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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的行事風格讓美國這次大選變得異常紛擾，但四年來川普政府對台灣的友好態度卻也贏得不少國人的心，自然也就跟著川普的選情起伏，說不定比美國選民還患得患失。有許多人戲稱，以前從來沒有把美國50州搞清楚過，但經過「選舉之夜」盯著美國地圖計算選舉人票，一個晚上就把各州的形狀與大小、地理位置、人口多寡，都弄得清清楚楚。
選後隨著川普陣營的動作，把繁複的選舉人團制度學了一遍，甚至比美國人還認真。藍州、紅州，乃至哪幾州是搖擺州，如何關鍵，連州政府的執政黨、議會生態等等細節，幾乎每個關心美國選情的國人都能朗朗上口。下次有機會遇到美國人時露一手，保證讓他們大吃一驚。以前來洛杉磯觀光的長輩希望住紐約的遠親來機場接機的老笑話，大概不會發生了。
然而這次大選所呈現的嚴重城鄉分裂，中文媒體較少討論（其實英文媒體的討論也不算多）。或許無關選舉爭議，卻是一個重要、事實上也值得美國人憂慮的現象。城鄉差距不是新問題，財富集中於都市從古帝國時代就是如此。人口密度與生產方式不同，自然造成不同的生活方式、道德觀、社交模式、人際關係、教育程度等。這些差異都是自古即存在的老問題，許多人甚至不認為這是問題，因為這毋寧是極其自然的現象。
但城鄉差距不必然造成政治上的對立。事實上拜科技與政策之賜，當代的城鄉差距不會比50年前大，更不會比戰前或19世紀時大。美國在進入80年代後，鄉下小鎮的生活未必比都市下層市民差，這可能是那個時代的台灣留學生來美後的初感受。但有趣的是，城鄉政治態度的分歧也是在80年代後候開始產生，進入21世紀後加速分裂。
打開這20年來的選舉人地圖，可清楚看到西岸與東北部的藍區，中西部與南部的紅區，壁壘分明，有如楚河漢界。雖然藍紅的界線在歷史上有過巨大變動，但如果只放在數十年的時間裡，除了少數幾個搖擺州，確實非常穩定。
然而當前的藍紅對立並不是大區域的集結，甚至不是藍州紅州之間的對立，而是每一州之內城鄉政治傾向的差距。這和南北戰爭前的情勢十分不同。1860年時，以北緯36度半的「密蘇里妥協線」為界，南北對蓄奴的態度強烈對立，進而引發對國家的想像南轅北轍，但只要同在南方，最繁榮的都市與最偏遠的農場，政治的想法沒有不同。所以當南方宣布脫離聯邦，北維吉尼亞軍團的號角一響，南方的都市人與鄉下人共赴戰場，維護南方共享的價值觀。
同樣的，上世紀50、60年代的民權運動風起雲湧，南方並不同意北方自由派的觀點，反抗之激烈更甚於今日。州長甚至以州權對抗聯邦法律，拒絕種族平權，鬧到艾森豪總統派出聯邦軍隊，解除州長軍權。如此激烈的南方觀點並無都會與鄉下之分。又如阿拉巴馬州州長George Wallace，和甘迺迪唱反調，公然與聯邦對抗，北方的自由派視他為種族主義者與法西斯，但他在南方卻能呼風喚雨數十年，1968年獨立參選總統，席捲南方五州，拿下46張選票。
其實美國史上內部的對立屢見不鮮，政情並不如我們想像的平順，而目前的藍紅對立、彼此仇視，再怎麼看也不是史上最糟，但最特別的地方是，對立不再以州為界，而是以都會的界線劃分。這不是以州為單位的選舉人地圖所能呈現的，要
