


10月29日落幕的中共十九大的五中全會,中國提出未來五年經濟計畫,以及2035經濟願景,意即未來十五年的發展目標。事前沸沸揚揚的經濟雙循環理論,在這次的公報「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文字獲得證實。中國在五中全會公報還提出「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如果計算其數值,意味著中國整體GDP將在2035前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值得一提的是,公報出現了「確保二〇二七年實現建軍百年奮鬥目標」這個過去比較沒看到的議題(建軍百年)與時間點(2027)。


在這個應該是以討論經濟發展方向為主的五中全會,不僅出現新的軍事議題與時間要求,其提出「未來十五年經濟願景分析與奮鬥目標」也是相當罕見,上一次是在江澤民時代於1995年提出的直到2010的十五年願景。由於之後外界認為江澤民在當時會有十五年願景的提出,對其在2002卸任總書記後持續擔任軍委會主席頗有助益,因此類推認為這暗示了習近平2022之後不僅會續任總書記,而且有可能會續任超過2027。更因為五中全會公報提到2027是解放軍建軍百年,因此打算在那個時間點要完成什麼目標,也成為外界高度關注的焦點。


習近平自己對五中全會特別提出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提到這份報告從七月下旬到九月下旬他自己就親自主持召開系列座談會,並在八月中到八月底首次展開網上徵求意見,還有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從八月十日開對共產黨在一定範圍內徵求意見。習近平在說明中提到為了這個五中全會的五年經濟規劃與十五年遠景目標,中共中央在建議稿起草期間,是有三次中央政治局常會,兩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討論,形成了這次五中全會的建議稿。


習近平會特別做出這種補充說明,應是強調這不是他一個人的主張,而是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與中央政治局常會經過數次開會才形成的決議,意即這是全黨的意見。當然習這麼說是表示自己已經牢牢掌握黨中央,還是對外界表示這不是他一個人就能做出的決定,暗示有其他力量也在分享權力等,解讀自是見仁見智。


但正因為這建議起碼有中共最高決策單位中央政治局的決議背書,因此其重要性不可小覷。認定2035中國人均所得或是全國經濟總量可以加倍,意味著中國認為其經濟規模在2035前可以超越美國,說明中也提到是因為「逆全球化趨勢加強」、「有國家大搞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傳統國際循環明顯弱化,在這種狀況下,必須把發展立足點放在國內,更多倚靠國內市場實現經濟發展」、「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打通經濟循環點,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完整性,使國內市場成為最終需求的主來源,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由此可見中方的經濟策略在未來,會更多倚靠其國內市場,並降低外貿對中國經濟驅動能量的比重,其估計是因為看壞全球化,並對美中關係的未來不抱持太正面期待,即便川普敗選,也認為美國保護主義趨勢不會止歇,因此與其期待外在環境,更不如求己。


北京不再視中國為崛起大國,而是決定性大國


但因為習近平在說明中一開始就提到「我國發展依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我國有獨特的政治優勢、制度優勢、發展優勢和機遇優勢,經濟社會發展依然有許多有利條件,我們完全有信心,有底氣,有能力譜寫『兩大奇蹟』新篇章」。


換句話說,習強調中國處於戰略機遇期,但這個機遇期不是外界環境賦予的(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而更多是來自中國本身具有的種種優勢,包括政治與制度優勢等,使其可以譜寫『兩大奇蹟』。在此習所謂的『兩大奇蹟』指的是「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蹟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蹟」。


如與二十五年前江澤民時代提出之「2010遠景目標的建議」相比較,更可以發現這個對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判斷與當時的不同之處。當時的判斷是「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但天下並不太平。世界加快向多極化發展,新的格局日漸明顯,國際和平環境可望繼續保持;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異,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國際經濟合作和交往將更加密切;世界經濟將在起伏中進一步增長,亞太地區經濟發展更加活躍」,而當時的應對方式特別提到要「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進一步發展開放型經濟,運用我國經濟的比較優勢,提高競爭能力,更好地與國際經濟互接互補」。這顯示當時是以強化與外界的連結來發展經濟,但現在卻是降低與外界的連結作為經濟驅動的策略,與二十五年前完全相反。


這個經濟策略的轉變除了與逆全球化的趨勢相關外,中國現在更強調自己擁有制度與政治優勢,這到底反映出的是北京出現哪一種對西方世界國力的解讀?中共一方面逆反先前的經濟發展策略,知道自身社會與經濟體質依舊存在重大挑戰,但又認為靠自己就足以支撐其經濟在未來十五年可以加倍並超越美國。


這難道是認為西方是因為自身實力下墜,底氣不足,所以才訴諸保護主義,因此導致對中國的不友善與封閉策略,在此使得中國必須採用內循環為主導,堅持內需優先的雙循環經濟策略?