由以下以郡（county）為單位的選票分布圖，方可以清楚看出城鄉政治傾向的分裂。簡單講，鄉下傾向共和黨，都市傾向民主黨。地廣人稀的大草原、山區、農村，是共和黨的天下；而民主黨勝選的郡全部出現在有大型都會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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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伊利諾州為例，它是民主黨鐵票州，雷根時代（包含老布希）之後，已連續8次總統大選投民主黨，但一出芝加哥都會，則是一片紅海。筆者所在的郡因有中型州立大學的存在，相對多元，是少數出了芝加哥都會拜登得票高於川普的郡，但環繞在四周不到半小時車程的鄰郡，川普狂勝超過40個百分點。德州則相反，它是共和黨的鐵票州，已連續11次總統大選投共和黨，但大城如休斯頓、達拉斯、聖安東尼、奧斯汀卻是拜登勝出。連最保守的猶他州也是如此，拜登拿下人口超過百萬的最大城鹽湖城，但鹽湖城緊鄰的郡，川普得票超過八成，十分誇張。至於所謂搖擺州，並不是該州中間選民較多，沒有既定的意識形態，而只是單純都市與鄉下的總人口差距不大，天平比較容易受影響搖擺。
2016、2020兩次大選雖然有不同的選舉結果，但城鄉對立的問題一次比一次嚴重。另一篇報導引述統計，2016年大選希拉蕊．柯林頓只贏得472郡，川普贏得2584 郡；2020年拜登贏得509 郡，川普則贏得2547郡。2020年大選民主黨雖然多贏了37郡，也拿回政權，但城鄉差距更為嚴重。川普在鄉下的得票率更高，卻進一步失去他在2016年勝選的少數大城，如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德州的Fort Worth、佛州的Tampa。不但前30大城川普全軍覆沒，中型城市也幾乎全部棄守。
上述的報導還附上了GDP的統計，2020年川普勝選的郡是拜登的五倍，卻只產出全國GDP的29%，不到三成。但這不代表逆轉了民主黨代表弱勢窮人而共和黨代表富人的傳統認知。另一調查顯示，收入5萬美元以下投民主黨的高出15％；5萬到10萬美元之間民主黨高出13％；10萬美元以上則是共和黨高出11％。鄉下的富豪與都市裡的大老闆，應該都還是共和黨的主要支持者，而都市的中下階級才是民主黨的大票倉。這似乎可以合理推論，當前城鄉的政治對立不盡然是貧富不均的老問題，經濟落差不是政治分裂的主因。
環境對人的影響無法否認，但與政治立場的關聯有多強？一份去年底完成、今年初發表的研究回答了這個問題。該研究以2003年到2018年蓋洛普的民調資料分析，發現自由派的信念與都市的距離成反比。共和黨員的住家平均離市中心20英里（32公里），民主黨則為12英里（19.2公里）。而一個選民會強烈支持民主黨的機率，住到鄉下後機率下降12％，但如果住進人口稠密的地區則上升11％。這個研究再度確認，環境足以改變政治立場。也就說，並不是原本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人遷往都會尋求同溫層，造成自由主義者在都會集結；而是都會的環境讓居民成為自由主義者，即使原本是保守的人。
工業化後人口由農村流向都會，單純只是因為都會有較多的工作機會，遷徙的主因仍是經濟，但都會也同時改變了人的想法。這個現象可以遠溯到小羅斯福時代，他的新政促進了南部與洛磯山區的現代化。戰後艾森豪政府大量興建州際公路網，將原本隔離的區域帶入全國的經濟活動。比起過去的鐵道小站，州際高速公路沿線的小城鎮更容易發展成都會。冷戰與詹森的「大社會」（Great Society）計畫，促使州政府將大量的經費投入州立大學，成為國際級的研究中心，吸引大量的專業人士與知識移民，讓這些新興都會呈現多元與開放的文化樣貌，與不遠處的鄉下截然不同。