我們必須要注意到,除了北京積極要甩脫其是武漢肺炎發源地,四處造謠說武漢肺炎是美國、義大利、挪威及其他國家傳入外,在今年二月時就一再強調中國有舉國體制使其有抗疫的制度優勢。之後隨著西方民主國家深陷武漢肺炎疫情無法自拔,北京開始出現一種新的自信,認為武漢肺炎中國能快速回歸正軌,而西方國家卻水深火熱,顯示中國本身制度的優越性,甚至超越民主體制


當然中國對於疫情一開始在中國出現時西方國家的積極捐輸是絕口不提的,當時還要求西方國家在捐贈醫用保護物資時不要對外公開,但當西方國家水深火熱,中國疫情似乎受到控制後,中國對西方國家的物資捐贈卻多要求要能公開以顯示中國的大器與慷慨,更不要提其物資多是需要購買,不完全是捐贈,且不少品項的品質很有問題。但對中國來說,這都不重要。北京從西方至今深陷疫情的現象,不僅認為這可以對內部證明共黨體制的優越性,還以西方對疫情的回應狀況,進一步打擊民主體制的正當性,並因此產生了前所未見的自信。


在過去中國面臨西方國家在人權與民主價值議題對北京的質疑時,往往只能防禦的提西方也有類似問題,對自身違反人權與自由的內容無法辯護,這是因為北京無法否認民主體制在守護人權與自由等價值的正面意義。中國之後強調發展是人權的一部分,習近平更據此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圖在人權議題中加入「發展權」,稀釋人權的內容,並在2018年透過動員其在聯合國盟友,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通過決議,讓中方的經濟發展萬萬歲之意見,成為人權的一部分。但中國基本上還是無法抵擋人權的責難。


隨著武漢肺炎在西方越演越烈且無止歇,中國發現可以強調民主體制與中國「舉國體制」在防疫成果的差距,翻轉中國政治體制一路挨打的論述窘境。而不僅是人權論述可以因此翻轉,中國也更認為這個現象在未來象徵東風壓倒西風,現在已經不再是中國崛起,而是進入「中國說了才算」的階段。從2003年中共黨校副校長鄭必堅說中國和平崛起,到十七年後認為武漢肺炎凸顯了西方制度危機,習近平開始強調相對西方,中國現在有政治與制度優勢,自己變成了一個決定性大國,而且靠自己在十五年內可以在經濟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這個心態的轉變令人乍舌,其自信心的膨脹更是令人不寒而慄。


在中印邊境增兵、對澳洲經濟制裁、在釣魚台增加對日軍事壓力


正是沿著這樣的極度自信,拜登的勝選對中國來說是美國明瞭自身無力對中國持續採衝突姿態的修正,即便拜登不可能逆轉川普政府的抗中策略。這也證明中國有能力挺過川普的步步進逼,當美國都是這樣了,北京還有什麼好怕的呢?


中國在拜登勝選機會大增後,沒有停止在印太區域的活動,不僅對台軍事騷擾作為出現升級跡象,也在中印邊界增兵至四個陸軍重裝師的兵力對印度施壓,對澳洲的經濟制裁做為也沒有止歇跡象,即便為了懲罰澳洲反而讓自己的人民沒電受凍,在釣魚台對日本的施壓也出現升高情勢。雖然外界認為北京四處得罪周邊國家,代表的是中國的外交失敗,但北京可能不會這麼想。對中國而言,現在正好是美國與西方國家實力最虛弱的時候,當然要利用機會積極出手,以形塑新的區域環境迫使準備就任的拜登政府接受既成事實。


十一月下旬習近平恭賀拜登當選的電話,以及前副外長傅瑩投書《紐約時報》,前者提到可以重塑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後者說美中形成合作性競爭是可能的,但有幾個條件,其中之一是不可挑戰中國視為核心利益的台灣與南海。現在習近平再度提出這個封藏七年的說法,其內涵與七年前自是極為不同,習是毫不打折扣對美國外交兵臨城下。