適逢南方民主黨也在60年代末轉型，由保守的南方價值轉向自由主義，再加上與都會工業區的工會結合，於是從80年代開始，這些新興都會開始成為民主黨的據點，在選舉地圖上，猶如藍色蘑菇（Blue Mushroom），紛紛在傳統紅州冒出來。其實城鄉政治傾向的差異並不違反直覺，台灣與多數民主國家也有這種現象。原本這不是什麼驚人的改變，但美國幅員廣大，城鄉的距離過於遙遠，不利經驗交流，理解彼此重視不同的議題。更糟的是美國兩大政黨都想從中撈取政治利益，才造成城鄉更靠往極端的現像。
2008選舉前已有許多政治分析家注意到而提出警告，但沒有引起重視，2008的大選結果讓民主黨洋洋得意，認為已打入鄉村。2012年的選舉結果繼續誤導民主黨，但城鄉分裂問題已十分嚴重，這才導致2016的大驚奇，川普勝出，震驚民主黨。共和黨也犯了一樣的錯誤，為了複製2016的勝選，刻意操作城鄉分裂，但川普在鄉下增加的選票無法彌補在都市的差距，最後比拜登少了近700萬普選票。根據2020普查 ，83%的人口住在都會，當選舉被操作成都市與鄉下的對抗後，明顯對川普不利，川普的策略令人費解。
有趣的是，上述研究的研究者之一Andrew Reeves，在今年二月中接受訪問時美國的疫情還沒爆發，似乎認為川普篤定連任。他憂心的表示選制不利民主黨，藍色都會無法逆轉廣大的紅色偏遠農村。這點Reeves算是預測錯了，但若非中國瘟疫失守超乎想像，Reeves提出的警告倒是十分合理，他認為民主黨如果繼續向左靠，完全成為都會的進步政黨，它將失去更多的農村選票。但許多自由派顯然不做如是觀，川普2016勝選後有極大的聲量反對選舉人團制，認為這個制度在搖擺州給予人口較少的鄉下人過重的影響力。這樣的檢討等於叫鄉下人永遠別投民主黨。
共和黨的檢討也不高明，認為都市菁英敗壞了傳統道德與美國價值，有些主張甚至到了反智的地步，也等於繼續把都市票推走。不但忽略了共和黨八成的選票仍然來自都會，激化都市人口反而擴大落差，讓自己嘗到苦果。
事實上因為選局人團的設計，城鄉分裂對大選的影響未必對哪一黨絕對有利，從90年代後兩黨輪流執政可以證明這點。也正因為如此，總統級政治人物的首要任務是先顧好藍紅州的基本盤，再到搖擺州做拔河比賽，拔贏了就勝選。既是拔河比賽，就不必重組選民結構，手段出盡後，在搖擺州的都會激化選民成了效益最高的手段。照說這是民主黨的利器，但自茶黨之後，共和黨以農村的傳統價值來刺激都市選民，實在匪夷所思。
另一個放任城鄉政治對立的動機不在全國的總統大選，而在州級的選舉。城鄉政治對立與單一選區的選舉制度，鼓勵兩黨想盡辦法透過畸形選區的劃分讓自己得利，即所謂Gerrymandering，又稱「傑利蠑螈」選區，得名於早期麻州州長傑利，為了讓民主黨勝選，把選區劃得像隻蠑螈。後來共和黨發揚光大，把選區劃得奇形怪狀。雖然聯邦最高法院1985年判決違憲，但已造成個別政黨在某些州議會長期多數，例如賓州，總人口屬性偏藍，但共和黨長期是州議會多數。若採多席次、比例代表制的議會，則無此現象。
城鄉差距是多數工業化國家無法避免的現象，其實美國不是最嚴重，但這20年來，多種因素讓美國城鄉的政治對立像失控的列車，中間選民消失。美國總統大選獨特的選舉人團制是加速城鄉的對撞，還是能夠成為緩和的機制？目前許多討論仍停留在直覺的階段，有待專業的政治學家進一步分析，但前提是，美國政治人物要先看到這個問題，不是一兩次得利於這個不健康的現象就沾沾自喜。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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