似乎擔心拜登會老糊塗看不懂,中國還同時對日本、印度、澳洲等這些「四方安全對話」(QUAD)成員施壓,意即要拜登揚棄印太戰略,改與中國進行雙邊協調,並在台海與南海議題直接讓步,否則發生在澳洲、印度的議題可能也會在美國身上出現。反正中國已經打定主意要以內循環驅動中國的發展,與美國的降鉤(即便不是脫鉤)更是未來的趨勢,中國沒那麼要擔心的。


中國在台海議題更是積極出手展現無比自信。過去中國只是對台灣說兩岸問題不要假手第三者,應該自己來,但現在開始在一些美中或是美中台三方的會議上直接對美方人士嗆聲,主張過去的互動模式已經不再適用台海經營,要求美方必須認清現實。


日前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楊明杰更是公開提出警告,要台灣不要期待兩岸關係的外部因素,因為中國的影響力與塑造力都在加強,美國介入台海只會對台灣帶來被美國拿來當成消耗中國的戰略棋子,或是被美國拋棄,或是導致台海戰爭全面爆發。國台辦前副主任王在希日前也提出「強制性統一」的概念。


無比自信卻出現在中國國力下墜之時


可笑的是,中國的無比自信似乎出現在國力開始下墜時。中國經濟動能較十年前已銳減一半,人口老化使未富先老成為無可迴避的問題,社會爭論事件越演越烈,是非不斷。而習近平破壞菁英共識,高層的內部矛盾也正急速擴大。對外關係更多只能靠威嚇與買收,幾乎毫無軟實力可言,更遑論所謂的巧實力。


中國現在靠的是過去累積的經濟基底,以及過去十年來積極投資軍事所帶來外界認為其軍力強大的印象。中國現在更是把前途堵在高新科技上,希望透過科技做為其對內控制與對外威嚇的增量觸媒與放大器。中國雖然號稱擁有所有全世界的製造項目,但前沿科技倚靠外界,以及市場在外的兩頭在外問題依舊沒解。中國宣稱要用內需市場帶動需求,但已經出現的過多與無用產能無法被消化或是轉化,這使得內需不一定可以轉變供給的組合。


明明本身已經出現國力下墜,但認為大規模傳染病證明中國有優勢,把大規模傳染病導致短暫的治理失能視為是民主體制的根本性問題,以及中國進行彎道超車的戰略機會,中國的自信要不是出於誤判,或者是對自己的未來有疑慮,因此利用民主體制的危機趕快賭一把,與時間賽跑看能否先聲奪人讓其倒地不起。這種組合是最危險的。


美蘇冷戰在70年代曾經出現衝突透過代理人戰爭再激化的現象,即所謂冷戰2.0的發展。當時固然有葡萄牙革命與伊朗革命等外在觸媒,但蘇聯當時內部已出現問題,透過搶進戰略制高點以面對之後可能出現的戰略收縮,同時壓制可能會有二心的盟友(捷克、中國),成為當時布里茲涅夫的作為之一。現在中國的作為是像這樣子嗎?


中國有意在2027前發動台海戰爭嗎?


外界對於台海發生戰爭,以及現在兩岸出現灰色地帶衝突不斷的發展高度關注。習提到2027是解放軍建軍百年,但也剛好是習第三任期向第四任期過渡時。不管習是否要爭取第四任期,習必須在第三任期有所建樹以證明其延任的正當性,或是藉由完成巨大功績以說服內部可以續任第四任期。從這個角度看,台海緊張在未來只會持續升高。而這個升高與有無台獨主張無關,畢竟中國也說過,長期拒絕統一也可使用武力。習本人更曾不只一說過,兩岸政治分歧不能一代傳一代。積極應對這個局勢是台灣的當務之急。


拜登團隊不認同美中進入新冷戰說,但很可能這由不得美國定義,畢竟過去中國搞百年馬拉松不也一開始美國多數人不相信,但之後被迫承認嗎?如何認清現狀,華府面對的問題不是如何使美中競爭走向災難,而是要承認這是個對抗更甚於競爭的結構。隨著中國把未來十五年視為擊垮西方民主正當性與超越美國的機會,並在現在積極出手,民主國家與中國發生衝突幾乎是無法避免。我們要理解到現在進行的不是大國競爭而是體制的對決,不僅是長期的挑戰更要應對短期的危機。唯有正視對抗本身並積極投注資源以應對,不求戰不畏戰,更不擔心衝突,才能防止危機的擴大與鞏固民主。美中關係現在已經不是兩國關係,意圖迴避對抗一定會帶來危機升級,這個教訓是歷久彌新。




作者為讀錯書,入錯行,生錯時代的政治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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